■唐斯复
在手机上输入(0937)地区号，屏幕显示“甘肃嘉峪关”——好远啊！一望无际的大漠，向世界尽头延伸，这是瞬间出现在想象中的情景。“喂，哪一位？我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樊院长在电话中传来清晰的声音——距离顿时消失。从风华正茂到苍苍白发，樊锦诗穷大半生守护敦煌莫高窟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感动中国”。
最近与她联系，为了两桩事：其一，2013年4月23日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将与中国美术馆合作，主办《琉璃之人间探索——杨惠姗张毅作品联展》，阔别北京十二年（《2001国际琉璃艺术大展》曾在中华世纪坛举行），今天，到北京继续讲述艺术家杨惠姗和张毅25年琉璃故事的新篇章。我们在展览图录上规划了系列“序”，由于杨惠姗的佛像创作发扬光大了敦煌佛学艺术，很希望请樊院长写“序”，我知道对此她是有话可说的。果然，她欣然应允。仅时隔2天，她的序言文字便到了，我们感叹樊锦诗的速度和作风，以及最可宝贵的热忱。第一桩事完成得非常顺利。
其二，上海沪剧院最近创作排演的新戏《敦煌女儿》，也是取材于樊锦诗的经历。樊锦诗是从上海走出去的，作为母亲城市的上海，首选当然是自己的爱女。但樊锦诗对此并不赞成。2012年初她在电话中对上海沪剧院的同志们说：“我们这个职业没有故事可言，没什么好看的，我也不想再出什么名，别演了。”那次通话没有结论。6月份她到上海出席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得知主演是在观众中颇有号召力的茅善玉后，她不再执意反对，留下最后的要求“别演过分了，实事求是吧”，便回敦煌了。
在报上初看《敦煌女儿》试演的消息时，我十分感兴趣，因为曾数次去莫高窟，与敦煌人和敦煌事有共鸣的情感，但更关心樊院长看了《敦煌女儿》的观后感——对于这出戏的评价，当事人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当天晚上打电话到她家，她的丈夫、精神支柱、生活后盾彭金章教授告诉我：锦诗在回来的飞机上呢。樊锦诗和丈夫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同窗，毕业后一个分配在大西北莫高窟，一个则在长江边上的武汉大学安营扎寨，各有挚爱的事业，为此，夫妻分居19年。樊锦诗终日流连在令她心仪的莫高窟的洞窟中，彭教授的职务则是多向的，教书、科学研究，以及照顾两个孩子，从襁褓到长大成人。“他是天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没有他，或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对于他和孩子们，我怀着深深的歉疚。”
第二天清晨，她在电话中的第一句话：“还可以。”我明白她指的是沪剧《敦煌女儿》的试演。“剧组下了工夫，体验生活很认真，查了很多资料。戏里有莫高窟的场景，场面很大，还有飞天的舞蹈。创作有联想，有遐想，有感人之处。”最后，她补充了一句话：“演的不是我樊锦诗个人，表达的是敦煌精神！”她想通了，坦然地面对。
我读了茅善玉快递过来的剧本，还有我的老朋友陈薪伊为这个戏写的“导演阐述”。茅善玉扮演剧中的樊锦诗很合适，小巧玲珑的，很浓郁的上海气质。樊锦诗曾言，我们的职业是没什么故事的。其实她的话不确切，敦煌的事业举世瞩目，敦煌人的事迹可歌可泣。但是，搬上舞台需要提炼和发展出戏剧性的呈现因素。编剧、导演的创作远没有结束。
能聚在一起是缘分。樊锦诗在“序”中如是写道：“我和杨惠姗女士相识在20世纪末，她骑着骆驼，从海峡对岸跋涉而来。在她左右的是张毅先生，永远的陪伴人与合作者。他们在台湾电影界地位显赫，我虽没有看过她演的电影，但是，看杨惠姗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如饥似渴地、虔诚地学习，我断定，她一定是个敬业的艺术家。杨惠姗在敦煌莫高窟第3窟，看到一幅精美的元代壁画‘千手千眼观音’，当场发誓：我要按照我的方式再塑一尊千手千眼观音造像！我以豪情回应艺术家：好，那就是敦煌的第493窟（敦煌南北两区洞窟累计492窟）!”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是被称为敦煌第493窟的“千眼千手千悲智”观音造像。我邀请陈薪伊来感受敦煌第3号洞窟从残破元代壁画重生的壮丽，以及琉璃艺术家创作的艰辛。坐在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午后的阳光下，陈导演还沉浸在欣赏杨惠姗作品的兴奋之中。她第一次来，赞不绝口：“这里是我今后会常光顾的地方，带学生来欣赏、学习。杨惠姗和张毅是天才，他们是绝配，何时来上海，想见见他们。”我们的谈话从展厅的佛造像谈到敦煌石窟，又从樊锦诗，谈到杨惠姗，思考《敦煌女儿》的修改方案……
要我说，因为佛祖和飞天，因为莫高窟的关系，让这样一群优秀的文化人得以携手合作，这才是绝配呢。
2013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