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从小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终生忧道而不忧贫。即便在当穷学生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要为个人谋求发家致富。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了他青年时期的一桩佚事：一天，范仲淹到庙里求神问卦。他抽了一支签，祷告说：“我将来能做宰相吗？”神通过卦相表示不能。他又祷告说：“那么我能做个好的医生吗？”回答还是不能。范仲淹叹口气说：“两样都不能，我将来如何实现平生之志呢！”别人对此都感到很奇怪，就问他：“男子汉大丈夫，立志想做宰相，可以理解；可是，你怎么又想做个医生呢？志向是不是小了点儿？”范仲淹叹口气说：“我在乎的哪里是这个！我立志向学，当然希望将来得遇明主，报效国家。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莫过于做宰相；既然做不了宰相，能以自己的所学惠及百姓的，莫过于做医生。倘能做个好医生，上可以疗治君王和父母的疾病，下可以救治天下苍生，中可以教人保健养生，益寿延年。身处底层而能救人利物、为老百姓解除疾苦的，还有比当医生更好的职业吗？”
从此，中国历史上便有了两句励志名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中国古代，不仅官贵民贱，职业也被分为贵贱不同等级：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而医生则被排在四民之外，往往与巫连在一起，合称巫医，又将医、卜（算卦的）、星（占星的）、相（相面的）并列，一向为社会所轻。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名篇《师说》中，也是“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如何如何。
古代士人学习的是儒家经典，讲求的是修、齐、治、平，从修身养性做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仲淹说：“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其实他这是在发挥孟子的话，意思是说：我若当政，倘若有人未能得到实惠反而受到损害，那就等于是我把他推到沟壑之中；我就应当检讨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偏差，并且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便是儒家“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最高境界。
然而，古代士人的就业门路是很窄的。说是读书做官，其实能做上官的毕竟是少数。做不上官怎么办？除了一部分人恪守儒道，继续修身齐家、过他的耕读生活之外，多数人还有两种职业选择：一是当先生，设馆授徒或受聘私塾，教书育人，继续传承儒家薪火；其二便是当医生，悬壶济世，走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路。从范仲淹后来精通医术来看，想必当初他也曾做过两手准备。
治国与医人，道理相通。范仲淹所推行的庆历新政，其实就是他为治国而开出的一剂理想药方。虽然他的治国主张从总体上说归于失败，但他所开创的医药专科教育体制，却成为中国医学教育制度的滥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古代医圣张仲景为榜样，做官不忘行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仅见于他本人文字记载的，就有不少这类事例。比如他的好友尹洙生病，他亲手配制花蛇散，连同药方和服法一并寄去；其兄长范仲温等人生病，他不仅寄送药物，还一再叮嘱如何调养；听说苏州瘟疫流行，他赶快写信告知各界，“用术入井中浸之，可以辟瘟”，并要家人广为宣传，如此等等。他一生身体力行，堪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典范。这一喻世名言，使做官和行医在儒家思想的最高层面上实现了完美统一：做官，就应施行仁政；行医，就应施行仁术。范仲淹的榜样，不仅极大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而且鼓励了一批立志经世济民的读书人。——须知正是自范仲淹以后，良医始被尊为儒医，医术亦被称为仁术，精于此道而终成一代名医者，从此灿若繁星。
人世间的灾难，莫过于疾病。中华民族能够繁衍至今，儒家传统影响至深，而医生的功德亦不可估量。“但得世间人少病，何妨架上药生尘”。一批批儒医以推己及人、舍己救人的理念和胸怀，把儒家的仁爱思想推到了极致。直到近代中国，不少志士仁人志在救民于水火，也是从学医开始，诸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等。更多人则是选定这一职业，终生未再脱离，而儒与医的完美结合，最终造就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