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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与客家话，是广东境内最重要的两种方言，因为这两种方言的中心与主要分布地域都在广东，而且关系最为密切。据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对基本词汇的统计﹐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语跟客家话的基本词汇最相似。本文将粤语与客家话进行对照，分析其关系及异同。 一、从汉民族共同语的演变谈起 中国是个幅员广阔、民族民系众多的大国，“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历代皇朝为了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都制定本朝的“官话”（官方语言），并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使之成为共同语。音韵学家郑张尚芳指出：“‘官话’就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是教学读书唱诵用语。先秦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才叫官话。” 雅言形成于西周，以其国都王畿一带的“夏语”为基础。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雅言成为各诸侯国之间往来的官方语言，如果官员不会说或者说不好雅言，出使时就必须带会讲标准雅言的“象胥”（翻译）。《论语》说：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雅言也就逐步成为儒家学说的载体，随着儒学的传播而推广，成为社会各界交际的共同语。 秦灭六国之后，“焚书坑儒”，作为儒家学说载体的雅言也就失去了共同语的地位。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雅言的地位才得以恢复。 东晋至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隋书》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后魏统治者是鲜卑人，这里的“夷语”就是鲜卑语，它后来逐渐融入中原汉语，中原汉语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大批士人南迁，将雅言传播于金陵（南京）一带，称为“士音”。隋初，一批学者经过讨论，由陆法言执笔，根据南方士大夫颜之推、萧该所承用雅言、书音，折衷南北的异同，编著成音韵学著作《切韵》。音韵学家周祖谟指出：“切韵的音系是严整的，是有实际的雅言和字书的音读做依据的。”与两汉雅言相比较，除“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已经消失之外，两汉雅言的其他特点，包括严格区分尖团音，有一整套全浊音声母，有唇、舌、牙三个部位的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等，都完整保存。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语言对中原一带的汉语带来新一轮的冲击。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其官方语言以开封至洛阳一带的语音为标准，称为“正音”。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官方用语依然是中原正音。与雅言相比较，正音的最大变化是：全浊声母清化，塞音韵尾归并和弱化。 1279年，南宋与蒙古军队在广东新会崖门海域展开最后的决战，南宋全军覆没。古诗云：“崖山之后无中华”，也就不再有汉民族共同语。直至明初，乐韶凤等修《洪武正韵》，才将当时首都建康（南京）市民中通行的“官话”定为官方用语。明成祖迁都北京，大批江淮人北移，官话随之而传到北方地区。清朝，北京官话成为官方用语。雍正年间，为了推广北京官话，在粤闽等地设立“正音馆”，正音教师多系驻防旗人，这一事实表明，当时的北京官话已经加入许多满语因素，成为满汉的共同语。与正音相比较，它的特点是：尖团音不分，塞音韵尾全部失落，入声变为平、上、去声，鼻音韵尾-m并入-n，出现翘舌声母和儿化韵，同音字大量增多，单音节词大量减少。民国时期的国语，今天的普通话，保持着北京官话的基本特点，而跟古代的雅言及正音差异很大。 二、“方言足证中原韵” 作为早期汉民族共同语的雅言和正音，其音系在今天中原一带已不复存在，但从全国各大方言来看却并没有消失，它们的大量因素保存于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正如晚清广东诗人黄遵宪所言：“方言足证中原韵”。 粤语保存着雅言的大量因素，有其历史原因。粤语形成的汉代，儒家学说处于“独尊”地位；而粤语的形成地广信（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正是当时的岭南首府和儒家经学中心。从中原迁徙至此的士人传播儒家经学，便传播了雅言；没有文字的百越土著在接受儒家经学时，也就接受了雅言，雅言逐步成为汉族移民和百越土著的交际语言。而百越土著在转操雅言时，必然将他们语音、语序等方面的习惯带到雅言中来，同时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这样就形成一种具有百越语的色彩的雅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六朝期间，中原战乱，进入岭南的汉族移民激增，不少中原望族举家南迁，落脚于百越聚居之地，以儒家礼仪之道教化团结当地土著民众，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成为威震一方的土著首领。随着儒家礼仪文化的传播，粤语也就逐步在西江流域和两广交界地区通行，并形成自己的音系特征与分布格局。与此同时，中原一带的雅言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到唐朝安史之乱后便逐渐消失。而粤语没有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因此保存着古代雅言音系的主要特点。 客家话则保存着正音的大量因素。客家先民也是中原移民，但他们迁徙的时代、线路与方式跟广府先民有所不同。广府先民南迁始于两汉盛世，且一次到位，正如罗香林所述：“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客家先民南迁虽然始于西晋永嘉之乱，但他们大部分先落脚于颖、淮、汝、汉诸水间，也有部分远达鄱阳湖平原甚至进入粤东北，例如刘宋史学士程旼，举家从义阳郡（今河南灵宝）迁至粤东北，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广东客家先贤，南齐以其姓在此新置程乡县。在唐末及北宋末年中原两次战乱中，客家先民继续南迁，几经辗转，汇集于当时比较平静的赣闽边界地区，以宁化石壁村为中心生息繁衍。南宋末年，元军攻破临安，文天祥在赣闽边界集聚力量，继续抗元，大批客家人投身战场。宋亡后，他们为免遭元兵血洗而移至粤东北山区，以梅州为大本营。此后，中原汉语因满蒙语的成分加入而发生裂变，客家人清楚地知道这种裂变，因而牢记“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格言，始终不渝地固守祖宗传入的正音，拒绝接受带有满蒙语言色彩的官话同化。 词汇是语言中反映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要素。粤语与客家话都脱胎于古代汉民族共同语，因而基本词汇比较相似，尤其是所保存的古汉语词比较一致，例如“佢”（他）、“著”（穿）、“颈”（脖子）、“面”（脸）、“翼”（翅膀）、“屋”（房子）、“几多”（多少）、“旧时”（过去）等，都通用于粤语与客家话。然而，由于它们通行于不同地理环境，因此其中的一般词汇则有着不同的特色。客家人自称“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定居于山区，注重保持母语的纯洁，因而客家话的词汇系统相对比较单纯，吸收其他语言和方言的词语较少。粤语通行于珠江三角洲及粤西、桂东的沿海沿江地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古百越语及外来语言的因素，因而其词汇系统凸显多元化的特色，本地与外来交汇，传统与流行交融。其中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之多，在各大方言中首屈一指。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来词语和流行词语风靡全国，成为粤语的标志之一。 三、互相交错、互相兼容的分布格局 粤语与客家话有着不同的分布特点和扩展方式。粤语沿江分布，其扩展呈现推进式；客家话沿山分布，其扩展呈现散发式。因此，随着使用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两种方言在分布上便出现相互交错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笔者参与《广东省志?方言志》的编撰工作，负责《概述》部分，为此对全省方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粤语与客家话交错分布的区域遍及全省有40多个市县。其中清新、佛冈等县，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广府村”和“客家村”。粤语与客家话在分布上不仅互相交错，而且随着时代变迁而互相更替。例如南雄珠玑巷本是广府民系的“祖宗故居”，元朝之后，那里的原住民大部分迁往珠江三角洲，赣南的客家人随即进入，这一带也就变成客家方言区；封开古属广信，是粤语发祥地和早期中心，及至明清之交，客家人不断向西迁移，因而在该县的平凤、江川、渔涝、七星等镇出现大小不等的客家方言岛；珠江三角洲自唐朝以来一直是粤语的中心区，清朝康熙颁布“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此令解除之后，一些客家人便来到曾经坚壁清野的南海之滨，于是在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江门乃至广州、香港都出现新的客家方言区以及星罗棋布的客家方言岛。进入近代，珠三角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粤语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势，这一带的客家方言区又逐步演变为“客粤双方言区”，内部生活使用客家话，对外交际则使用粤语。随着粤语的不断推进，这种“客粤双方言区”从珠三角一直延伸至北江、东江流域及粤西山区许多城镇，成为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互相兼容的见证。 毋须讳言，广府与客家两大民系也有过冲突。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四邑地区就发生过一次“土客械斗”。这里的“土民”即广府人，他们多数在宋元时期从珠玑巷一带迁来，与原住民融合，他们的方言也融入这里的粤语而形成一种新的次方言——四邑话。客家人则是清朝康熙“迁界令”解除后进入的，他们以宗族为单位聚居，形成许多“客村”，大部分佃种土民的田地。咸丰四年（1854年）爆发洪兵起义，官府发动当地士绅招募客家佃农对付洪兵，于是出现了多支“客勇”。这些“客勇”对土民素有积怨，趁机报复，“佯托官军，诬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土民不堪其害，群起“逐客”，从而引起械斗。洪兵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官府转而清剿“客匪”。直至同治六年（1867年），这场历时十余年的土客械斗才告结束。民国《赤溪县志》记载这场械斗时称：“只因方言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两败俱伤。”显然不合事实。回首千年，广府人与客家人共处于岭南这片土地，固守各自的母语，但从来没有要求他人放弃自己的方言。虽然出现过“土客械斗”这样令人遗憾的事件，而两种方言互相交错、互相兼容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正因为珠江文化由多个民族、多个民系文化构成，具有多元兼容的鲜明特征，所以保持着历久常新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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