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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华鹏: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

 人比九月黄花 2013-04-28

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

   ——以迟子建中篇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为例

 

                                                           石华鹏

 

如果从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算起,现代小说的历史已经有将近五百年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五百年的小说之树,足以长成一片广袤的森林。

事实也是如此,一代代小说家辛勤劳作,为小说之林添枝加叶,这片森林得以葱郁繁茂,滋润着读者的心灵家园。据说,世界各国在各自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优秀小说共有十万余部(篇)——我觉得这一数字实在是太保守;再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文库”显示,作为世界经典小说进入我国读者视野的外国长篇小说就达150余部。

另一个事实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小说森林里,有些小说之树日渐茁壮,而有些正在枯萎死去。这不是令人沮丧的事实,相反,这是一种小说的生态平衡,小说作为一种揭示人类内心秘密和记录社会变迁的艺术,这种枯萎,是真小说对伪小说的胜利,是真艺术对伪艺术的胜利。

由此,我想到了我前段时间读过的迟子建的最新中篇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载《收获》2012年第1期)。我知道,以迟子建现在的名声,《别雅山谷的父子》一定会招来很多的赞誉,选刊也会紧跟其上,及时选载出来——现在选刊选稿的原则似乎是名字比作品重要——但我以为,这篇小说是小说之林中,一棵刚诞生便已在枯萎的小说之树。

我是一个编辑,以读小说为职业——我热爱这一职业,它与我的爱好合二为一,但现在看来这一职业的前景岌岌可危——见多识广吧,不出五页,我能作出基本判断,这个小说是出色还是平庸。当我读《别雅山谷的父子》读到第五页时,我决定放弃,因为稍显啰嗦的叙述、没有阅读吸引力的故事和人物,以及透着作者“设计意识”的行文腔调,已经充斥于小说中,而看不到小说与众不同的努力和野心,我知道这个小说在结束的那一刻,会变成一篇“四平八稳”“无懈可击”的作品,因为它太像一篇小说了,而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读者,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东西,如果继续读下去将不会带给我任何阅读刺激。

可是,就在我打算合上小说的一刹那,我的想法改变了,阅读的收获不仅在于享受好小说的好处,还要懂得坏小说是如何坏去的,既可警告自己也可提醒别人:小说之林里可不欢迎这样的东西。硬着头皮终于读完了,它印证了我的感觉——《别雅山谷的父子》不是一部出色的小说,甚至称得上平庸,匠气十足。

再读两遍之后,一些停留在意识里的判断逐渐浮出水面,成为远方群山似的历历可数的答案,回答了小说森林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

答曰:

第一,有故事但故事缺少吸引力。

作者为《别雅山谷的父子》设计了一个好的故事框架:上部写父亲讲他给鄂伦春人放电影的故事,中部空白,不着一字,下部写弟弟讲述鄂伦春人拍电影的故事;父子二人讲述的故事里,是关于鄂伦春人一对父子的故事。

两对父子,两种生活世界,两种精神世界;每对父子之间,又各是两个世界。应该说,这个故事拥有了一个质地和空间都非常好的框架,但是当这个框架被叙述、对话、事件等丰富的小说细节“填充”起来时,问题来了——它无法吸引我读下去,或者说兴味盎然地读下去。小说中提供的两个鄂伦春人的故事,比如喝酒、斗熊、狩猎、打日本、神奇的狍子、银幕被枪打个洞,或者葛一枪的儿子奇克图的“答非所问”和演电影前的紧张,以及那颗射向苏联人的真子弹等等,这些情节和信息不能说不丰富,也不能说不传奇,叙述也娴熟老到,但它就是缺少一种牵引着读者往下走的阅读吸引力。我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导致了读不下去:其一,这些情节和信息并不新鲜,咱们大多听说过,没有超越我们的认知智慧,有“空转”的嫌疑;其二,作者很急切,想要在这个故事中告诉我们鄂伦春人的所有与众不同的原始的风俗习惯,欲速则不达,结果没有征服读者;其三,作者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故意让听故事的人打断讲述,其实是为一个本来有水分的故事,添加更多的水分,我不认为这种打断可以传达故事之外的更多信息,而是相反,它阻碍读者的进入。

一句话,这个小说是为讲故事而硬讲故事,我总是无法进入到故事里边去,去分享鄂伦春人的神秘和孤独,所以它的阅读吸引力成为一个问题。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感觉到迟子建在写这个小说时的犹豫、生硬,没有了她以往小说的流畅、自然、沉入,我以为,小说缺少一个真正的推动小说前行的内在叙述动力,当这一动力缺失时,只有由作者行使她“粗暴”的叙述权力了,这样的后果便是“读不下去”。读完这个小说之后,我去百度搜索“鄂伦春人”,结果小说叙述的内容基本没有跳出“百度百科”关于“鄂伦春人”的介绍。

小说的吸引力不够也就是小说的说服力不够——小说的说服力,是秘鲁作家略萨的“发明”,一个多好的词语,略萨说,“优秀的小说、伟大的小说似乎不是给我们讲述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用它们具有的说服力让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如果用这个观点来分析《别雅山谷的父子》的话,它的说服力不够,只能说明这个故事是小说家迟子建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读者的故事;或者说这个故事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推动,而是小说家自己在推动。

其实,有故事但故事缺少吸引力,是当下很多小说的通病。自从发现福斯特说了“小说就是故事”之后,很多蹩脚的小说家就像找到了尚方宝剑,开始有恃无恐地捏造一些恶俗的低智商的散漫的故事当作小说到处发表,其实,福斯特理解的故事是一些包涵了其他一些东西的故事,比如“悦耳的旋律,或者对真理的领悟”等进入神性空间的东西。一则故事作为要素进入小说,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具有说服力,故事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动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它所展示出来有关人、事、物的本质的真实才能说服聪明的读者,才能真正显示小说的自由。

左拉喜欢写一些“胡诌的、似乎不会真正发生的有趣故事”,卡尔维诺喜欢写一些“具有童话气质”的故事,西蒙喜欢“冒犯生活,从生活的褶皱间”发现故事……而我们为什么只写不超过读者智商的故事,只写靠作者“命令”推进的故事,只写有序不乱的故事,只写中规中矩的故事,只写没有吸引力没有说服力的故事……

第二,有人物但人物没有生命力。

有人说,在短、中、长篇小说中,中篇小说最难写:在不长的篇幅里,既要有故事,人物又要“立”起来,而且叙述还要节制。此话有一定道理,一个出色的中篇,要写出一个相对集中的好故事吸引读者,写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说服读者,的确难,但难是一种挑战,一种魅力,我们很多小说不是回避难度而一文不名吗?

读完《别雅山谷的父子》,我仰头闭目,我想理一理,有哪些人物还“活”在我的脑海里,但是很遗憾,小说里那么多人物,大多数面目模糊,没有一个活生生地“立”在我面前。小说里人物还真不少,有我、姐姐、弟弟、父母,还有我的女儿米米、鄂伦春人葛一枪、葛一枪的儿子奇克图,还有一笔带过的我的丈夫、弟弟的摄影同伴、导演等人就不提了,反复出现或者说重点人物有八个。八个人物可分为两类:现实中的人和故事中的人,非鄂伦春人和鄂伦春人。可以看出,鄂伦春父子是小说的重点人物,作者试图通过他们写出鄂伦春人的原始而神秘的生活,但是作者并没有着力去“写透”他们,而是将大量的笔墨花在了讲述者一家身上,似乎在有意强调“现代人”这个么个群体的存在,那么,作者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只塑造给我们两个群体的模糊形象,而非“个体”,在上部和下部的讲述中,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魔力和变化的存在。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别雅山谷的父子》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而非“人物”的小说。

事实上,小说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因人物众多,叙述散漫,顾此失彼,一个人物也没有“站立”起来,个体“立”不起来,人物群像也便无法“立”起来,而关于“小说是对时间的表述”的感觉,也变得虚无。进而,因小说失却了人物形象,没有了人物内心作为小说推动力,小说的说服力、生命力也就大打折扣了。

小说没有塑造人物形象,已经是当代小说一个老话题了。其实,每个小说都是有人物的,只是这些人物因神散形乱而变得没有生命。这是小说之树枯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说中的人物有没有生命力,具体表现为: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在小说中自由地走来走去,有没有自己的气味,有没有自己的脾气。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人物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作者如果不充分尊重人物的个性,费再多的口舌,也不能为人物还过魂来。法国一个小说家叫弗·莫里亚克曾经分析过这种情况,他说,在写作过程中,我多次发现,对某个主要主人公,进行了长期的酝酿,连对他的一切细节都考虑成熟,从而他就顺从地进入我的计划,但他却是死的,顺从得像一具尸体。而相反,某个我并没有着意刻画的人物却自己挤到了前列。莫里亚克用亲身感受告诉我们,人物顺从作者的意图人物必将死去。

如何让人物“活”起来?很多前辈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遗产,沈从文先生说,贴着人物去写。鲁迅先生说,所写的事迹……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模特儿也一样,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像《别雅山谷的父子》这样的小说,问题出在作者对人物控制得太紧,作者加在人物身上的意图太功利,其实,让人物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他就活了。

第三,有细节但细节缺乏想象力。

小说的力量大多数时候是通过细节展示出来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提起曾经阅读过的一部小说时,人物、情节或许都已淡忘,但某一个细节像刻在石头上一样刻在我们脑海里。豆腐西施杨二嫂那圆规似的姿势、方鸿渐遭唐小姐拒绝后雨中那一绝望的转身、格里高早晨起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回味细节,是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带给我们的享受。

细节引诱我们去想象,台湾作家张大春说,作者提供了某个细节,读者才有了想象的方向,他认为,细节显示了想象的两个层次,其一是透过文本“还原/重塑”世界的能力,其二是“解释”那个经由“还原/重塑”出来的世界的能力。讲得很有道理,细节为小说提供了一座由物质现实向精神现实过渡的桥梁,换句话说,细节是小说的一对翅膀,可以让小说飞起来。但有一个前提,细节本身必须具有想象力,可以称为细节想象力。

何为细节想象力?新发现的、独创的、有张力的情节或者信息。

细节想象力作为剥视生活,剥视人性的手段,必须在生活结束的地方施展拳脚,我们所写的如果都是读者能一眼识破的、没有纵深感的生活细节,就很难拨动读者的神经末梢。思维的洞察力,生活的感受力,文字的控制力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作家的必备素质,李师江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叫“鹰的眼光、猪的胃口、狗的鼻子”,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很多不思进取的老派作家经常忘了小说自身的魅力,将浅薄的俗见当细节在小说中大势铺陈。

《别雅山谷的父子》中有这样两个细节,一个在上部:“影片中的小姑娘救下当年的连长,划船送连长脱离险境时,遭到日本鬼子的追击!这下好,葛一枪当真了,他扔下酒囊,抓起脚前的枪,对着银幕上的鬼子就是一枪!”一个在下部:“马逼近了坟圈子,按照剧情,奇克图从肩上取下枪,举起来,朝士兵射击。可是意外发生了,奇克图扣动扳机的一瞬,枪声响了,是真的枪声。”

前一个细节是看电影时,把电影当成了真事儿;后一个是演电影时,假戏当了真戏演。老实说,看到这两个细节时,我不由得在心里笑了起来,这些情节不是“妇孺皆知”的吗,早已在电影和传言中“上演”过了,怎么今天又发生在鄂伦春人身上了呢?我不是说鄂伦春人身上不能发生这种事儿,如果发生,这里边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巧合,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么是作者的想象力有限,让这两个细节“炒了冷饭”。

排除鄂伦春人神奇略带荒诞的经历,比如带有神性的狍子、以及答非所问的“哲学”话语以外,看电影与演电影的这两个细节是小说“挑大梁”的细节,这两个细节是想告诉我们鄂伦春人的神秘——分不清现实和幻想,分不清自己的生活和电影中的生活,但遗憾的是,这两个细节并不是新发现的、独创的、有张力的细节,迟子建的细节想象力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

的确,小说家在一个关键细节面前的所作所为——回避?随俗?还是创造?——能充分显示一个小说家是否追求出色或者甘愿平庸来。面对那些甘愿平庸的小说家,我们也无法在细节想象力方面提出苛刻的要求了,只求他们对读者的误导少些罢了。

第四,小说太像小说了。

小说读家李昌鹏说了一句我很赞成的话,他说,“老的旧的作家,作品可能更加无懈可击,他们的小说很少有不像小说的……它们多是作出来的。”如果说《别雅山谷的父子》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它太像一篇小说了。

从小说的结构,到相互呼应的细节,到小说的人物,一切都设置得滴水不漏,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控中,太像小说了。

小说太像小说,有什么不好吗?还真不好。这意味着写小说有可能成为一个匠活,就像木匠打的每一把椅子,都太像一把椅子;这意味着小说观念有可能模式化,对生活的发现成为泡影;这意味着小说可能会把复杂的人物和事件变得简单,成为现实的肤浅注解;这意味着小说这一自由的文体会日渐变得僵化,缺少创造力,而枯萎下来。

迟子建的《别雅山谷的父子》除了前面提到的结构、细节、人物等方面“设计”的痕迹过重,太有“小说味道”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小说题旨也有很浓的“小说味道”,显得有些虚矫。我感觉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比如摔破主席像的荒诞、“我”的夫妻关系的冷淡、故事对自闭症孩子的治疗,以及鄂伦春人的传奇与神秘等等,作者运用很多“小桥段”,希望把读者引导到这些上面来,但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显得混乱而不深入,作者的“意志”代替了小说自身的生长。

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拿到一本文学杂志读完所有小说后,要考一下自己,看能否明确地概括出每篇小说的题旨或者意义来?结果,只要你愿意,无论好的小说差的小说,都能阐释出个题旨或者意义来(而且宏大无比)——作者叙述了什么什么现实?内容?表达了什么什么思想?情感?哲理?我就纳闷了,难道小说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读出个题旨或者意义来吗?

我并不否认小说题旨或者意义的存在,也不否认小说向此方向努力的成果,但有一个问题,如果小说或者小说家局限在题旨或者意义的框架里,为了题旨或者意义去“虚构”生活“虚构”人物,小说势必走向虚矫的尴尬的境地。我们把小说当传递某种情感、思想、观念的工具已经太久了,早该同此割断了。

我们别忘了:小说最初只是一棵稗草,很野,很自由,生长在湿泥和粗砾上;小说是对世界的一种隐喻表达,不是现实的索引图;小说是借助词语唤起我们想象的叙述;小说是恢复生命感觉力和活力的智慧游戏……

我们也别忘了:每一个时代的大师的出现,都是对小说这一概念边界的突破,用全新的作品来定义“小说”,都是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的。

 

由《别雅山谷的父子》想到的这几点,是我们当下小说的病症,如果我们尽力去避免它们,小说之树便不会枯萎了。

其实,迟子建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她写出过非常出色的小说,她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形成了自己表达风格和具有悲悯意识的小说家,但是,这篇《别雅山谷的父子》我实在不敢恭维。

没错,一个小说家可能写出出色的小说的同时,也可能写出糟糕的小说,我只是希望这种糟糕,不要像踩在西瓜皮上的脚,一路滑下去。这也是我对这篇小说挑剔的原因,如果这个小说不是出自迟子建,而是张子建李子建之手,我是不会说出我的批评的,因为一个已经卓有成就的小说家,只是沿着自己的模式去“制作”一篇篇“很少有不像小说的”小说的话,那太没有意思了,这样的小说,在小说森林里是很难成长成参天大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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