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越多不一定越不反动”字号：T|T 可能这句话读起来有点别扭，所以笔者特意加了引号。其实这是仿照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句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句“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来。就本人在学术界混迹多年的眼见为例，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微妙。一言以蔽之，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思想灵魂或说终极关怀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必要内存。换句话说，缺乏人文性的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不配其称。进而言之，只有那些具有人文关怀或说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下，当我们已经由“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知识越多越进步”的当下，需要提醒国人的是：知识内存的多寡与具有正义、高尚、独立之气节的人文性不一定成正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状态下，也许会事与愿违。 我们知道，中国向来有道德文章的说法，人品与学品有着天然的暧昧关系，加上自古以来就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所以才子可以“一好遮百丑”，尽管细行不检，酸气十足，但仍够能以秀才的文字获得阵阵喝彩和掌声。 人品与学品难以分开的情形在中国较为特殊，国外向来有“有才无德”的培根、“学高德浅”的卢梭之说法，而中国所说的人才其实将为人与为才合二为一了。即使“伟大人物具有不伟大的一面”，那也被历史遗忘，作为潇洒风雅的韵事封存了。于是，我们在才气和德性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这中国特色的“胜者通吃”逻辑为秀才们走向“通途”作了足够的铺垫，“文章千古事”自然也就成为书生的座右铭。试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才子谁不尊重，而且有“优则仕”的背景支撑，即使当下不仕还有“候补”的机会等着呢，所以谁不愿意与才子为伍。为圣人讳、为贤者讳更是中国尊重个人，准确地说是某些个人——隐私的特有传统了。 久而久之，才气越旺，人品越高；学问愈深，道德愈宽。 近代西方思想资源的舶来，让中国人了解了以民主、科学为中心的自由、个性、独立、博爱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关键词。如果这些被中国人习惯于称为“学问”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属于“新知”，成为衡量现代读书人——知识分子之价值尺度的话，那么传统知识（学问）与新知识（学问）的高下问题就又成了问题。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你接受了哪一种知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管新不新、旧不旧），换句话说，不在于你从事哪一门学问（无论是研究中国元典还是西方新学），只要你独成体系、一家之言、自圆其说，都不失为一种走近历史、诠释世界、寻求意义的认识方式。要紧的是在这些知识的接受、理解和传播上，你个人的学术见解是在怎样一种格调上进行的。 格调就是品位，品位也即人文品格。尤其是对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寻求意义的根本还在于有没有自我独立的品格、正义的思想诉求、终极的人文关怀。我们不乏著作等身的教授，也不乏学富五车的教授，图书馆里的成果更是汗牛充栋，但其精神资源的匮乏却流布在了白纸黑字上。毕竟，教授、学者、研究院院士和其他技术工匠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拥有某一方面知识或技术的职业“白领”。如果硬要分出知识分子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农夫、工匠的不同，那不过是精神产品和物质文化的区别而已。在这一意义上，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在自己“知识”或说“学问”平台上升华出独具一格的批判精神、自由意识、担当情怀，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知识的载体、学问的持有者，更不能混同于“搬运工”和“二传手”，否则，教授、专家、学者也只能流为头衔光彩、格调平庸甚至低下的文人。“教书匠”、“书呆子”、“书袋子”就是这类文人的别号。试想，一个在讲台上重复了一辈子自己都能背下来甚至是不愿意听的废话的教师和在街头一天到晚重复一个动作的钉鞋匠究竟有多大区别？我们不是说工作为了糊口这样的初衷有什么错误。对于美其名曰自称知识分子的文人来说，至少要对得起这个称号。这个称号远比教授职称、研究员资格、学者名分沉重得多。缺乏人文品格的知识富有者至多是个文人或说文化人，难以与具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伍，也还不配！ “百家讲坛”上的学者和教授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夸夸其谈，更可以肆意漫谈，但谈谈的背后除却声名鹊起和文字畅销外，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则是：他们不属于知识分子，顶多是学有所长的文人，有些还可以称作御用文人，起码所作为“托儿”吧：要么是舆论的托儿，要么是money的托儿。媒体这个“所”里发出的声音非常不确定，随意如浮萍，让人感到“像雨像雾又像风”，“他们”的声音如同流行歌曲一样时髦。每个人的观点又在不停地翻新，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这新“三讲”远比老“三讲”深入人心，几乎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境界。套用我们熟悉的文艺理论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话，今天我们的历史“研究”可谓“有一千个学者就有一千本历史典型”。在这“三讲”中，我们可以一个例子说明知识载体与知识分子，或说学问多少与人文品格的不搭界。王立群讲“史记”，对正直之士（在今天就是知识分子）的仗义执言、光明磊落、不畏权势，一口一个“傻”、“笨”、“憨”相贬，而对于那些指鹿为马、见风使舵、混淆黑白的奸佞小人则以聪明、智慧、灵活相叹，这样的叙述和演讲怎能不使人怀疑其学术品格呢？对那些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感情动机的解说完全以自我心态去解构，而且不合常理，这样的创新不但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让人感到其人文品位很低！ 如上所述，我们所说的人文品格就是一种超越文人学术的人文精神。简单地说就是：批判精神、自由意识、担当情怀。人文精神重在人文关怀，一旦失去人文关怀，那些追逐名利的文人无论其学养有多么深厚、知识有多么厚重，都可能在顷刻间斯文扫地甚至沦落为丧失人格的御用工具。远的不说，单单近代大学问家的例子就足以支撑我们的论点。刘师培，一个学富五车的清末举人，在革命阵营中纵横捭阖，以其深厚的学养奋笔疾书、传播新学，而且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居，但在辛亥革命中投奔清廷端方，最后还成为袁世凯的劝进者，这多少为“秀才”们的脸上抹了黑。最为典型的还是那位在庄子研究上自成一体的学人王闿运。王闿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大学问家，他的著作也可以用“等身”来形容。撇开其文化保守不说，作为大师的他单就在袁世凯称帝时的“讨价还价”就足以令其臭名昭著，更遑论人文精神！当袁世凯邀他作劝进之举时，王自己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慷慨答应，并且致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么到手的十五万元，派出自己的相好死皮赖脸地“邀功”。袁世凯在声讨与失败的困境无奈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看来，学问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存在，而人文精神的底线则要靠自我把握。王闿运的学问反倒成了他成为劣绅、文痞的天然条件。学问（知识）越多，权威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为政权贴金的符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缺乏人文气质和思想灵魂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被“知识的不确定性”所“确定”。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偶然的，譬如章太炎就因袁世凯爱惜“读书种子”，而袁“我不愿太炎为祢衡”（秦燕春：《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书屋》2008年第2期），但这毕竟是和章太炎闻名遐迩的独立人格与正义气节紧密相连。中国人所说的“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即是这个意思。 看来，学问的深浅与人文关怀不但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一不留神还很可能比一般人走得更远。原来，如同科学这一理性思维的结果一样，它不过是一种工具，既可以为正义服务，也可以为邪恶效力。理性具有两面性，人文科学的学问也不例外。 何以如此？我们可以借助沃勒斯坦的书名来为之释疑：“知识的不确定性”。在这本专著里，作者重点述说的是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但在笔者看来，它更适合于人文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的作者将“社会科学”看成是“一个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逐渐地带的、彻底分化成‘两种文化’的知识领域”。这样，对于本文的论证来说则更有利，毕竟，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从事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而人文品格也就是具有承担意识和社会担待、拥有思想品格、批判精神的自由情怀之独立学者。如果说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之“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科学的最终发展不是简单化，而是对复杂性的阐释”，那么，人文学科则更是最不确定性的混沌知识。也许，这样说会使人文学者沮丧不已，但近三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已经残酷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知识系统的危机一次又一次证明了知识，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的确是并且永远是不确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他特有的主观因子。这里“善”与“美”的判断很难与“真”统一，学科自身的局限性给知识分子的分化、流变以及蜕变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他们可以进退自如，也在价值追问上进退维谷。这也正是知识或说学问与道德品格与人文精神不可同日而语的根本原因。 不过，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似乎也不必为此气馁。事实上，在诸多学科中，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可能有所作为的学科。人文知识分子可以满足于文人的角色而自得其乐。人文学科重在寻求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学问的卖弄与出售，关键在于是要通过批判精神、自由意识、追求真理、担当情怀等思想内涵的外化来彰显。 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意义所在。舍此，知识分子就无法感动中国、世界以及人类。同时，他们由此发出的疑问也是正常并刻骨铭心的：拿着人民俸禄和国家津贴的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用？也许，还是一位西方学者的话语能够点中知识分子的穴位：“知识的不确定性”确定了人文品格的不对称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缺乏人文关怀这一思想资源的制衡，知识很可能越多越反动。 说到底，人文品格与知识内存的关系还有这么一层：暧昧并疏离着。对此，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知识分子，都是应该清醒并警惕的。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王昺译：《知识的不确定性》，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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