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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books 局君带你读传记  《余音》 | 葛兆光 著 坦白说，本来我是怀着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情翻开这本书的，因为我之前误以为这只是一本普通的怀人忆旧的散文集，我猜想书的内容大约不外乎是谈谈故人往事，记录一些学界轶闻罢了。但是读了几页后，我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一本需要我沉下心来仔细去读的书，而且，它不小心触动了我去重新思考以前在学校里读书时曾经产生并且被长久搁置的一些小小的疑惑。  葛兆光 这本书被定义为“学术史随笔选”，全书收录了二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十六位已逝的学者，他们中既包括像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这样今天的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不太被人们所注意的、或者说仅仅在专业领域为人所知的杨文会、沈增植、袁同礼这样的学者。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如果以时间为顺序，从最早的杨文会（1911年去世），到离我们最近的朱维铮（2012年去世），前后恰好是一个世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葛兆光先生有意为之，但这倒是可以作为讨论这本书的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重要的生命阶段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也就是从晚清到那个被过度阐释以至于超出时间或者政治概念范畴的“民国”，今天关于“民国”的讨论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研究这一时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文章和书也越来越多，而在许多关于“民国”或者民国学者的表述中，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与诸如“国学大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西南联大”这些同样时髦的词句联系在一起，论述者多半抱着一种仰视与膜拜的心理去看待那一代学人，仿佛那是一段不可复制的灿烂时光，那是一群不可超越的文化巨人。  不得不承认，关于历史类的书籍，我自己的阅读焦点其实也常常徘徊于这一百年（尤其是前五十年）之间的学人身上，好奇并且关注于他们的思想、学问、风度、人格以及一生的遭遇。但同时，我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他们的关注其实更像是雾里看花，我们实际上很少真的在意他们在各自专业学术领域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对于后世学界究竟产生了怎样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也不太会去真的啃读他们倾其一生心血所写出来的那些深奥的著作。我们真正在意的、或者说更愿意谈论的也许是他们在那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问题是，这种被今天的许多人所标举得多少有些凌空高蹈的“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之所以会在那个时代产生或者难以在今天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个好像又已经不是那些推崇“民国”的人关心的话题了。 也就是说，关于民国和民国文人想象在一些人眼里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这种想象背后所隐含的诸多因素似乎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我们只需要认同一种纯粹而可贵的精神。但这恰好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读书人与他所身处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关系，读书人与做学问本身又是什么关系，在这本《余音》中，葛兆光先生的一些观点倒是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王国维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曾经说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了许多学者在谈及治学态度时的口头禅。但究竟什么才是“了解之同情”呢？似乎不应该仅仅只是简单的换位思考。譬如，关于王国维之死，在那篇《阴晴不定的日子》里，葛兆光用一种类似文学叙事的手法从多角度还原了王国维自杀那一天的历史情境，文章没有给出什么结论，但读来反而使人更觉如置身其中，我想选择这样的写作手法或者叙述视角，也许本身就是一种“了解之同情”。 王国维在遗书里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是什么让他觉得“辱”，所谓的“世变”又是什么？仅仅是由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替吗？好像不是这么简单。陈寅恪的看法是：“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葛兆光先生在谈到与王国维同时代的沈增植时，也做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评价，他认为像沈曾植、王国维这种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遗老”的学者，其实“未必特别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他们之所以“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秩序稳定的期盼”，他们“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他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社会格局的转变，同时需要面对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身份危机。  鸦片战争 从鸦片战争败于西方开始，中国的读书人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压抑的悲凉之气，哪怕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总是有一种卧薪尝胆的耿耿于怀，更不用说西学东渐之后，视野被打开，许多读书人开始“别求新声于异邦”，这也许才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求学之时的真实心境，并且由此在他们身上产生某种溢出学问框架之外的使命感。 大批学子负笈海外，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早已司空见惯，甚至是值得夸耀的。但在那一代人眼里，尤其是对于研究人文学科、特别是本国历史的学子，则近乎是一种耻辱，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的“幻灯片事件”；又譬如，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感慨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研究之伤心史也。”他在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写道：
这种亟待洗刷的耻辱感，是当时许多读书人的普遍心理，这也使得陈寅恪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读书人在研究学术问题时应当“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对于本国文化的重视，不是抱残守阙妄自尊大，而是基于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唯有如此，一个危机重重的古老民族才有可能重新振兴。  吴宓 今天，我们常常形容那一代的学者是“学贯中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扎实的旧学功底正来自于他们后来所否定的旧时的教育制度，他们无意中受惠于私塾的不是简单地背诵几首诗或者几篇古文，而是一整套基本的学习方法，西学对他们的影响，除了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多的可能倒是反过来建立了一种参照。晚清到民国的学术转型，背后所连带的其实传统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除此之外，这些知识分子还要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常常决定了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譬如吴宓，这个在学术和思想上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遭遇的悲剧是非常典型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顽固与不配合，固然是建立在他对于自己的“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但与此同时，身处今天的我们也许还需要认识到的是，势必人强的环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吴宓的这种无声的反抗，其实是被动的，这其中固然有着某种可贵的坚持，有着对于学问的信仰，但却并没有什么英雄主义色彩可言，葛兆光用来评价罗常培的话其实在这里也同样适用于吴宓，他们的“思想与情趣越出自身的需要与经验，把自己的理想换回人所说的学者的固执和幻想”。但我所在意的，其实不是吴宓身上体现出来什么精神，而是吴宓和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万历十五年》 | 黄仁宇 著 当以政治正确为前提的意识形态介入文化领域的时候，重要的其实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遭受了肉体的压迫和精神的摧残，这些其实都还是次要的，真正影响深远的，是读书人的尊严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并不是某个时代结束之后，通过各种形式的补偿、平反而可以轻易找回来的，社会阶层的重新洗牌一方面使得读书人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即已形成的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再次使得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价值，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理工科与人文学科究竟孰轻孰重，在今天仍然是说不尽的话题。 当然，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许多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学科与学科之间，可能还来自学术体制本身。正如葛兆光在写黄仁宇的那篇《黄河依旧绕青山》中所提到的那样，黄仁宇的一生都不如意，他的回忆录中处处充斥着痛苦与愤懑。而他的不幸遭遇也正来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套用的西方所建立的大学学术体制和对人文学科的数字化管理。其实，不幸的黄仁宇毕竟还是幸运的，他所提出的“大历史”的概念毕竟对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他以《万历十五年》为代表的一些著作至今也仍是历史学和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 但是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讨论的，其实是读书人如何处理自身与所学专业的关系。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绝大多数人在大学里所选择的专业，其实并不会决定他们走出大学之后的人生，许多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学位、一张文凭，而不需要一辈子留在书桌旁做学问。即便是留在高校成为教师，对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而言，学术之路也很难说就会成为他们一生中唯一的职业选择，实际上，它首先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著书都为稻粱谋”，所以也就更难怀着理想主义的情结而将治学视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  我始终觉得，在今天，作为一个读书人，尤其是有志于做学问的人，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面对两个维度的问题，纵向上来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为我们扫清了障碍，指明了值得研究的方向，但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困难与挑战，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且不要说超越他们，如何让自己不从肩膀上掉下去，能够与他们保持在同一基准线，就已绝非易事。而横向上来说，我们需要处理的，则是自己和我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比前者更困难，因为外部世界的诱惑太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太多，而学术之路的回报又太少，很多学者穷其一生，所留下的也许只不过是区区几本书几篇文章而已。一国文化之延续，需要无数人的努力，但真正能够名留青史的，毕竟是幸运的少数，而更多学人则需要有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勇气和准备。更何况在学术研究之外，还会时刻遭遇许多价值观念上的桎梏，正如葛兆光所说的：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常常喜欢说的另一个词是“学术创新”，这种场面上的套话，其实与学问本身无关，在我看来，人文学科，如果没有对于本国传统的继承与了解，空谈“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邯郸学步。而所谓“接轨”，也只不过是向西方看齐的意思，等于预先承认了自己的落后。  朱维铮 要想重现百年前的学术辉煌，套用龚自珍的名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今天的现实，用陈丹青的那句不无戏谑的话来说，则是“一格一格降人才”，因为教师们都要忙着穷于应付各类科研项目、课题、职称评定等等诸多杂事的表格，真正能够潜心研究学问的时间有多少，真的很难说。 我想起当年去复旦大学参加通识教育讲习班，听朱维铮先生讲章太炎的《訄书》，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当着将近两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破口大骂学院体制的荒谬，听得我们目瞪口呆，我当时的课堂录音记下了他的原话：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对，如果说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所有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有用”的话，那么，只有读书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做学问，所追求的是“无用”。而这种无用之用，才是源远流长的学术精神得以延续的根本所在。我还是引述陈寅恪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陈寅恪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今天的学者无论是视野还是资料，其实都比一百年前更开阔、更丰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在纯技术层面上我们的学术“效率”应该远远超过我们的前辈。也许我的这些想法太肤浅也太天真，但我始终相信，总有一些人，可以在自己身上，超越这个时代，愿意甘于寂寞，去做一些“无用”的学问。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时不时会想起陈寅恪在给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言中写的另外四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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