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真的被吹捧过火了吗？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说：“ 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走我自己的路》)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特点，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陆键东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爆市场，风行一时，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直被知识界与大众反复言说，在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今天，陈寅恪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无人可及的神坛。

看看这些对陈寅恪的评价，不得不惊为天人。“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一代宗师”，“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一座丰碑”，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也有称其为“近三百年来一人”，更有称颂为“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学术领域“大人物”。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的轶闻，从“精通十几门语言”，到完全胡扯的“能背诵十万首唐诗”，渐渐已由“传说”演变为了“神话”，大众热捧，戏说大师，涂脂抹粉，胡说八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硬生生编成了段子和演义。

第一个神话，梁启超举荐陈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土，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于是，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实际情况是吴宓以辞职力争，才让清华答应聘请陈寅恪。吴宓在日记中说，“介绍陈来，费尽气力”。

第二个神话，陈寅恪学过22种语言。

陈氏弟子、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可是根据中山大学负责教学和人事、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胡守为回忆说：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在陈寅恪“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

第三个神话，斯大林曾盛赞陈寅恪的学问，因为他的《中国革命问题》多次引用陈氏的著述。

斯大林于1927年4月21日发表《中国革命问题》，陈寅恪1927年9月才开始发表论文，为《大乘稻芋经随听疏跋》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斯大林如何引用陈寅恪的论文呢？

陈寅恪一个研究高深学问、最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之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学者民间大学媒体都在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娱乐明星一样万人瞩目，崇拜的五体投地，连网红学者易中天都要说“劝君莫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人不是神，在民国的大师中是最博学但不是学术成就最高的。陈寅恪的记忆力惊人，大家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一口准”。胡适说他是“陈寅恪治史，当然是最渊博、最有远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吴宓称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民国的同仁对陈寅恪可不是现在这么崇拜，对其也有批评。

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

钱穆1960年5月21日致时在美国求学的高足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沓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钱钟书的讽刺也不无道理。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的的代表作是《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说，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陈寅恪缺乏一部与才华相配的学术巨著，陈寅恪本来有写中国通史的抱负，很是被学术界期待，最终却是写了本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施蛰存、钱钟书、顾颉刚诸先生公开表示不理解，钱穆在给学生的私信中，表示极大的失望，以为浪掷才华。

当代学者萧功秦认为：我觉得现在的知识界把陈寅恪过于神化了，陈先生是学院派，是个博学型的大学者，但他有学术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种对需要解释的历史的统摄力，以及对历史大势的洞察力，而博学型的学者，却无法籍助于思想与理论，把他观察到的东西予以深化的理解。（《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写出中国通史》）

陈寅恪为什么这么火呢？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知识分子下海，一切向钱看，堕落的人格使人们急切希望一种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陈寅恪的人格魅力征服大众，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陈寅恪的著作没有几个人去看，人们看重的是陈寅恪的“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

海外学者余英时说：“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最后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实践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