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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常常见到“大内高手”的称谓。历朝历代的王权稳固时期，皇宫大内固然是戒备森严、固若金汤的。而在清初政权初建的动荡时期，皇帝的“贴身保镖”是什么样子的呢？
清开国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侍卫”
在努尔哈赤兴兵之初，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势。对于一个刚刚崛起的部落首领来说，他不仅面临着相邻部落的仇杀攻掠，就是在家族内部，为争夺酋长统治权力，也时常发生骨肉相残的搏杀，甚至往往危及自身安全。在这异常艰难、充满荆棘的创业阶段，努尔哈赤身边的侍从们（多来源于努尔哈赤家中的家丁或奴仆，开国后成为侍卫，满语称为“虾”或“辖”Hiya），立下了卓越的功绩。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的一个浓阴密布的深夜，正在睡觉的努尔哈赤于朦胧中忽觉大门外有异常声响，他警觉地翻身爬起，先将几个孩子藏到大柜底下，然后让大福晋（妻子）假装上厕所，自己持弓佩刀相随而出。待福晋返回屋时，他已隐伏在西山墙后的烟囱下。不久，借着天空中闪电的亮光，努尔哈赤看到一个人已接近正房，他一跃而起，托起刀背将来者击翻在地。这时，努尔哈赤的侍从洛汉闻声赶来，努尔哈赤令洛汉将贼人捆缚。洛汉说道：“我主，何必绑他，杀掉算了。”努尔哈赤则另有考虑，故意问来人：“你是不是来偷牛?”那人顺口回答说是来偷牛。洛汉急得嚷道：“这是假话，你是来谋害我主的。今天定要杀你，看以后谁敢再来。”努尔哈赤挥手拦住洛汉等人，将那人放走了。事后，他向侍从和家人解释说：“我们杀那人倒容易，可那样做他的主人一定以此为由前来争斗。我们现在人少力单，武器也不足，若是敌不住他们又被抢去粮食，大家没了吃的还不离散吗?另外，别的部族若闻知此事，也会趁我们内乱而来抢掠。所以明智之举是放掉他，以图将来的大事。”洛汉等人纷纷点头称是。由此可见当时局面的混乱，以及努尔哈赤的精明睿智和宏图远略。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一个叫龙敦的族人也率人前来袭杀努尔哈赤。当龙敦等怀藏兵刃偷偷来到努尔哈赤住处时，被宿卫在正房窗下的洛汉发觉。洛汉见抽刀已来不及，便一面高喊“有贼人”，一面抢步跃到屋门口，挥拳舍命相格。龙敦等人见状舞刀猛砍，竟将洛汉左手四根手指齐刷刷地斩断。洛汉虽然疼痛难禁，但并未退让，他大吼一声一头撞向龙敦，两人随即滚倒在地。此时，努尔哈赤已由窗口跃出，迅速指挥侍从擒获了龙敦等人。然后，努尔哈赤急步来到浑身血迹的洛汉身边，流泪抱起了他，哽噎着说：“真是我赤胆忠心的虾！”从此，努尔哈赤命洛汉常伴左右，时时予以嘉奖。洛汉伤好后，仍以残手持枪随侍，后战死于沙场。 在清代各种史籍中对洛汉事迹的精彩记述，使我们了解到“虾”追随清太祖创业的艰难。而洛汉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清王朝开国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侍卫”。
两侍卫拼死护主 四人勇退八百敌军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在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中，每临战斗，往往身先士卒上阵厮杀。每当这种时候，他身边的侍卫就会挺身而前，拼死护主。 在一次攻打哲陈部的战争中，因遇界藩河（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北）涨水，努尔哈赤将大部分兵马遣回，只带百余人寻路前往攻掠。不料此事为哲陈部人探知，托漠河、章甲、把尔达、撒尔湖、界凡五城城主合兵应战。当努尔哈赤领兵抵达界凡城时，对方已有八百人的队伍严阵以待。见到敌人已有准备，努尔哈赤队伍中一些人惊恐万状。族人札亲、桑古里竟吓得解脱甲胄交予从人，准备空手而逃。努尔哈赤回首怒喝道：“尔等平日称雄族中，今日临阵，何以解甲与人，真是胆小如鼠。”说罢，他自擎大旗催马而前，其弟舒尔哈齐及近侍颜布禄、兀凌噶二人也随之向敌阵冲进。四人弯弓劲射，连毙二十余人，随即各持兵器呐喊而进。敌人为他们的勇猛所惊呆，纷纷溃退逃走。后队人马赶至，斩获多人。收兵之际，努尔哈赤对此役险胜颇为感慨，说道：“今日之战，以四人败敌八百之众，此乃天助我以胜也”。
清初许多名臣都出身侍卫
经四年的征战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率众在苏子河畔建费阿拉城，“定国政”，初步建立了国家政权，具有君臣关系特性的侍卫，作为王权伴生物亦随之出现，许多清初著名大臣，如扈尔汉、伊尔登、苏拜、吴拜等都曾在清太祖初年担任侍卫。 在清王朝创业开国之初，努尔哈赤身边的侍卫来源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努尔哈赤为部落首领时的家人、侍从升为侍卫者，如洛汉之类即是。另一种是率众归附的各部落首领的兄弟子侄。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部落首领的归附，不但增加了势力，还对其他处于观望的部落起了示范表率作用，十分有利于统一局面的形成，可以起到在军事上所起不到的心理影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努尔哈赤自然极为关注这个问题。因而对于那些归附的功臣及其子弟，均授予官职。将其中较具影响的部落首领之子恩授侍卫，命近御于左右。除前面提到的扈尔汉、博尔晋外，较著名的还有：齐玛塔（太祖时来归，隶满洲正蓝旗，任侍卫）、索尼（太祖时随父归，授一等侍卫）、李国翰（天命六年随父归太祖，任侍卫，赐号“墨尔根”）等人。 还有一种侍卫，是努尔哈赤从八旗军队中选拔的勇士。如开国名将武理堪的长子武拜和次子苏拜，都是因超人的勇武而被努尔哈赤亲擢为侍卫的。据《清史列传》记载：武拜年仅16岁时，即随八旗兵出征，遇敌则奋战。在进攻明军守御的抚顺关时，飞矢射中面颊，他毫不理会，仍跃马杀敌，令军中刮目相看。一次，武拜随努尔哈赤出猎，在行围中突然有一头大熊冲出围外，逃上山岭。女真人围猎之俗是很忌讳猎物逃出围外。武拜见此状大怒，于是纵马弯弓发箭，竟一箭贯透熊胸，大熊长嚎一声滚下山岭。努尔哈赤远远望见赞叹不已，对身边的侍臣雅荪说：“此事非武拜不能矣!”事后，努尔哈赤即授武拜为侍卫，并常以武拜的勇猛教育诸皇子。武拜的弟弟苏拜，也是年少从军，15岁时即随太祖远征蒙古，以屡立大功而闻名，被授为侍卫，兼管佐领事。至皇太极时期，武拜与苏拜，一为前锋统领、议政大臣、副都统，一为护军参领。顺治年间，二人均任清朝高官。武拜为内大臣、晋二等伯爵；苏拜任护军统领、副都统，后又授为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晋一等子爵。 汗王身边的近臣 侍卫是汗王的近臣，在努尔哈赤的日常活动中，随侍于左右的侍卫们，也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职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岁首，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在建元登极大典上，在努尔哈赤平日议政的“大衙门”院内，八旗诸贝勒大臣各按旗属，率部众分列而跪。侍卫们各持弓矢刀枪立于其侧。努尔哈赤居中而坐，右边站着阿敦侍卫（后任镶黄旗固山额真、督堂等官职），左边站着额尔德尼巴克什。上尊号仪式开始后，阿敦与额尔德尼走出大殿，接过八旗大臣跪呈的文书，放在大红桌上。然后，阿敦手扶佩刀仍立于努尔哈赤右侧。在留存至今的《清太祖实录战图》册中，其中的“太祖建元即帝位”图，生动地描绘了努尔哈赤在众侍卫和文武大臣等拥戴下即位的隆重场面。 负责保卫汗王的侍卫们除了在朝仪大典上传谕宣旨，在征战中也负责传递汗的命令。天命四年（1619）八月，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队进攻叶赫部，解决统一女真各部的最后一个障碍，任进攻叶赫东、西城的战斗中，努尔哈赤本人坐在叶赫西城外的南山岗观察战斗进程。经过激烈的搏杀后，在最后的总攻中，努尔哈赤派身边侍卫们，依次传命各营，并去查看谁的旗在先，谁的旗在后，以便了解情况，直至攻陷叶赫城。在此后攻占辽阳、沈阳，攻占锦州、松山、大小凌河诸城，攻打宁远城诸战役中，莫不如此。 在努尔哈赤的日常生活中，侍卫还负责守卫宫门和日常随侍之职。 据《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等史籍记载，后金正式营建的宫室是赫图阿拉老城城北的汗宫。随着战争的胜利，天命四年（1619）在界藩山山城建宫室。天命六年（1621）攻下辽阳后，即将家眷接来居住，次年在太子河东建造了一座新城作为都城，并营建宫殿，称为东京。天命十年（1625），在努尔哈赤建议下，迁都沈阳，在沈阳城北建汗王宫，城南建大政殿、十王亭等著名的宫殿建筑群。 随着国家各项制度的逐步确立，社会经济的发展，汗王宫殿规模日益增加，侍卫责任也日益加重。
侍卫深夜未关宫门被凌迟
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刚刚将都城迁往辽阳，宫中即发生了两起事件。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当年四月，宫中包衣（奴仆）福汉，在宫内偷窃绸衣，欲送给自己的外孙多铎，在他将出大门时，被在宫门守卫的侍卫查获。福汉被送往法司审讯，经证明属实后，即将福汉及其外孙一同处斩。第二起事件，发生在当年九月初七的晚上。满达尔汉牛录属下克里家的一个蒙古包衣擅自闯入宫中，他进院后绕过努尔哈赤寝宫的西山墙入北门时，被宫内宫女发现，后被抓住。事件发生后，努尔哈赤斥责守门的巴牙喇（亲兵）和在院内防守的侍卫雅荪、乌丹纳、阿萨里等人：“尔等乃汗简选守门之侍卫，如斯歹人闯入院门竞未察觉，尔等守门有何益焉?”于是将雅荪等3侍卫和守门的巴牙喇20人各定罪，笞20鞭。另外，对于当日领班侍卫巴达，努尔哈赤也予以严责：“汗擢尔为臣，赐以参将之职、侍卫之名，视尔如子，厚加豢养；然不念养育之恩，不图报效，歹人闯入院门，为何不觉不察?”为此，将巴达治罪革职，并籍没辽东战役以来的所有赏赐。至于那个乘夜擅闯宫门的蒙古包衣，被用刑后斩首示众。 天命七年(1622)九月，在努尔哈赤的住处，竟又发生了一次侍卫御门不严，事后又不向上呈报的错误。 事情发生在九月初一夜，守卫努尔哈赤居院西小门的图尔格牛录的德库莫尔根、丹坦牛录的布勒痕在夜已深时，却未将门关闭。被宫中执酒妇人瞥见后，立即告知值守南大门的侍卫塔木拜和布岱，二人立即去将门关上。次日清晨，塔木拜、布岱将这件事报告当值的官员守备纳钦。但纳钦并未将此事予以重视，因此既未上告于努尔哈赤，也未告知同僚处理该事。其后，塔木拜二人虽多次催促纳钦，但纳钦均未告知努尔哈赤。直拖至次年二月，才被努尔哈赤闻知。为此，他大怒不已。在盛怒之下，努尔哈赤下令将当事人分别处以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和鞭责等严罚，并警告在职侍卫亲兵等不得再犯此等错误。 由于此事的发生，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加强宫禁守卫之制，于当年五月二十二日颁布了汗宫内外班侍卫和亲兵守门、值班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守门的外班巴牙喇（亲兵）人等，要待门开后方可入门而坐，但不许进入内院；有鸣板相招，方可入内；鸣板毕，立即出院。国中的人不得擅自进入宫门，有事者欲入宫，则立于门口，由守门人告知内班侍卫，请示于努尔哈赤，准许入内方可入宫。虽然有急事而未经请示入宫，则降罪于擅自入宫的人；如果守门人没有阻挡，则降罪于守门人。值内班的侍卫人等，分为值日班和值宿班两班。侍卫要在每日当汗、福晋起身后，方可入内接差，并于当日日落前、值宿者入内接班后，方可离去，违者降罪处罚。值宿的侍卫，要在当日日落前入内接差，翌日清晨，待汗、福晋起身及值日者入内后，方可离去，违者亦降罪处罚。 努尔哈赤确立的内外班侍卫御门、值班制度，是清代侍卫制度形成的一个起点，也是皇权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由于政权的逐渐巩固，各项制度陆续建立。因此，在清太祖时期初建的侍卫制度，虽然尚属简要，但为后来皇太极进一步充实皇宫守卫制，以及清入关后详尽的侍卫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太祖时期初建起了侍卫制度，而随着清王朝皇权的不断集中、巩固和发展，作为帝王近臣的侍卫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越来越详尽的侍卫制度建立起来，侍卫也被细致划分等级、规定名额。皇帝侍卫的待遇很高，地位也非常尊贵。 那么，清朝侍卫群体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他们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和权力？他们在国家机器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皇太极的仪仗队
皇太极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强了皇宫的警卫，而随侍皇帝的仪仗“大驾卤簿”，亦由宫中侍卫执掌。 在皇太极获元代传国玉玺，改元祟德，建立大清国，并尊为“宽温仁圣皇帝”的庆典中，四月十一、十二、十三日，皇太极在侍卫及众贝勒大臣、满蒙汉文武官员簇拥下，先后在盛京城附近的天坛、太庙和盛京皇宫（今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了规模浩大的典礼活动。当时随侍御驾的“大驾卤簿”已有相当规模。如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率群臣出盛京德胜门诣天坛祭告天地毕，又在坛东另一坛行受尊号礼。是时，所设的“大驾卤簿”计有：“玉玺四颗、黄伞五柄、团扇二柄、纛十杆、旗十杆、大刀三对、戟三对、立瓜一对、卧瓜一对、星一对、仪仗三对、马十匹、金交椅、金杌、香盒、香炉、金水盆、金唾盒、金瓶、乐器全设。”时隔几日，内院官又奉旨正式议定御前仪仗之数，其所用仪仗种类和数量均有增多，各项执事人役“共用二百七十人”（《清太宗实录》）。虽然与清入关后的仪仗形式相差甚远，但在其时战争环境和国家建立初期，能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已属不易。皇太极自己也下谕说：“仪仗止美观瞻，非于国有益、于兵有用也”。因此，他并不提倡铺张豪华。清入关后，这部分执事，改由銮仪卫执掌。 举足轻重的内大臣 努尔哈赤开国时期，宫中未设专门机构来统辖众侍卫。他们奉调入宫当差，随侍汗王，以一位大臣统之。遇随军出征或升任外调，则仍要归属原隶旗籍、牛录之下。皇太极继位之后，宫中侍卫制有了发展，逐渐形成一支稳定独立的侍卫队伍。至天聪、崇德年间，宫中出现了专门统领和管理侍卫的官员，这就是太宗时期出现的“内大臣”。 后金天聪三年（1629）冬，皇太极亲统八旗劲旅攻至明朝京师附近。在他和众贝勒率兵往掠京东蓟州时，与前来救援的明军驻防山海关的步兵五千人遭遇，双方随即列阵拼杀，战斗中，进攻明军西面的右翼正红、镶红旗护军因战势太猛而规避退缩，使正向前推进的战线出现缺口。在这个危急时刻，总兵扬古利“率御前内大臣、侍卫等，及正黄旗护军，攻入退避之处”，迅速扭转了战局，全歼明军。 崇德改元后，随着朝廷官制逐步建立，内大臣一职已基本确立，并多半来自于满蒙王公勋臣和宗室贵戚子弟。内大臣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宫中侍卫，随时应差御前。在崇德五年（1640）四月，皇太极遵满洲旧制树索罗杆（神杆）祭祀。为此，他“命内大臣往召董鄂固伦公主、占河和硕公主、额尔克戴青母和硕公主、额驸古尔布什所尚和硕公主等”，入宫后，为她们设宴。崇德六年（1641）十月，皇太极心爱的宸妃病逝后，皇太极悲痛不已，特追封她为敏惠恭和元妃。二十七日，宸妃之母科尔沁和硕贤妃赶来吊丧，皇太极乃“命内大臣、侍卫等，扶掖肩舆，至殡所”。然后，他又率内大臣及内外诸王贝勒等举行隆重的追谥封号及祭奠仪式。又如，崇德七年（1642）八月，皇太极行猎回銮入城时，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内弘文院学士王文奎、工部副理事官蔡永年三人，因酒醉乘马冲突，不避御前仪仗，为随驾的内大臣、侍卫执获。按典制规定“近仪仗百步者绞、入仪仗内者斩”，三人皆应处死。但是，皇太极考虑到他们系内院近侍之人，素知典礼，今偶然犯错误并认罪态度极诚，于是命申饬后免罪宽释，一件大事就此轻轻揭过。 由于当时正处于明清双方激烈交战时期，内大臣除近御皇帝之外，遇有重要战事也往往由内大臣统兵出征。崇德五年（1640）夏天，皇太极率侍卫亲兵等驰往明清争夺的锦州地区视察战情。他率军攻克城外9处台堡后，“复合内大臣、侍卫等，诱锦州敌兵，击斩之”。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命内大臣图尔格与多罗贝勒阿巴泰统领清军远征明朝关内之地。出兵之日，他亲自远送至郊外。这次“入口”之战，清军获全胜，其胜利对明朝造成了极大打击。
宫中侍卫的“高贵血统”
在清太宗皇太极执政时期，宫中侍卫来源基本因袭太祖朝所定。皇太极自己曾说过：“朕侍卫四十员，乃太祖在时免役者。或叔伯兄弟之子，或蒙古贝子之子，或官员之子，或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之人”。强调“非应役之人”是因为侍卫有免差徭特权，如以应役之人充任，则增免役人数。在当时国家兵源紧张的情况下，以免役者充任侍卫，可减免役人数，也可起到表率作用，减轻国家负担。 在皇太极的侍卫中，功臣勋旧子弟较著名的有：额亦都的第六子遏必隆（天聪八年，赐袭父一等子爵，授侍卫），巴哈（伟齐第四子，天聪年间授一等侍卫），穆里玛（天聪九年授一等侍卫，后晋封一等男爵）。宗室贵戚子弟有：宗室塔瞻、巩阿岱、锡翰（太宗朝授内大臣）、宗室济马护、噶布喇、额克亲、德马护、喇世塔（太宗朝任侍卫），以及赖塔（和硕额驸康古礼第四子，14岁授三等侍卫，崇德七年授前锋侍卫）等。 此外，蒙古王公中子弟为太宗侍卫者也有一定数量，皇太极继位后，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更加重视联盟各部蒙古势力。为增加对蒙古上层势力的控制，封授了部分蒙古王公贵族子弟入宫为侍卫或内大臣。如崇德年间任内大臣的有扎鲁特部的俄齐尔桑、察哈尔部的塔什垓库鲁克、科尔沁部的阿鲁哈等。对于这些人，皇太极厚加恩宠，偶有失误者常常不记其过错。如科尔沁蒙古明安贝勒之子、额驸多尔泽，天聪年间因酒醉，犯有“御前露刃者二次”等罪状，皇太极并未深究，均予宽免，后仍授其内大臣之职。 对于人品出众、武艺超群的蒙古勇士，皇太极也往往予以重用，授子侍卫之职。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与蒙古王公在三洼会盟时，三位蒙古力士——门都、特木德赫、杜尔麻表现出色，皇太极甚为高兴，亲自赏赐他们三位，予以封号和实物，并授其中最勇者门都为近御侍卫。天聪八年（1634）正月，皇太极召满洲、蒙古诸贝勒入宫看戏、筵宴。宴毕，以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属人巴珠泰“在汗与贝勒前巧于嬉戏，言谈得体”，命赏缎布等物，赐“都喇儿达尔汉侍卫名号”，并令巴珠泰可随意往来国中众贝勒家中（《满文老档·太宗》）。 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地位，将自己掌握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也成为后来形成上三旗的渊源。除了宗室，勋旧、蒙古王公的子弟任侍卫外，其余侍卫来自皇太极亲自掌握的两黄旗。例如：开国著名将领希尔根侍卫，即来自满洲正黄旗。
皇帝侍卫的精确定额
努尔哈赤时期，侍卫人数没有固定额数，为随时酌情挑补。皇太极继位后，崇德年间确定了皇帝和各旗旗主侍卫、护卫的人数。皇太极提出：“向来各旗挑选护卫之数，或多或少未有定制，……故朕酌定额数，令每一牛录下派执事四人，每一旗下选护卫二十员”（《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由此，将各旗旗主侍从限定为20人。因皇太极自将正黄、镶黄二旗，他的侍卫数目是40人，也就是上文中皇太极自己提到的数目。在侍卫定额问题上，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 崇德二年（1637）六、七月，清军远征朝鲜和明军守备的皮岛。清军返回盛京后，皇太极以大贝勒代善出军时违背定制，于20员护卫之外多选12员随军等事，命法司审议定罪。据代善向户部官所云：他是因上（皇太极）每旗选用侍卫超出20员，自己才有此举的。 代善是皇太极继位初期的四大贝勒之一，掌握较强的军政实权。随着皇权的不断集中，代善的势力逐渐被削弱，但在这个时期仍有较强的实力相抗衡。因此，在他提出皇太极的侍卫超员时，皇太极立即予以反驳，又命左右侍卫40员侧立身后，令户部参政恩克等按档册点检，以证明代善所言之谬误。这一史实反映了当时皇权尚未完全集中，以旗主为代表的“王权”仍拥有较强势力。因而出现了旗主与皇帝计较侍卫多少之事。
陪在皇帝身边时时心惊肉跳
女真（满）族自古以来是以骑射著称的民族，设围狩猎是其主要生活方式之一。昔日，女真人以撒围合猎为生。太祖、太宗兴兵开国时期，在战争空暇之余，仍循此习俗带众贝勒大臣和侍卫等外出围猎，在行围狩猎中，由于一些突发事件，也往往造成险情。如天聪四年（1630）十二月，皇太极率诸贝勒、每牛录护军3名，狩猎于积墩地方。当众人捕猎狍鹿时，大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竟发箭误中御衣，险伤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皇太极率诸王贝勒大臣在叶赫地方狩猎时随侍的超品公塔禅、甲喇章京阿尔萨兰在射兽时，竟朝皇太极射箭。这些事往往令侍卫惊恐不已，惟恐出现一些不测之事。 天聪六年（1632）十月，皇太极又一次率领诸贝勒大臣到哈达地方行猎。初六，狩猎队伍于费德里山行围。在行进中，皇太极不知不觉驰马独前。侍卫詹土谢图见状急忙拍马快速奔前，在皇太极前面二十步距离而行，以防不测。正行进间，忽然从草中跃出一只老虎，詹土谢图手持射狍鹿之箭，事起突然来不及更换，便用力迎面射出。猛虎虽中创，仍前扑而上，将詹土谢图咬下马来。皇太极见詹土谢图已与虎滚作一团，无法张弓再射，便驱马大呼直前。虎闻声放开詹土谢图，朝皇太极冲来。这时，随后而至的众侍卫趁机上前，将虎杀死。皇太极与詹土谢图才化险为夷。
侍卫的森严等级和尊贵地位
皇太极改元崇德后，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完善，皇帝与诸王贝勒的侍卫有了明显区别。在当时的文件中明确区分：“汗之一、二、三等侍卫”和“诸王之一、二、三等侍卫”等。同时，皇帝侍卫的等级高于诸王贝勒侍卫的等级，即“汗之二等侍卫”与“诸王贝勒一等侍卫”享受同样待遇，而“汗之三等侍卫”则与“诸王贝勒二等侍卫”待遇相同。在清入关后，在名称上进一步做了修订。诸王贝勒的侍从武官改称“护卫”。在康熙、乾隆时期重修太祖、太宗朝实录时，将入关前诸王贝勒之“虾”，改写为“护卫”。此后，侍卫完全成为皇帝的武装侍从官员的专用名称，并沿用至清末。 在皇太极崇德初年，随着官制的改革和充实，侍卫已有等级区别，分为一、二、三等侍卫。侍卫的品级待遇，从当时订立的“职官仪卫制”中可以看出。“崇德初年（定职官仪卫）……定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前锋参领、县君额驸、学士、满启心郎、郎中，旗四，后从四人；二等侍卫、护卫、佐领、汉启心郎、员外郎，旗二，后从二人；三等侍卫、护卫、护军校、主事以下官员，止用后从一人”（《清史稿·舆服》）。旗与后从之人是职官的仪仗，根据等级数目不同。官名虽然用后来的称呼，但等级无误。又如在《清太宗实录》中关于“优免人丁”制度的记载上，也可证明这一点：“崇德三年八月丁丑，定优免人丁例：无世职固山额真、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内大臣、参政，准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侍卫、理事官，准免五丁；牛录章京、二等侍卫、副理事官，准免四丁；三等侍卫，准免三丁；多罗贝勒三等侍卫，准免二丁。” 由此可见，侍卫等级制度确立时，官职级别已很高。内大臣相当于梅勒章京（副都统），一等侍卫相当于甲喇章京（参领），二等侍卫相当于牛录章京（佐领），三等侍卫相当于护军校。 由于侍卫是近御之臣，与皇帝关系密切，因而不但有较高的等级，也享有较高的待遇，在清开国时期就得到特殊的眷爱、优恤和奖赏。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汗（努尔哈赤）曰：“准近身侍卫及为首之大臣等称‘父贝勒’，为婿者称‘岳父贝勒’，国人称‘汗’。”并缮文公布，以定称父之人（原注：准近身侍卫及为首之大臣称父贝勒，乃为辨别其奖恤也）。侍卫与国中为首大臣地位相等，可以同称努尔哈赤为“父贝勒”，可见侍卫的尊贵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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