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狱中上疏：“带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贼党侵扰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遭藉没家产，举家监禁之厄，臣心实有不甘。”
三，大唐来的“五峰舡主”
汪直也许是意识到了在东南沿海的安全系数并不高，因此开始在日本的萨摩的淞浦津（今平户）以及附近五岛列岛一带建立了基地。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汪直在日本萨摩洲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日本的《大曲记》就这样说道：“道可君（松浦隆信）系福禄、武运具昌之人，故有五峰者自大唐至平户津，于今之印山旧址建唐式宅而居。用其所长，而大唐商船不绝于途，甚至南蛮黑船亦初泊平户津。唐与南蛮之珍货年年充盈，京、界诸国商人亦云集于次，有西都之称。”把汪直的到来，看成是当地城主贤德的象征，这个恭维不可谓不高。
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汪直甚至可以算是结束日本战国混战局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他，恐怕日本至少还要再多乱上一段军阀混战的时间。根据日本《南浦文集?铁炮记》的记载，在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汪直从暹罗带着三名葡萄牙商人抵达了日本九州南方的种子岛，正是通过汪直的推荐、介绍和翻译，种子岛岛主时尧才从这三名葡萄牙人那里购买并引进了西洋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这就是在日本赫赫有名的“铁炮”。随后这种火枪和弹药的制造技术很快在日本流传，最后为日本战国天才霸主织田信长认识到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他后来消灭号称战国第一的武田骑兵军团时使用的武器，就是这种铁炮，并从此开始了日本大兵团作战使用火枪的时代，也成就了他的一代霸业。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政府，却对葡萄牙人带来的武器还保持着怀疑态度，并且因为海禁政策而拒绝和对方进行正常交易，最后获取这些武器的渠道是居然是“缴获”，并因此也没有得到其制造技术，所以后来一直到明末，仿制品“红衣大炮”炸膛现象还比比皆是，以至士兵们视发炮如死路，发展到要长官骑在炮上才敢开炮。有明一代的火器质量最好的，就是从“佛郎机”人那里“缴获”来的，所以数量极少。
实际上，不但只是汪直在日本建立了贸易基地，长期以来相当多海商和汪直的部属，都在日本落了脚：“闽光徽浙无赖奸民，潜匿倭国者不下数千，居民巷街名大唐”（《筹海图编》）。汪直甚至还占据了淞浦津，在那里开国任命官吏，《借月山房汇抄?汪直传》：“僭号宋，自称曰‘徽王’，布置官署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
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汪直投靠了日本人，而是日本人投靠了他，或者说他实际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地区和居民：“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地皆其指使”，按照现在某些人的标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汪直部下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大约是可以算得日奸的，因为他们投靠了一名外国人，并且在为这个外国人卖命。只是汪直在日本人眼里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不但是个诚实的商人，而且信誉好有文化极具风度，还为他们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最新的科技，因此即使仅仅是汪直的到来，都可以算是证明他们的城主福分的一种表现，又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这样去看待被汪直所雇佣的同胞呢。
不少人把嘉靖三十一年的“壬子战争”，看成是汪直被俞大猷突击后发生的报复行为，书称汪直船队蔽海而来，入侵的有上百艘巨舰，其中颇有日本人。而《明史》则又道：“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壬子战争”期间汪直所部并没有入侵内陆，入侵内陆的乃是福建海盗和倭寇，而次年闰三月来的则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已经和汪直反目的旧部——徐海、陈东、麻叶等人。
嘉靖三十一年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海盗以及倭寇万余人入侵浙江沿海。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如记载中所说：“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待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此处也只是说他在定海“居数日，如履无人之境”，因为默许他互市，明的一些地方官吏没有对他开市进行干预。
但随后在七月，汪直的互市基地被抗倭名将俞大猷率部突击，他在突围后直接去了日本，此年并无深入内陆。之所以一直说是汪直入寇，乃是因为五月入侵的万余漳、泉海盗和倭寇在多处登陆，尤其是当时的黄岩被破，使得部分明官吏疑心前往那里协助明军消灭倭寇的汪直并不想真正消灭倭寇，而是在勾结倭寇为盗，所以便把此年的倭寇入侵也归咎于他，并把此事颠倒顺序，略过汪直和明军的联合作战以及战绩，说汪直为报复被明军袭击而引发了入侵，这就是指汪直为报复明军袭击的“壬子战争”或者叫“壬子事变”的过程。其实要搞清楚这点并不难，只要看一下时间顺序就可以，不需要太复杂的工作。
而至此，汪直一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也终于登场了，他就是《筹海图编》作者的上司——浙江巡按胡宗宪。
四，胡宗宪经略
胡宗宪，字汝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和汪直算是安徽同乡。他也许因为是安徽人，对当时的徽商和苏、湖商团比较了解（明清社会史研究学者唐力行先生在其专著中对徽商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曾经提到了这一点，其中还包括汪直等人的行为，他亦视汪直为海商，并详细论述了徽商和江苏、杭州一带商人的关系和异同），所以对海上贸易是持支持态度的，也支持开放海禁和互市。
胡宗宪上任后，是支持俞、戚等人打击倭寇的行动的。但在当时的朝廷中，也一直存在着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和反对开禁两种意见，并且僵持不下，胡宗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建议朝廷开放海禁进行互市，同时着手招抚汪直的行动。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胡宗宪派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两人出使告谕日本政府，同时和汪直及其养子毛海峰在五岛接触，汪直当时所部有毛海峰及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占据五岛列岛，又被呼为“老船主”。胡宗宪与汪直是同乡，此前又把他的母亲和妻子自金华狱中提取到了自己府内，资给甚厚。
汪直自起事以来，其目的始终是希望朝廷开放海禁，现在得知母妻无恙，又得知胡宗宪想招抚他并许愿可以互市，因此陈述前事缘由道：“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筹海图编》）《明史》中对此也是一样的说法：“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但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于是他派遣养子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互市事宜：“（陈）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明史》）
胡宗宪在见到毛海峰后，大喜，颇厚待之。汪直和胡书信不断，并命令毛海峰为明破倭寇。毛等人率军“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又于海上侦察其他海商、倭寇如徐海等人的动向，为明军耳目，最后明军赖此大破徐海：“以徐海入犯来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萨摩二岛倭分掠瓜洲、上海、慈溪，自引万余人攻乍浦，陈东、麻叶与俱。宗宪壁塘栖，与巡抚阮鹗相犄角。会海趋皁林，鹗遣游击宗礼击海于崇德三里桥，三战三捷”（《明史》），正是依赖了汪直的情报和其部下“愿杀贼自效”的一系列配合作战，最后才使“两浙倭渐平。”
有很多人指汪直为倭寇以及海盗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说徐海、陈东、麻叶、大隅岛主弟辛五郎等人都是他部下，事实上这显然是错误的。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是旧识也是其部下不假，但当他们入侵内陆时，早已不是他的部下了。
先不说上面列举的汪直和明军的联合行动以及《筹海图编》和其他资料中的记载，只是和徐海一起的倭寇，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还于汪直在明朝的互市贸易基地烈港抢劫过汪直的船货，徐海也是因此才被迫离开烈港不能参与烈港贸易的。而《明史》说胡宗宪消灭徐海时，更以汪直与他谈判的书信去威胁徐海，以至徐海听说后大惊失色道：“老船主亦降乎？”于是才“意大动”，最后终于使得这几股人马全部在内讧中覆灭。而嘉靖三十二年的入寇，《明史》也明确记载是“徐海、陈东、麻叶等巢柘林、乍浦、川沙洼，日扰郡邑”，并没有提到汪直入侵。这些都可证实他们非是汪直部下，而是另外独立的几股势力，嘉靖三十二年的入侵也和汪直无关。
汪直的目的，一直都是希望能开禁互市，所以倭寇、海盗的猖獗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其年在烈港开市贸易时，他的船货还被以前的部下徐海带来的倭寇抢劫而遭受了损失，因此他和徐海及徐惟学叔侄两人反目为仇，徐海也自此被迫离开烈港基地。
徐海和其叔徐惟学与汪直反目分道扬镳后，开始真正独立成为另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所以才有后来汪直命毛海峰向胡宗宪报告徐海入侵动向之事，实际上有据可查的是，《明史》所载之三十二年汪直勾结倭寇大举入侵事件，乃是徐海为了报复其叔徐惟学此前被明军所杀而独自发动的战事，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也是直指嘉靖三十二年的大规模入侵是徐海等人所为，和汪直毫无关系。
但是由于当时把沿海所有的以武装对抗明政府的势力，都被称为“寇”或者“倭寇”，而汪直势力又是其中最大的一股，因此很容易把徐海等人的所为全都一古脑全扣在曾经是他们首领的汪直头上，可事实上即使是《明史》对当时各地战事的记载中，也一直没有出现汪直的身影，出现的始终是徐海、陈东、麻叶、辛五郎等人，因为这期间汪直确实没有踏进内陆，而是在日本萨摩交游于权贵、大贾之间。
这些从汪直被下狱后的自供上疏，以及一些明大臣的意见中都可以看出。
汪直在被捕后于狱中的的自供里，就这样写三十二年徐海入侵的经过：“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旧年四月，贼船大小千余，盟誓复行深入，分途抢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
而在汪直死后，明朝著名的科技领军人物徐光启也说他从没有入侵内陆，并为他的死鸣不平道：“王（汪）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由此可见当时汪直确实没有参与入侵，因为他的自供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即使胡宗宪会维护他，王本固、俞大猷、卢镗等人也是绝不会坐视不理不戳穿他谎言的，况且他这个自供还是在王本固的监狱里写的。而当时人以及一般的记载也是只要提起倭寇，大多就直接把他们当成汪直的手下，包括《明史》在内，在这个问题上都含混不清不甚严谨。
胡宗宪的幕僚，当时对日本和倭寇、海盗研究最权威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曾这样说道：“富而淑者或登贡舶而来，或登商舶而来。凡在寇舶皆贫与为恶者也”，又说“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又在《江南经略》中道：“凡海贼一起陆地之贼趁机窃发，所谓土倭子是也”。郑若曾这里所言的“真倭甚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和前面提到朱纨笔记的序中记载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的说法，是符合一致的。
由此可见，当时东南沿海最猖獗的海盗实际是福建的漳、泉海盗，而陆地上的一些武装抢劫团伙，也因为“倭寇”的出现而被笼统地归为“倭寇”，甚至包括葡萄牙人也一样被朱纨和当地官府称为“倭寇”。从这里还可以发现，海商们之所以会被视为寇，很大原因是他们在贸易时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即：“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所以即使承认他们“非尽为也”，但也由于他们以武力来对抗明政府的这个特征，所以最终的冠名依然只能是“寇”。
至于其中的“倭寇”，如亲身参与平倭的郑若曾所言，一股倭寇中“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言做客回矣”。从这里可以知道几个问题，一是真正的倭寇人数很少，二是即使是真倭寇，在其国内也是不敢大肆声张的，权贵大贾和良民都是以商船和贡船形式来中国，只有那些“贫与为恶者”才来为寇。
这样一来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前所言，汪直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都相当之高，结交来往的都是权贵大贾，包括地方大名和城主，很受人尊敬。而以他如此庞大的势力和名望，不可能受制于那么少数几个即使在日本国内也被视为罪犯而要躲躲藏藏的倭寇。如果再联系后来他说可以在他控制的五岛地区内征兵“以夷攻夷”消灭倭寇这个话，则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汪直并不受制于倭寇，实际是他控制了日本的五岛地区，包括对那一带居住人口的控制权。
而长期以来言之凿凿说是他勾连的倭寇“助、才、门多郎”这几个，其实是商人，《闽书?岛夷志》就讲的很清楚，许栋、汪直于嘉靖二十四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市”的意思很清楚，无许再多言了。
不过汪直手下肯定是有武装日本人的，但充其量只是其在日本往来行走达官贵人之间而雇佣浪人保镖以及船队成员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熟悉日本战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之森严远过于中国，即使如丰臣秀吉也一样因为出身于农民而一直都被各大名和传统贵族们看不起，而要汪直这个外国商人带着日本罪犯或者无赖、贫民去行走豪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于天方夜谭，所以他在日本雇佣的本地护卫，就只能是那些没有藩主的武士，也就是所谓的浪人才可以，不然他根本无法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大门，更不用说取得如此之高的声望和地位了。而他船队中雇佣的日本人，明大臣范表在《海寇前议》中说汪直船队在日本有“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谓是被“哄带”来的贫穷之人，且称之为“奴”，这些人在船队中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因此，没有一处记载能证明日本人在汪直船队中具有领导地位，甚至连具备一定指挥权的小头目也没有。汪直船队的重要头领，一直都是清一色的是中国人，而且大多是他的同乡和亲属，如前期包括徐惟学、徐海叔侄，以及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义子毛海峰以及他的侄子等人。
因此，这些都是在看待倭寇、海盗、海商和汪直等人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徐海曾经是汪直部下，就把早已经和汪直分道扬镳乃至敌对，最后在汪直的协助下才被消灭的徐海集团所为，都扣在汪直头上，也不能凡是倭寇和海盗的账，全都要算到汪直头上。
但是汪直所部，确实是和明政府在进行对抗的武装集团，而且他们人数众多船队规模庞大，又是多股部队在活动，如果说其中部分成员有掳掠行为，这并不值得奇怪。毕竟这是一群提着脑袋跑海的人，如果被抓住随时会被砍头，而其中更有相当部分的雇佣军和赤贫人员甚至罪犯，因此在这样的人员构成的武装势力中出现这些情况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汪直势力从事的海外贸易，在当时原本也是“违法”行业，他们是当时的“违法”武装集团，因此不能以政治势力的高度去要求他们，他们的本质，就是一股为了商业利益而采用武力和政府对抗的武装势力。而汪直本人主观上也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的，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其制定的船队规则中有一条就是不得擅自上岸，违者当众刺穿双耳，再犯立即处死。
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汪直和他的船队绝不是靠烧杀掳掠为生的，这和“海盗”和“倭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从什么样的记载中，都可以知道汪直船队的主要生存手段，是进行海外贸易和互市，且汪直进行海上贸易的收入远远大于抢劫，风险又远小于抢劫，抢劫伤亡和战果的不确定性巨大，他实在没必要为了钱财而进行武装抢劫。而看的他的武装行动，基本都起于对明政府围剿行动的反击，以及对明地方政府的威胁，其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开放海上贸易，取消海禁。
而汪直本人又确实在不断地努力，和明政府反复进行谈判，一直试图和明政府达成开放海禁的协议，从他当上真正的船队首领那天起，他就在追求这个目标，甚至于他的被捕也是因为他相信明政府会招安并同意互市而导致的，即使在知道自己有可能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这个追求。
所以单只从这点来说，汪直势力就既不具备典型的海盗特征，也不符合倭寇的定义，而更符合海商的特征。 (本文来源：网易社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