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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與讀書序

 率我真 2013-05-09

                                藏書與讀書序

      年年圣誕,今又聖诞。过了圣誕,元旦就指日可待了。人们又进入了新的鼠年,年岁則又加了个「一」。大前年的圣诞夜,我还伏案在写《顾廷龙年谱》的序,前年則是在新年的鐘声敲响之前,赶写《书城风弦録》的序,而元旦凌晨还在写《书韻悠悠一脉香》的前言,只有在去年最为安稳,那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不允许我再坐在电脑前写稿了。二星期前,徐雁教授托姚伯岳兄轉來邮件,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藏书与读书》写序,我力不能辞,乘今年的圣誕休假,抽暇將书中的内容匆匆快读一过。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内容广博而深厚,它凝聚着先人的辛劳和智慧,而作为文化载体的文献典籍,更是诸子百家,汗牛充栋。「藏书」与「读书」,這個題目,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藏书家、学者写过,更有好事者將這些「读书种子」的体会及經验之談编輯成书,以使後人读后少走弯路。我非常服膺清嘉庆间張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的一段话,有云:「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誦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门絕业,犹弗读也。」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此乃藏书家及学者之所宗。当然,若是附庸风雅,只藏不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古代的藏书家就不去说了,就拿清末至現代的葉德輝、傅增湘、周越然、郑振鐸、唐弢來说,他们都是我所敬佩之人,藏书雖有多寡,側重面也有不同,然藏而读,读而研,却是他们的共同点。而且他们的撰述,无论大著甚或短文,都凝聚著睿智和哲理,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是有貢献的,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仍是读书人喜藏和喜读之书。

 

      我大約也算是和书有緣份,一輩子在图书馆里和书打交道,搞了近五十年的书皮子。回顾过去,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还是在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图书馆里的珍貴藏书,数十年不变,這仿彿也是命里註定。也正是因为成天和善本书、特藏文献打交道,每次進入书庫,雖没有沁人脾胃的桂馥兰薫,但会有一种莫名的芸香悠悠袭來,而当我游弋於其中,摩挲典籍,時间長了,还真有一种坐拥书城、醉卧书丛之感。我也沒有什么雄心壯志,只想藏身圖府之萬卷琳琅之中,化作小小蠹魚常駐縹囊,目的就是思窺群書之奧蘊,如有所得,當貢獻同好。蠧魚,也有啃書本之意,清唐孫華《再疊隨庵韻》有「衰年髣髴燭光餘,猶向殘編作蠧魚。」這或许也是我用「书丛老蠧魚」的名字在新浪博客上写作的缘由之一。同時「哈佛燕京」每年近二萬种的社科图书進館,重要学術著作基本不缺,目前六十五萬册的中文图书,一千五百种的社科期刊,大到影印文渊阁本《四庫全书》,小到一般的文史著作,开架取书,借阅自是十分方便。所以这些年來,我並不刻意買书、藏书,家中之书也仅千册而已。而在「哈佛燕京」做研究的條件,則远比在上海、香港、台北來得方便。

 

      年青的時候,为在业务上有所提高,除了版本学的实践,还大看其书,不少书是顾师廷龙先生指定读的,如《四庫全书总目提要》。至於当時有的版本目録之书几乎全读了,《书林清話》竟读了二三遍。而今,可能是岁月不饒人,想正儿八经地將一本书通读一过的倒是極少,但每天仍要翻个十來种书,汲取若干条自己需要的材料写入善本书志。而在夜晚,还要写一点自己有兴趣而别人暫不会写的豆腐干小文,就权充读书筆记吧。

 

      所以我的读书,还不如说是翻书多多。翻书或许也是一种读书的方式,也就是看見有用的資料細读一过,然後複印或是记入筆记本,或輸入电脑,待将來有机会再派用处。前些時,花了半年多的业餘時间,翻了萬餘部的線装书,居然翻到了不少有关中国印刷史、中国出版史上的材料,而這些材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且从不为研究者、撰述者所利用。就以清代官府发布的「翻刻必究」告示來说,這在張靜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仅有一張图片,而我所得竟有十張之多。看來,如不是有意识地去大翻其书,那是无法知道「告示」的原件(石印)会在什么书中会有,這也应了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的一段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灯火阑珊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翻阅線装书也是我在心灵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是我擺弄书皮子学问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读书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館的大阅览室里有一幅叶恭綽书「海外瑯嬛」的横披,那当然是指「哈佛燕京」是块神仙洞府,凡人在此讀書也似神仙般的享用,也可見藏书是有福的。有道是人生一乐,莫过读书。徐雁教授曾是南京市的藏书狀元之一,其雁斋藏书也近二萬之譜,這都是书中之书――有关藏书、读书的專题。我的朋友中也有二位藏书很多的,一位是北京的藏书家,他所藏都是綫装古籍,不久前他告诉我,已开始将自己的藏书进行編目,現完成了七千种,还有不少待編。另一位是台北的讲座教授,他的藏书有四萬册,在八十年代,他藏的大陆学術出版物竟然比当時的「中央图书馆」还多。而今,他收藏的有关傩文化的物件(包括文字資料)又是独占花魁。這二位朋友也都是利用藏书,读出了心得者。

 

      長期以來,徐雁教授对中国图书文化史的研究情有独鍾,并深切关注其周边的人和事。对于一位学者來说,大凡平時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心有所会,均有所记。他也是慎思明辨、熔鋳今古之人,厚积多了,字符也就落实到了紙上,不光如此,而且多产,亦可謂是「插架与腹笥俱富」,想來藏书、读书、研究、撰述,也是徐雁沿著前輩治学途徑勤奮筆耕的实踐者。這本新书,就是他從近几年所写的百餘篇有关藏书和读书文章中选編出來的,我曾读过其中的大部,并对其中述及叶德輝、叶昌熾、楊守敬、黄丕烈等人的文章有着很浓的兴趣,也从中得到不少新知。

 

      说來也巧,前二年为台北《人间福报》的社長兼总編永芸法师的书也写过一篇序,那本书的书名却叫《哈佛燕京的沉思――你不要读书了》,「你不要读书了」,那是永芸的师父佛光山的星雲大师对她说的。为什么如此说,您自己去看吧。

 

      徐雁教授和我也算是半个同行,他学的是图书馆專业,却在大学里传授中国图书文化史的真諦,他的本书後记写得真实、动情,读了感人。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和他相見握手,只在他的著作中窥見他「亭亭玉立」的靚照。回想起來,我注意到他,并不是读他的文章或著作,好像是在九十年代後期,我在家中的中文电視节目里,看到介绍他的紀録片,印象中有他回故里探親,还去学校探望旧日教过他的老师的情节。後來由于姚伯岳兄的紹介,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算是接上了線,這又應了那「有緣一線牽」的話。徐雁的著作已有十馀种之多,我祝願他不断地有新的成果继续奉献給社会、奉献给学術界。拉杂写下几句,权当小序,徐雁教授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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