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文学成为一个重大事件 文：李霆 这近乎痴人说梦的愿景由来已久。 有人问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如果在莎士比亚和印度殖民地之间做唯一的选择，她会怎么办？女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莎士比亚。于是我相信，在英国，至少在那时的英国，文学是一个重大事件。 每当晨光熹微的时候，一个体格健壮却疲惫不堪的人，身穿一袭华丽的东方式睡衣，走到窗边，将前额紧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塞纳河。他结束了在夜里的写作，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位伟大的叫福楼拜的作家，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在他的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书房里，终夜点着的有绿罩的灯，指引着塞纳河上船夫们的夜航。他们都知道在这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向，应该“以福楼拜先生的窗户”为目标。毫无疑问，在福楼拜时代的法国，文学也是一个重大事件。 我甚至不敢想象，没有莎士比亚的英国，没有福楼拜、雨果和巴尔扎克的法国，没有海明威的美国，没有安徒生的丹麦，没有歌德和海涅的德国，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没有曹雪芹和鲁迅的中国……会是怎样的另一番景象？ 也许，没有他们，我们同样会陶醉于醇酒和阳光的绚烂，陶醉于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活的慷慨，这生活永不疲倦地把我们引到它的诱人的角落里的光明和清凉中去。——遗憾的只是：我们永远不会陶醉于崇高的感情。 所以我们如此无聊，感情贫乏，愚昧无智，生活的支离破碎和平淡无味是我们冷漠无情的结果，是我们已经麻木不仁的可怕的征候。即便我们能感觉到作一个人的幸福，那感觉也是如此肤浅。 诗人海涅曾久久地坐在卢浮宫的维纳斯雕塑前哭泣，哭什么呢？哭一个人被侮辱了的完美，哭那走向完善之路的艰难和遥远。可是我们不会哭，我们至多会跟那个断臂美人合个影留念，留念什么呢？留念到此一游罢了。 我总觉得，像海涅这样的人，可以从他开始一个新纪元。这样人类不但有思想，而且有感情——不是狭隘，而是崇高的感情。 海涅的诗和他的泪水一样让我们感动。这，就是文学具有的惊人的特质。它能使一个字恢复它那原始的处女般的清新。文学会俘虏人，征服人，不知不觉地，但却不可抗御地使人提高，使人逐渐接近于像我们祖先的天真的、但是真挚的说法——万物之灵。在精神的完善和天才的力量面前，我们会产生一种惊惧，这种惊惧是灵魂净化的先声，犹如雨、风、百花撩乱的大地的气息、午夜的苍穹和爱的泪的晶莹，渗入我们的心灵。 我们向往由文学（而不是由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来统治人心。通过正义的美、智慧、心灵、人类关系的和谐，来消解我们精神上的紧张。这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即使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只有到了那样的时代，我们才能不断地取掉我们身上的奴性和庸俗习气，我们的面孔才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优雅。我们的言谈举止终于风趣动人。到了那一天，我甚至相信，连平生最厌恶开会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也会把他的著名杂文《开你的大头会》，不是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就是点上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 我们多么期盼那样的大师，他能把秋天的每一片落叶写成长诗。我们把他的作品摘记在秘藏的本子里，反复诵读，在每一行里寻找新的珍宝，深入到他的作品中去，就像我们沿着隐隐约约的羊肠小道深入泉水淙淙、芳草馥郁的密林一样，沉湎在这个理智和心灵都纯洁的人所特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心境中。 这个可爱的日子到来的前提，就是文学成为了一个重大事件。我们今天还看不到。我们还得有足够的耐心等。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学，它的角色更多的仍然是一种点缀品，装饰物，是无孔不入的政治的附庸，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甚至什么都不是。文学的窘况映衬出的是国民精神的“窄门”，想象力的干涸、枯萎、僵死，功利和实用主义的猖獗，价值观的倒置。 我们在作品中很少看到作者生动而纯洁的感情——没有他的愤怒，没有他的思想，没有他对美好爱情的崇敬，没有他对幸福生活的赞叹，他不会惊异于那些在生活中不能起任何作用的东西：譬如无法捕捉的水中的倒影、不能播种的峭壁、天空中那些奇幻的颜色。他不会象狄更斯那样，在他的手稿上哀哭，象福楼拜那样痛苦呻吟，或者象果戈理那样哈哈大笑。他根本不了解爱情是怎样把女人的心烧成灰。写出来的东西苍白无力，看他的作品就像看一个衰弱的老妇人孤独地度着她的风烛残年。天晓得这样的东西会把我们引到什么样的荒漠里去，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撇下他的书逃跑。 可是能逃到哪里去？哪里都一样，哪里都被庸俗的习气所占领。高贵的主流社会，似乎不能忍受文学成为一个重大事件，或者是不屑。他们并不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它们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被白白浪费。 所以文学在中国，在你居住的每一座城市、乡村，要想成为一个重大事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在我们有伟大而幸福的人民，我们坚信人类理智的力量，坚信人类心灵的拯救一切的力量。我们有理由对文学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充满期待。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俄罗斯散文家普利希文的话：“即使只有荒野的泥沼是你胜利的见证，那连它们都会百花繁衍，变得异常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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