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时人章俊卿云：“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幸國子監閲書庫，問祭酒邢昺：‘書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十六）苏轼亦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歳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可看出，即使是北宋的私家刻书事业，其发展也很迅速。在官府所镌版刻中，中央有国子监、崇文院、德寿殿、左廊司局、两浙东路安抚使和书院本等。地方刻书则是以各州府县学为主，其中两浙东路茶盐司刻书较多。官刻图书最早始于宋太祖建隆间：“太祖建隆四年（963） 二月五日，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言：‘《周刑统>科条浩繁，或有未明，请别加详定。’乃命仪与权大理寺少卿速效整、奚屿承、张希让及刑部大理寺法直官陈光又、冯叔向等撰集。……至八月二日上之，诏并摸印颁行。”（《宋会要辑稿?刑法?格令》）关于国子监校勘《五经正义》之情况，王应麟云：“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敇校勘孔頴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説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是年，判監李至言：‘義疏釋文尚有訛舛’宜更加刋定。杜鎬、孫奭、崔頤正苦學强記，請命之覆校。’至道二年，至請命禮部侍郎李沆、校理杜鎬、呉淑、直講崔偓佺、孫奭、崔頤正校定。咸平元年正月丁丑，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庚戌，奭等改正九十四字。沆預政，二年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預焉，《五經正義》始畢。淳化三年以前印板召前資官或進士寫之（國子監刻諸經正義板以趙安仁有蒼雅之學奏留書之踰年而畢）。”（《玉海》卷四十三）从至道二年开始至真宗咸平四年又校勘了《七经义疏》。但是宋初刻本现已经不存在了，大多看见的为南宋覆刻本。于雍熙三年，国子监又刊刻了《说文解字》、天圣二年刊印了《经典释文》。以上是经部文献之刊刻情况。史部的刊刻，始于太宗淳化五年：“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漢、後漢書》既畢，遣内侍集於杭州鏤板。咸平中，真宗謂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板本舊聞當時校勘官未能精詳，尚有謬誤，當再加刋正。’乃命直史館陳堯佐等覆校《史記》，景徳元年正月校畢，並録差誤文字五卷，同進詔賜帛有差。又命直秘館刁術等覆校《前、後漢書》，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卷，集賢院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四卷，其間雜編歳久多蠧，秘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黄本書編帙，嚴整以備進御。”（《事实类苑》卷三十一）说明国子监在淳化间就已经校定了完了《三史》，到了嘉祐间，又校定了南北朝《七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由此说明，自淳化五年开始到政和间，十七史就校勘完毕了，其刊刻地是在杭州。除了以上所刊刻的两大类文献外，国子监还刊刻了一些医家类和集部类文献。国子监刻书对宋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国子监》记载：“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多矣，乃儒者逢时之辛也。”当然除国子监刊书之外，中央的崇文院、秘书省、德寿殿等也刊印了一些图书。
宋代官府刻书十分重视为政治服务，以所刊内容分析，最为重视经史文献的镌刻。太宗淳化五年兼判国子监李至上言：“五經書疏巳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頥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强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刋刻。從之。”（《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是年又建议：“國子監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為近俗，乞改為國子監書庫官。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羣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宋史》卷一百六十五）由此说明，国子监不仅是最高的学府，同时还是重要的出版机构。时至真宗时期，经传正义已经大备。即使是到了北宋末年，正史之刊刻也仍然是由国子监来镂版颁行。晁公武云：“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命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蔵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蔵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可看出，即使到了南宋间，即使国家内外交困之情况下，国子监也仍刊行了大量经史文献。其中李心传就谈到了此问题：“監本書籍，紹興末年所刋。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彦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刋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三）另外，官府还镌刻了不少医书，如《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等。
北宋时期，官府藏书校订通常是由崇文院、秘阁来负责，凡价值较大者再送国子监刊板，也仍有些由国子监、秘阁自行刊刻。凡地方刻书，其版片均缴呈并貯藏于国子监。
由于金人的入侵，宋室迁至临安（杭州），故此国子监所刻书板就被金人掳走：“靖康丙午冬，金人既破京城，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百片。”（《三朝北盟汇编》卷九十八）靖康“二年，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又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監書板。”（《靖康要录》卷十一）在中央刻书遭受浩劫的情况下，于是地方刻书就逐渐兴盛起来了。国子监也将一些刻书分配给了地方来进行刊印，其中曾“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板。”（《容斋续笔》卷十四）这样郡学、书院等也开始了大量刻书。其“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刋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及。九年九月，張彦實待制為尚書郎，請下詔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賜，從之。然所取諸多殘缺，故舊監刋六經無《禮記》，三史無《漢書》。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所闕之書，亦令次第鏤板，雖有重費，亦所不惜也。’由是籍經復全。”（《建炎杂记?甲集》卷四）地方政府刻书多由公使库出钱来刻印，故称为“公使库本”。以目前开展的古籍普查来看，有许多文献都是缘于公使库所刻。另外，在版本研究中，所谓的盐茶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安抚使本等，均属于地方刻书。据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统计，此时的地方刻书机构多达二百余家.（参见《书林清话》卷六）由此说明，到了南宋间，地方刻书则远盛于北宋的中央刻书。其名气较大的为“南宋临安业书者，以陈姓为最著。”（《书林清话》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
佛经、道藏亦是宋人刊刻的重点文献,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的统治。太祖统一后，对佛教实施了保护措施，以此来争取南方的势力。开宝四年，宋太祖命高品张从信至成都刊刻《大藏经》，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刊成，这就是《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是书取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之编撰方法来进行排印，共一千零七十八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并按千字文编号。每版刻字二十二行至二十五行不等，每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刻板十三万多块，为卷轴装。其后又于咸平、天禧和熙宁间三次校订，并于熙宁四年八月初十将书板赐予显圣寺圣寿禅院。但是后来，该书现已经成了残帙，仅有零星残卷存世。宋人除刻有《开宝藏》外，还镌有《崇宁万寿大藏》、《毗庐藏》、《圆觉藏》、《资福藏》和《积沙藏》等。这六部公私所刊藏经，凡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一卷，可以说在佛经镌刻中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关于《道藏》的刊刻，自开国时，宋太宗就广求道书，得七千余卷，并命徐铉校订，实得三千七百余卷。其后，赵宋间又多次派人加以纂集和校订。刊刻释氏之书，多用硬黄纸。真宗时，命王钦若等续修《道藏》，得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分为三洞、四辅、十二类，赐名《宝文统录》。北宋末年，徽宗又广求道书，命道士刘元道就书艺局校订，得道书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中，命将已编纂完成的《道藏》送福州万寿观，令福州知州黄裳募工雕版，刻成后被送往京师。因其刻于万寿观，故称《万寿道藏》。但是后来此板片在靖康间又被金人掠去，目前仍未见未有传本。宋人除镌刻有《万寿道藏》外，还刊有《开宝藏》。宋人对于释道文献的刊刻，除官方有镌刻以外，寺观也很重视刊刻图书。
宋人刻书避讳较严，尤其是官刻文献，不仅历朝皇帝同名的要回避，就连同音的字也要回避。《绍熙重修文书令》（《礼部韵略?韵略条式》附）规定：“犯聖祖名、廟諱、舊諱（舊諱内二字者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御名，改避。余字（谓式所有者）、有佗音（谓如角徵之类）及经传子史有两音者，许通用（谓如‘金作赌刑’其‘赌’字一作石欲切之类），正字皆避之。若书籍及传录旧事者，为字不成，御名易以佗字。”
宋代官刻本以书品宽大，纸墨精良，从而彰显出具有雄厚的财力，故此最为学者所重视。其中明代著名学者叶盛就曾谈到：“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摺行中，上下不留黒牌。首則刻工私記本版字數，次書名，次卷第數目，其末則刻上姓名。予所見當時印本書如此，浦宗源郎中家有《司馬公傳家集》往往皆然。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人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茍，雖模印亦不茍也。”（《水东日记》卷十四）高濂也云：“宋元刻書，雕鏤不茍，較閱不訛，書冩肥細有則，印刷清朗，况多竒書，未經后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誤，其害匪輕，故以宋刻為善。海内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重輕，若墳典、六經、騷國、《史記》、《漢書》、《文選》為最。以詩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冩。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烟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遵生八笺》卷十四）私家和书坊也竞相刻书，亦刻有不少精品。其中家刻底本选择较精善，校勘细致。其实这二者都属于私家刻书，只不过坊刻之主要目的是以牟利为主。其刊刻范围主要集中在文学、科举和生活用书方面。在这些刻书中，尤以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其中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宋建安余氏刻书》中论述到：“夫宋刻书之盛，首推关中，而关中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说明尤氏刻书要胜于余氏刻书。到后来余氏藏书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其中清乾隆帝就曾于乾隆四十年专门调查过余氏刻书的流传情况：“其先世自北宋建阳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版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版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是，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唐书籍，据称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续东华录》）关于家刻之统计，叶氏在《书林清话》中著录两宋私家刻书就有四十多家，可见当时书坊之盛，另还，还可参见陈力先生撰《中国图书史》第五章之论述。从目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公布的《珍贵古籍名录》来看，目前仍保存完好的有家丁十三年（1220）陆游之子陆子遹溧阳学官刻《渭南文集》，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建安黄善夫刻《史记》、《后汉书》。这些文献不仅纸莹墨润，而且刻印校雠较精，均被称为时代之精品。
家刻主要集中地是在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地区。由此说明，昌盛的宋代刻书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流传下来的宋本并不多见，尤其北宋刻本更为稀少。家刻本亦称家塾本，多为士大夫和文人雅士，以得名而非求利为目的来进行镌刻的图书，故此在底本选择、文字校勘和最后的镌刻上均为讲究。上今以区域来划分，其突出者有以下四处刻书：
1、浙江刻书。浙江素有人文荟萃之地，同时杭州又是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王国维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中论述，杭州府刊刻有监本一百八十二种，嘉兴、湖州、宁波等处刻书三百零一种。由此看来，浙江刻书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大，有许多都被称为了善本。从版刻形式来看，它是以欧体上版，结构方正，版心多白口，有上鱼尾，版框大都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刻工名字，书品宽大，多用麻纸。
2、福建刻书。建刻主要是以坊刻为主，书坊集中在建阳，故此亦称“建本”。而且建阳书坊又主要集中在麻纱、崇化一带，据《新编方舆胜览》卷十一记载：“麻纱哦、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福建盛产竹子，造纸业十分发达，这必然有利于刊刻图书，故此所镌文献，多用竹纸。还加上此地的儒学特别发达，尤其是朱熹晚年长期居住于建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嘉靖建宁府志?朱子世家》卷八十一）在此情况之下，必然促进了该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把刊刻图书推到了鼎盛。今以其刻书特点来看，建刻本是以柳体上版，有的字镌刻似瘦金体，较为清秀。结构方正，多用竹纸，具有纸薄色暗的特点。早期多左右双栏，细黑口，后期为四周双栏，粗黑口，栏下加书耳，内刻有篇名或小题。
3、四川刻书，亦称蜀刻本，这当然是以眉山所刻《七史》最为著名。时人晁公武云：“嘉祐中，《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命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蔵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蔵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刋行。”（《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是书被后世学者称为蜀大字本，凡半叶九行，十八字。后来多经历朝递修，直至清嘉庆间，遭遇了火灾，就被付之一炬。叶德辉感叹云：“嘉庆藩库火，与吴天发神以谶碑同付祝融一炬，计绍兴刻板至嘉庆火，几七百年。木板之存于世者，未有久于此者也。物之成毁有定，岂不信与。”《书林清话?宋蜀刻七史》卷六）四川除刊刻有《七史》之外，镌刻了《开宝藏》。另外，成都学署还刊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大诗人陆游在游历四川，据《会稽志》卷十六载“陸氏書特全，於放翁家嘗宦兩川，出峽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由此看出，文人雅士对四川刻书的重视。以目前古籍保护中心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善本名录》来看，国内仍有些单位收藏是书。从总的来看，蜀刻之书，颜体上版，字体肥劲厚重，版式疏朗，左右双栏，无书耳。版心白口，下有刻工姓名。尤其纸张洁白，远胜于浙本。蜀刻文献又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之分。蜀刻用纸，多用麻纸。
4、江西刻书：江西与福建、浙江毗邻，以颜字或柳字上版，版式有四周双栏、左右双栏之分。
在私家刻本中，除了有以上四处著名刻书中心之外，另还在江苏、湖北、安徽和广东也仍镌刻了不少的图书。
坊刻亦称书肆、书棚、书堂、书铺和书林等，所镌图书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所镌文献以文学、科举和日常生活用书为主。宋代书坊以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最为著名。其中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中曾专门对二家刻书情况进行过系统论述，其外陈力先生也在《中国图书史》第五章中进行过细致探讨。
宋刻文献多采用蝴蝶装，版心内向，在北宋及早期南宋刻本中，多为白口，后来又出现了经折装、包背装。版心向外，多黑口。但宋以前就有的卷轴装则只是在释道及一些书画文献中使用。宋版书版心多记刻工姓名和字数。浙江刻本和蜀刻本无书耳，建本多有书牌子，其耳子内刻有篇名或小题。
宋人刻书最重视校勘，这主要集中反映在一些官刻和家刻本上。尤其在中央还设置了校勘之官，一方面是负责秘阁藏书的校雠，另一方面也为了校刻文献，故此官刻图书较为精审。但是，也有是人曾批评官刻之书质量低劣。诸如岳珂就论述到了监本的问题：“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脱略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嵗乆磨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逺（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冩，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冩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獨以為官，既刋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脱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逺。”(《九经三传沿革例》）由此看来，宋代校勘最精者则就是那些家刻本，其中岳珂的《九经》、《三传》就成为了该时期的杰出代表。请看他在《九经三传沿革条例》中的叙述：“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為的當，合諸本參訂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寳之。流布未乆，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乆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註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説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増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廖瑩中“世綵堂”本历来被称为宋代家刻中的精品，最为校勘家所珍视。岳氏之精刊本，世称“相台本”，是属于宋刻经学文献中的精品。尤其是以所镌“九经”本最精，其中周密在《癸辛杂志?后集》中论述到：“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四库馆臣亦云：“參訂同異，考証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依據，實為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由此看来，宋人刻书较精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岳氏校勘“九经”之情况看来，一些粗疏的现象也仍应加以重视，尤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中也论述到了此问题：“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参校，遂為《刋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刋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栁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嵗印板殆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