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图书编撰考略

率我真 2013-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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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图书编撰考略

曹之

清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极盛时期。无论是图书编撰理论，或是图书编撰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总结性成就。清代图书编撰的总数有多少?章迁、武作成等《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20071种，王绍曾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54880种，二者相加共计74951种。本文拟对清代图书编撰情况加以论述。

清代官方修书机构是翰林院。清初翰林院几经变易:顺治元年(1644年)并人内宣院，称为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又设翰林院;顺治十八年(1661年)设内三院，撤内阁、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年)又改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又独立出来。康熙间，因官方修书需要大量文学之士，所以翰林院的编制人员很多，编撰、检讨等将近200人，庶吉士有五六十人。雍正以后，翰林院人员锐减，原翰林院人员多改他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掌院学士不再兼任礼部侍郎官衔。从此，翰林院就成为重要的国家机关。清翰林院职掌论撰文史，长官为掌院学士，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掌院学士掌国史笔翰，备左右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翰林院的内部组织有典薄厅和待诏厅。典薄厅掌章奏、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有典薄、孔目等官员;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有待诏、笔帖式(文书官)等官员。翰林院附属机构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等。庶常馆是庶吉士人馆学习的地方。清于新进士中选择年龄较小而名次较前者，不授他职，而改为翰林院庶吉士，进一步深造学习。因庶吉士又名庶常，故学馆称庶常馆。起居注馆是编修起居注的地方，其职责是记录皇帝每天言行:先记皇帝上谕，续记处理在京各衙题本，三记处理通政司所上各地大官题本和八旗奏折，四记引见。记毕署记注官衔名。国史馆是编修国史的地方，主编实录、国史等。清重实录编写，规模之大，史无前例。据统计，预修《世宗实录》者有232人，顶修《高宗实录》者有1203人，预修《仁宗实录》者有751人，预修《宣宗实录》者有839人。实录馆的誉写事宜由雇用书手代写，‘发交缮写之件，不许挽出禁城，每日辰人酉出，又严禁炊舜，书手率就近西华门外，赁破庙数间，籍资食宿……实录例不发刊，告成后沿明制焚稿本于蕉园[1]。翰林院所修各书，一般由掌院学士担任正副总裁官;待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担任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间或担任纂修官;典薄、待诏、孔目担任收掌官;笔帖式担任誉录官，间或担任收掌官。例如三通馆编《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等书，总裁为掌院学士祛演等4人，纂修兼总校为侍讲学士曹仁虎、编修陈昌齐等7人，纂修兼校对官为侍讲学士陆伯姐、编修余集、庶吉士陈万全等34人，提调官为检讨彭元珑等2人，收掌官为笔帖式康蒙额等2人，加上满篆修官9人，共计53，人。清代有些修书机构虽然不直属于翰林院，但一般也有翰林院派员参加，如方略馆是编修军事方略类图书的地方，由军机大臣兼任总裁，9名篆修官中也有翰林院成员。

清代私人著书蔚然成风，其中乾嘉学派的众多学堵犹如夜空群星，汇聚成一条灿烂的银河。谈迁、钱谦益、马骇、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万斯同、阎若球、朱彝尊、王士禎、毛奇龄、蒲松龄、梅文鼎、汪永、查慎行、方苞、厉鸽、吴敬梓、全祖望、惠栋、曹雪芹、沈德潜、戴震、汪中、卢文14,邵晋涵、毕玩、王鸣盛、袁枚、钱大听、桂馥、纪晌、章学诚、洪亮吉、赵翼、段玉裁、姚鼎、孙星衍、翁方纲、郝璐行、江落、王念孙、王引之、顾之折、龚自珍、严可均、徐松、阮元、魏源、孙治让、俞柑等是其代表。谈迁，字孺木，浙江海宁人，明末清初史学家。自幼苦读，手不释卷。从29岁开始撰写《国榷》，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写成百卷大书。然而一夜之间书稿被窃，20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痛哭流涕，心如刀绞，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2]决心重写《国榷》。他不顾60岁高龄，北上北京查找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历尽艰难困苦，63岁那年，重新写完《国榷》。《国榷》是编年体明代史，500万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马骇，字宛斯，邹平人，著名史学家。治史专攻自开辟至秦末事，有《绎史》一百六十卷，该书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同类著作可比。张之洞《辅轩语》云:“史学亦以专精一种。览虽宜博，欲求精熟则亦贵专攻。但能精熟一二种足矣。隋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汉圣’;宋范祖禹熟唐事，著《唐鉴》，人称‘唐鉴公’。国初马骗熟三代事，撰《绎史》，人称‘马三代’。此古人为史学之法也。”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著作等身，计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五经同异》、《历代宅京记》等。他把著书比作采铜，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代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眷钊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3]他写《日知录》用时30年，一年仅写十余条，每条短者数十字，长者不过一二千字，十余条加起来最多不过一二万字。薄松龄，字留先，淄川人，著名小说家。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败北，但他并不灰心，经过数十年努力，终于写成《柳斋志异》这部传世之作。全祖望，字绍衣，郭县人，著名史学家。他博览群书，曾在翰林院读《永乐大典》，每日读20卷。曾七校哪道元《水经注》、三笺王应麟《困学纪闻》。其《结崎亭文集》原稿170卷，晚年自定文稿，删去十分之七，仅剩50卷。曹雪芹，原名霆，以号行，著名小说家。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红楼梦》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忍饥挨饿，增删10次，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正如甲戌本《凡例》附诗所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王鸣盛，字凤嘈，嘉定人，著名史学家。乾隆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他著《十七史商榷》时，24年如一日，独处一室，覃思史事，借购善本，反复雌校，其它文章一律不作。该书博大精深，举凡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碟簿录、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志异教、钟鼎款识、残碑断揭，无不兼该。《十七史商榷》与钱大听《二十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号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钱大听，字晓征，嘉定人，著名史学家、考据学家。乾隆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广东学政等职。著作很多，《廿二史考异》是其代表作，他在自序中说:“余北冠日扣好读乙部书，通籍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复校勘，虽寒暑疾痰，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他从40岁开始系统编写此书，到55岁成书100卷。 67岁开始校勘，到70岁成书，前后共计50年。清人治学严谨，著书态度严肃，不少著作都是历经数十年才写成的，除了上文提及的《国榷》、《日知录》、《聊斋志异》、《红楼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等著作外，又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用时21年;毕玩《续资治通鉴》用时20年;桂馥《说文义证》用时40年;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用时22年;王药《说文句读》用时30年;刘文淇《左氏旧注疏注》用时40年;孙治让《周礼正义》用时20年。

就图书内容而言，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著作构成清代图书的重要特色。乾嘉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学术派别之一它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等，正式形成于清代乾隆、嘉庆间，它是研究训话考据的经学体系。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著作除了上文已经列举者以外，还有方苞的《周官集注》、《周_官辨》、《礼记析疑》等;惠栋的《周易述》、《易汉学》、《古文尚书考》等;戴震的《毛郑诗考证》、《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朱药的《仪礼释例》、《十三经文字同异》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孟子正义》等;孔广森的《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大戴礼记补注》、《经学危言》等;孙星衍的《孙氏周易集解》、《尚书古文注疏》等;江藩的《尔雅小笺》、《宋学渊源记》等;严可均的《说文声类》、《说文校议》等;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话》等;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等。清代修志在方志发展史上号称极盛。康熙一朝修志1354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修志1164种，现存清代方志4889种。清廷三令五申对修志起了重要作用。各地设局修志是长期修志的组织保证。清代方志大多是官督绅办，即由官绅共同组成修志班子。通志以总督、巡抚领衔，知府、绅士、学者负责撰写;府州县志则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绅士、学士负责撰写。另外，清代的辑佚、辨伪著作也不少。清编《四库全书》从《永东大典》中辑出103种佚书，其中有李表《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嘉庆间，徐松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三百六十六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续编》、(补编》共辑佚书185种，黄大《汉学掌丛书》共辑史书60种。阎若理、胡渭和姚际恒是三位辨伪大师。阎若球的《古文尚书疏证》为常期争论不休的历史悬案画上了句号;胡渭揭露了《河图》、《洛书》的作伪事实;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是一部集大成性辨伪专著。当然，‘辑佚、辨伪都是与清代考据学密不可分的，都是清人精心考据的产物二

就编撰形式来看，清代白话小说、总集、类书、丛书是很多的。清初至清中叶，出现了不少长篇白话小说，例如陈忱《水浒后传》、钱采等《说岳全传》、褚人获《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好休传》、《醒世姻缘传》、李汝珍《镜花缘》、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等。晚清白话小说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妍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鹦《老残游记》等。清代所编总集数量很多。诗总集如沈德潜《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知《清诗别裁》，袁定求辱编《全唐诗》，王士核编《唐人万首绝句选》、朱彝尊编《明诗综》、孙沫编《唐诗三百首》等。其中《唐诗三百首》收录唐人诗作310首，流传甚广。文总集如黄宗羲编《明文海》、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许桂编《六朝文絮》、’董诺等编《全唐文》、吴楚材等编《古文观止》、姚鼎编《古文辞类纂》、张金吾编《金文最》等。其中《明文海》“所阅明人集凡至二千余家，称为一代文章之渊薮”[4]。《古文观止》上起先秦，下讫明代，选文222篇，每篇有简要评注，流传甚广，成为旧时启蒙课本。在诗文总集方面，有薛熙《明文在》、萧伯升《萧氏世集》、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等。清代还有一批“选家”，动辄为人选批图书。《儒林外史》第二十回中“选家”匡超人有一段自白:“我的文名也够了，自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一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6年选95本，平均每年16本，可见数量之多。当然，其书质量之低劣也是可想而知的。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云:‘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汲古之士如黄梨洲、万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清代类书数量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著录，共计146部、13847卷。其中著名者如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张廷玉等编《子史精华》、陈元龙编《格致镜原》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32典、6109部，每部先列汇考，次列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选句、记事、杂录、外编等项，卷杖浩繁，图文并茂，是现存类书中卷恢最多，体例最完善的一部类书。清代也是丛书的繁荣时间。《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的2797种丛书中，清代丛书占绝大多数，著名者如曹溶《学海类编》、纪晌等《四库全书》、徐乾学《通志堂经解》、阮元《皇清经解》、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李调元《函海》、钱熙柞《指海》、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张海鹏《学津讨源》等。其中《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该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另外，清代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图书编撰形式，学案体就是其中的一种。学案体是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这种体载始于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继之者有黄宗羲始撰、其子黄百家续撰、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等。学案体著作按照濡学师承渊源关系，将各家学术观点分为若干派别，每个派别就是一个学案。每个学案之前先作小序，概述本学派之特点和源流，然后介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人物先立小传、次录能够反映本人学术思想的文章或语录。学案体著作对历代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在图书编撰的具体方法上，清人集前人经验之大成，日趋完善。例如引文问题，清代之前极不规范。清代图书引文以准确。谨严著称于世。陈澄在《东垫未刊遗文·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中提出关于引文的10条规定，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引文问题，对于规范图书引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图书编撰的繁荣，清代图书编撰学理论已经相当成熟。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祯、袁枚、钱大晰、纪的、章学诚、赵翼等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兹以纪的、章学诚为例加以说明。纪的、字晓岚，献县人，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和编撰家。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历仕翰林院编修、功臣馆总纂、国史馆总纂、四库全书总纂官等职。他在《四库全书总月提要》(以下简称《总目》)中，对于历代图书编撰和各类图书的编撰源流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研究。在谈到官修书卷端署名时，《总目》说:“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如果监修多次更换，“惟题经进一人”[5]。《总目》还对自注例、总集兼具小传例、总集编人已作例、总集各著品题例、附骥而行例、悔其少作例等进行专题研究，说明各种编例的源流和优缺点。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是三种常见史书编例，《总目》说:“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袁)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洋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节日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末见也。”[6]关于书目，总目汾通过类序、提要、按语、分类等方法，说明学术源流的演变情况。在图书著录方法方面也给后人提供了良好范例。《总目》采用别裁之法著录一书的不同内容，例如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集》既著录于集部别集类，又将其附录《考定石经人学经传解》、《迩言》、《陶诗笺》单独析出，分别著录于经部四书类、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和集部别集类。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著名实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编撰家。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主讲莲池、文正等书院，后人湖广总督毕玩幕府，预修《续资治通鉴》等，有《文史通义》、《校雄通义》、《史籍考》等著作。章学诚对于图书编撰史、史书编撰、书目编撰等均有深人研究。在谈到图书编撰起源时，章学诚说:“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阂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7]在谈到篇卷起源时，章学诚说:“篇从竹简，卷从嫌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嫌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人汉始有卷也。”[8]章学诚认为，作为史书编撰者，除了才、学、识外，“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9]可见章学诚所谓“史德”讲的是人品问题。人品不好，即使有才、学、识，也难以写出好书。章学诚非常重视史书凡例，什么是凡例?章学诚说:“文章宗旨、著术体裁，称为例义。[10]这里的“例义”就是凡例。章学诚一生预修《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多种方志，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声编纂方志的类例，《文史通义》中谈及方志类例的论文有40多篇，外篇三卷集中论述了方志类例。关于书目编撰，章学诚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理论，他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1]

以上就是清代图书编撰的大概情况。清代图书编撰繁荣的原因何在?第一，统治猎重视图书编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官修书多由清代统治者亲自策划。例如在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清高宗弘历不断地下发“圣谕”，对图书编撰的许多细节都作了具体布署。(二)网罗图书编撰人才。例如在编撰《明史》时，专门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无论已仕未仕、年龄大小，均可预试，录取者授以翰林官，这次特别考试共招揽各类人才50人。对于因故未能预试的杰出人才曹溶、黄虞樱等照样破格录用。对于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李顺等既是学术权威又坚不合作的人，康熙皇帝以博大的胸怀一再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这样态度的感召下，彝些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明史》的编撰工作。在编撰《四库全书》时，不少人也是破格录用的，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撰《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三)奖励图书编撰人员。例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世祖实录》修成，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平定朔摸方略》修成。“副总裁以下官，但奖加级”[12]。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专门颁布了‘士民著书、制器暨创设新政奖励章程[13]，鼓励著书。(四)宣统二年(1910年)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一《大清著作权律》。该律对著作权的概念、著作物的范围、著者的权利、取得著作权的程序、著作权的期限和限制等问题，非了相应规定，对于保护著者的合法权宜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顺治初年，全国只有一亿多人口，而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国人口已超过三亿。全国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耕地面积6078400多顷，而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已增加到7414490多顷。乾隆年间，除了西北、西南、台湾等边睡地区还有战事之外，内陆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个相对的和平时期。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优，保证了《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考据学的兴盛推动了图书编撰。以研究叮性与天道”为特征的宋明理学，到了清初已是穷途末路，代之而起的是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经世致用思潮。这种思潮一方面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另一方面又带有浓重的法古倾向。这种法古倾向导致知识界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同时，走上朴实的考证经史的道路，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考证经史正是“复古”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