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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随着2020年年底，北京地铁16号线中段（西苑--甘家口）开通运营，只要您走进国家图书馆站，就可以看到这些鼓励人们读书明智、构建良好社会风气的艺术墙。除了艺术墙引用《中庸》名句，地铁站内还有印有唐诗《听安万善吹觱bì篥 lì歌》的主吊灯，车站楼扶梯洞口楣头墙位置，还有“书山有路勤为径”的主题艺术墙，而这一切构成了以“万卷千张”为主题的国家图书馆站。
说到国家图书馆站，还是北京第四座“三线换乘”车站，且为同层换乘。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呈东西向布设，总长205.6米，车站设有两个出入口以及一个与4号线、9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连接的换乘通道。国家图书馆站是继西直门站、东直门站和宋家庄站之后北京第四座“三线换乘”车站，与地铁4号线、9号线实现换乘。换乘通道设置了4处净宽1米长25米的自动人行道步行电梯提高换乘舒适度与换乘效率。
如果您乘地铁16号线来到国家图书馆站，地铁站周边聚集着国家图书馆、紫竹院公园、国图音乐厅、首都体育馆等大型公共设施，开通后可是大大方便了市民通勤。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设置两个出入口，步行至国家图书馆大约3分钟、紫竹院公园5分钟。还是非常方便的。说到国家图书馆站，是因为紧邻国家图书馆而得名。国家图书馆站地处白石桥北侧，最早初设站时称'白石桥站”。这里当年确有白石桥，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横跨长河至上，因所使用的石料为白色，时称“小白石桥”,明代重建后称'白石桥”,清代改建为单孔、米黄色花岗岩砌筑的梯形石桥。1982年在古桥西侧又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梯形跨河公路桥,两桥'台二为一”。1998年改扩建白石桥路时，拆除了旧石桥的护栏，在扩展后的两侧修建了白色的新栏杆。拆除之后的旧石桥栏板被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五塔寺收藏。说过了白石桥地名的来历，咱们再来说说国家图书馆。1909年，清政府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选址于西城文津街。1916 年,教育部要求凡在内务部立案的出版图书都要交京师图书馆庋藏(收存)。1949 年改名为“北京图书馆”。1987 年在白石桥西北侧建成新馆,井确定为国家级图书馆, 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在国家图书馆里，有《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四大镇馆之宝。《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朝永乐年间，是由姚广孝以及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22,937卷，由两千名学者在1403年--1408年编成，其中，光目录就占60卷，全书共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永乐大典》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有着数不清的谜团。《永乐大典》副本抄成之后，存放在被称为“石室金匮”的皇史宬内。皇史宬在皇宫的西侧，建成于明嘉靖十五年，也就是1536年，“石室”四周的石墙厚有6米，两扇殿门是两块整石，每扇石门重5000公斤。大殿中有内为樟木、外包铜皮制成的152个“金匮”，放置在1.42米高的须弥座上，副本就存放在这些“金匮”之内，既能防水，又能防火，可以确保万无一失。《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5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 至清雍正年间又移藏至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内。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古籍，曾清点副本，发现已丢失1000多册，计2422卷，乾隆曾下令查找，结果是一本也没有找到。即使这样，余存的《永乐大典》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永乐大典》中辑得佚书516种，其中388种收入《四库全书》，128种列为总目存目。 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对《永乐大典》的管理是比较严的，其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朝野的失窃案。乾隆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六月十三日晚，四库馆纂修官黄寿龄因自己承担的校书任务繁重，为连夜赶工， 便将《永乐大典》原本6册用布包裹好带回家，准备晚上接者校对。当时天色已晚，存着一丝侥幸心理， 黄寿龄并没有将他带书离馆这件事告诉主管《四库全书》的提调官。未曾想黄寿龄坐车行至米市胡同时，突然感觉腹内翻腾，于是急忙下车如厕。这就给了窃贼可乘之机，就在他离去的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窃贼乘机将他放在车内的6册《永乐大典》连包窃走。等他回到车上，猛然发现，他带出来的6册《永乐大典》不见了!这下他慌了神，急忙四处找寻，但为时已晚。如果不是黄寿龄擅自将《永乐大典》带出馆，也不会让窃贼钻了空子。按道理说，如此重要的典籍，清政府对它的管理，无论是从行政管理还是律例管理来说，都应是严格的。这黄寿龄是何许人物，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将大典带回家?
黄寿龄，字挺山，号筠庄，江西新城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参修《四库全书》，在四库馆任《永乐大典》纂修兼校对官。当时各位纂修官都有一定的校书任务，但是四库馆并没有规定每天每位纂修官一定要校完多少书目，只是规定在一段期限内校完多少种书。因此，黄寿龄所谓赶办，并不是特别充分的带书出馆的理由。不过，开馆之初，带书出馆校对是常有之事，否则黄寿龄也不会不经同意就擅自带出《永乐大典》，如果没有遗失，私自携带《永乐大典》出馆的罪过也就不了了之了。
《永乐大典》被窃之后，黄寿龄第二天就将情况上报了四库馆，但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四库馆总裁才将此事上报乾隆帝，这期间四库馆也试图寻找丢失的书册，未果才不得已上报乾隆帝。奏章中说明已分派步军统领衙门番役营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设法抓紧缉查，务必将原书查获。乾隆帝获悉后震怒，当天即下谕旨，令总裁舒赫德负责调查。永瑢等总裁在六月二十八日接到上谕后，于七月二日上奏:一要严格出借规定，二要继续追查所失之书。舒赫德也于同日上奏，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乾隆帝说明:黄氏携出《永乐大典》时未告知提调官，当负主要责任，提调官和当日值班的收掌官亦负相应的次要责任。四库馆书是由提调和收掌负责管理，出借和收回均有记录，纂修官将四库馆书携出于外，提调官和收掌官均要负责。但实际上之前携书外出是常有之事，非但四库馆内馆臣能借，四库馆外臣工也能借阅，只不过不能借太久。在黄寿龄案案发后，借书的管理开始变得严格了，四库馆进一步规定:“ 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但当时馆臣能否完全遵守此项规定，颇值得怀疑。丢失了的6册《永乐大典》，惊动了皇帝，令步军统领衙门番役营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都参与进行搜查。步军统领，即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京师守备和治安:五城司坊，或称五城御史司坊，是指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马司及其下属的各坊。这样的搜查规模，覆盖了整个北京城。为了6册《永乐大典》而如此兴师动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说明了朝廷对《永乐大典》的重视，这对窃贼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以至于后来案件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
七月十六日步军统领奏报乾隆帝:黄寿龄所遗失6册《永乐大典》于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桥河沿被巡城兵丁拾得。乾隆帝于十八日下谕旨:《永乐大典》完好无损，但仍要继续搜拿窃贼。《永乐大典》失窃的米市胡同在菜市口附近，离找到《永乐大典》的御河桥，在东交民巷附近相距甚远。窃贼跑这么远将《永乐大典》放在桥边显眼之处，而不是随手找个僻静地方扔了，显然是想将《永乐大典》归还朝廷的。但是此后史料除了涉及对相关人员的处罚外，就再也没有关于偷窃者方面的信息了，因此偷窃者的身份或许将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窃贼为何将《永乐大典》窃而复还?乾隆帝在上谕中分析:“朕思此书遗失以来，为日已久，必其人偷窃后，潜向书肆及收买废纸等处售卖，书贾等知《永乐大典》系属官物，不敢私行售卖。该犯亦知缉捕严紧，不敢存留，遂于夤夜潜置河畔，以冀免其祸。情形大概如是。”乾隆帝认为盗窃者迫于压力而送回《永乐大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小偷在得手后曾暗中到书肆等处交易而书商不敢收留，则未必对。《永乐大典》失窃后，朝廷随即展开了全城搜查，窃贼在得手后能否如此快去交易，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一旦交易， 走漏风声的可能性就很大，但在一个月的搜查中，朝廷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因此小偷可能未有交易举动。
就整个案件来看，基本情况还是很清楚的。不过除了最后的“失而复得”比较出手意料，我们可能还会心存疑感。从相关奏疏看，关于《永乐大典》被窃具体经过的记载都相当简略。黄寿龄既然是坐车走的，肯定会有拉车的车夫同行。当时京城并没有公共厕所，他到米市胡同想如厕，估计就是在旁边没人的地方方便一下，车夫是不会跟去而是应该在车上等候，既然有人守候，那么《永乐大典》又怎么可能被窃而不被立即发现呢?整个案件并没有提到车夫，这是很让人疑惑的事儿。由于没有更多的档案和史料涉及此案，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比较类似案件来推论解释以上的问题了。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清朝朝廷对《永乐大典》的管理逐渐松懈下来。至嘉庆、道光年间，官员又伺机挟带偷窃，并将所偷之书以每册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洋人，因此，到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点《永乐大典》时，所存不足5000册；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只剩下3000余册；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800余册。这些丢失的《永乐大典》都属监守自盗，例如大臣文廷式以借读《永乐大典》为名，盗走了100余册；翰林院的人在下班回家时，将一本本《永乐大典》挟在衣物中携带出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处在战火之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或纵火焚烧，一时仅存的《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 翰林院劫后，《永乐大典》仅剩64册，被同治十三年（1874年）状元、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建议和努力下，获教育部同意，并呈请国务院批准后，教育部派员去陆润庠处将这64册劫余的《永乐大典》取回，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京师图书馆经多方征集，到1934年，已改名为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永乐大典》增加到93册。由于局势动荡，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北平图书馆即选择一部分善本典籍（包括《永乐大典》）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经代理馆长袁同礼、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使馆和美国联系后，选取了3000种书（其中有60册《永乐大典》）运到美国，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书（包括《永乐大典》）均被运往我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乐大典》得到各方的捐赠，国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全部赠送给北京图书馆，也就是原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广东文管会也分别将4册和3册《永乐大典》赠送给北京图书馆。原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三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册归还了我国。至今为止，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共有222册。现世界各地尚有《永乐大典》400余册，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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