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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编纂于明代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编修完成。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其中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约3亿7千万字，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喻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故事和许多难解之谜。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正本由于明末战火已全部散佚，后世所存《大典》皆为嘉靖副本。即便是副本，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四库全书馆时，经清查也已缺失了2422卷。乾隆帝深为遗憾，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缺失的卷册尚未找到，京城又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失窃案。 ● ●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十三日晚，四库馆纂修官黄寿龄因自己承担的校书任务繁重，为连夜赶工，便将《永乐大典》原本6册用布包裹好带回家，准备晚上接着校对。当时天色已晚，存着一丝侥幸心理，黄寿龄并没有将他带书离馆这件事告诉主管《四库全书》的提调官。 未曾想黄寿龄坐车行至米市胡同时，突然感觉腹内翻腾，于是急忙下车如厕。这就给了窃贼可乘之机，就在他离去的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窃贼乘机将其放在车内的6册《永乐大典》连包窃走。等他回到车上，猛然发现，他带出来的6册《永乐大典》不见了！这下他慌了神，急忙四处找寻，但为时已晚。  康有为藏书《永乐大典》 如果不是黄寿龄擅自将《永乐大典》带出馆，也不会让窃贼钻了空子。按道理说，如此重要的典籍，清政府对其的管理，无论是从行政管理还是律例管理来说，都应是严格的。这黄寿龄是何许人物，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将大典带回家？黄寿龄，字挺山，号筠庄，江西新城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参修《四库全书》，在四库馆任《永乐大典》纂修兼校对官。当时各位纂修官都有一定的校书任务，但是四库馆并没有规定每天每位纂修官一定要校完多少书目，只是规定在一段期限内校完多少种书。因此，黄寿龄所谓赶办，并不是特别充分的带书出馆的理由。不过，开馆之初，带书出馆校对是常有之事，否则黄寿龄也不会不经同意就擅自带出《永乐大典》，如果没有遗失，私自携带《永乐大典》出馆的罪过也就不了了之了。 《永乐大典》被窃之后，黄寿龄第二天就将情况上报了四库馆，但直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五日，四库馆总裁才将此事上报乾隆帝，这期间四库馆也试图寻找丢失的书册，未果才不得已上报乾隆帝。奏章中说明已分派步军统领衙门番役营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设法抓紧缉查，务必将原书查获。乾隆帝获悉后震怒，当天即下谕旨，令总裁舒赫德负责调查。永瑢等总裁在六月二十八日接到上谕后，于七月二日上奏：一要严格出借规定，二要继续追查所失之书。舒赫德亦于同日上奏，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乾隆帝说明：黄氏携出《永乐大典》时未告知提调官，当负主要责任，提调官和当日值班的收掌官亦负相应的次要责任。 四库馆书是由提调和收掌负责管理，出借和收回均有记录，纂修官将四库馆书携出于外，提调官和收掌官均要负责。但实际上之前携书外出是常有之事，非但四库馆内馆臣能借，四库馆外臣工也能借阅，只不过不能借太久。在黄寿龄案案发后，借书的管理开始变得严格了，四库馆进一步规定：“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但当时馆臣能否完全遵守此项规定，颇值得怀疑。 丢失了的6册《永乐大典》，惊动了皇帝，令步军统领衙门番役营捕及五城司坊官役等均参与进行搜查。步军统领，即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京师守备和治安；五城司坊，或称五城御史司坊，是指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马司及其下属的各坊。这样的搜查规模，覆盖了整个北京城。为了6册《永乐大典》而如此兴师动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说明了朝廷对《永乐大典》的重视，这对窃贼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以至于后来案件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 七月十六日步军统领奏报乾隆帝：黄寿龄所遗失6册《永乐大典》于七月十五日夜在御河桥河沿被巡城兵丁拾得。乾隆帝于十八日下谕旨：《永乐大典》完好无损，但仍要继续搜拿窃贼。《永乐大典》失窃的米市胡同在菜市口附近，离找到《永乐大典》的御河桥（东交民巷附近）相距甚远。窃贼跑这么远将其放在桥边显眼之处，而不是随手找个僻静地方扔了，显然是想将《永乐大典》归还朝廷的。但是此后史料除了涉及对相关人员的处罚外，就再也没有关于偷窃者方面的信息了，因此偷窃者的身份或许将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窃贼为何将《永乐大典》窃而复还？乾隆帝在上谕中分析：“朕思此书遗失以来，为日已久，必其人偷窃后，潜向书肆及收买废纸等处售卖，书贾等知《永乐大典》系属官物，不敢私行售卖。该犯亦知缉捕严紧，不敢存留，遂于夤夜潜置河畔，以冀免其祸。情形大概如是。”乾隆帝认为盗窃者迫于压力而送回《永乐大典》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认为小偷在得手后曾暗中到书肆等处交易而书商不敢收留，则未必对。《永乐大典》失窃后，朝廷随即展开了全城搜查，窃贼在得手后能否如此快去交易，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一旦交易，走漏风声的可能性就很大，但在一个月的搜查中，朝廷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因此小偷可能未有交易举动。 就整个案件来看，基本情况还是很清楚的。不过除了最后的“失而复得”比较出乎意料，我们可能还会心存疑惑。从相关奏疏看，关于《永乐大典》被窃具体经过的记载都相当简略。 黄寿龄既然是坐车走的，肯定会有拉车的车夫同行。当时京城并没有公共厕所，他到米市胡同想如厕，估计就是在旁边没人的地方方便一下，车夫是不会跟去而是应该在车上等候，既然有人守候，那么《永乐大典》又怎么可能被窃而不被立即发现呢？整个案件并没有提到车夫，这是很让人疑惑的事儿。由于没有更多的档案和史料涉及此案，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比较类似案件来推论解释以上的问题了。 本书选自《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  欢迎转载，但是转载务必标明文章出处并附上图书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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