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的苍凉与温馨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九岁。

　　立冬之后，奶奶患了胃病，卧床不起。父亲和母亲四处求医，给她治疗。阴历十一月底，她的病情大轻。家里又出现了多日来少有的欢乐，可这欢乐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

　　腊月初三，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这天上午，父亲再也按耐不住他那颗焦灼的心，不等山上的雪完全融化，就带着几个红薯面窝头和十余斤玉米糁，上山拾柴。春节要到了，过年的一切费用还没着落，父亲急啊！

　　父亲走后的第四天早上，天突然阴起来，早饭后，天又下起了雪。做午饭时，有人捎息说，上午，在下山的路上，父亲跌倒在两米多深的崖下，右腿骨折，被送到了马山医院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抱住正在做饭的母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亲把我紧紧搂到怀里，呆若木鸡般地看着漫天飞雪，两滴热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滚下来，凝止在脸颊上。奶奶拄着拐杖走出来，问母亲咋了，出了啥事。母亲沉默不语。奶奶又问，母亲吞吞吐吐地骗奶奶说：

　　他他他外爷病了。

　　母亲说完，用粗糙的手拭去我的泪水。

　　别哭了，娃儿，你外爷过几天就好了。

　　母亲让我给奶奶和弟弟做饭，她去借钱。母亲回到家里，我已把饭做好。她给奶奶说了一声，就拉着我冒着风雪，去马山医院。

　　我和母亲下了车，飞跑着去到医院。医生正在给父亲的右腿打石膏。父亲咬着牙，忍着剧疼，额头上布满密密的汗珠。看到父亲，我嘴一咧，又哭了。母亲用手巾擦去父亲额头的汗珠。父亲看着母亲，母亲看着父亲，彼此都沉默着。病房里很静。窗外的风雪声从门窗的缝隙里飘进来，在病房里回荡着。

　　石膏打好后，父亲和母亲叫我回家。我爬在父亲的床边不愿回去，我想和母亲一起陪伴父亲，伺侯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

　　娃儿，听话，快回去，奶奶和弟弟都得你照料。记住，和弟弟一块好好上学，别贪玩，把书念好！

　　我听了父亲的话，含着泪回家了。

　　父亲是在住院后第五天上午出院回家的。第四天下午，医院又一次催交压金。母亲要去借钱。父亲不答应。他叫母亲把医院的帐结了，再少买点药，出院回家。母亲说服不了他，只好依了他。

　　母亲架着车把，我在车后推。踏着深深的雪水，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灵的天空和这茫茫雪天一样苍凉，那浓浓的酸涩包裹着我幼小的心灵，我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再站起来，我不知道奶奶看到父亲打了石膏的硬梆梆的腿会悲伤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若父亲真的站不起来，身子孱弱的母亲如何挑起这副沉重的家庭重担。我一路无语，一路沉思，平生第一次这么伤心地走着，这么深刻地思忖着。

　　回到家里，奶奶正在烧火做饭，见我们回来，她一手按住凳子，一手扒住锅台沿，努力地站起来，慌慌张张地，一边往外走，一边连声问：

　　咋了？咋了？出啥事了？

　　父亲嘴张张，没说话。母亲急忙迎上去，搀住奶奶。她把父亲摔折腿的事给奶奶说了。奶奶无比艰难地圪蹴下来，双手插进父亲的裤腿里，抚摸着那硬硬的石膏，浑浊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风仍在刮，雪仍在下。风无情，它吹着奶奶的白发，那白发摇曳着，如荒原上的枯草。雪无情，它落在奶奶的头发上，脖子里，融化成冷冷的水滴。

　　这天上午，母亲把饭端给奶奶，她勉强吃了半碗，就搁下碗，又躺下睡了。由于伤心过度，奶奶的病又加重了。这一病，她再没站起来。

　　吃过午饭，村里的人们陆陆续续来我家看望父亲和奶奶，有带一碗白面的，有拿几个鸡蛋的，有逮只老母鸡的。书银叔把家里仅有的十余斤白面全背到了我家。五奶奶拄着拐杖，把儿子邮给她让她买帽子和靴的十元钱送给了母亲，叫母亲买营养品，给奶奶和父亲补身子。这些东西，在现在，的确太微不足道了，但在那个年代，对于非常贫穷的乡亲们来说，却是无比的珍贵。乡亲们那诚挚的感情充盈着我们那破破烂烂的土坯茅房，我们全家人心里都激荡着股股暖流，以至几十年后，每每忆起，心里还是一片炽热。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的腿日渐见轻，可奶奶的病却一天重比一天。腊月二十这天上午，奶奶突然连续不断地说糊话。父亲对母亲说：

　　妈恐怕闯不过这一关。你去找找老队长，让他帮咱贷点儿款，把妈送到县医院。

　　父亲说完，啜泣不止。

　　第二天，天晴得特别好。早饭后，堂哥和母亲用拉车拉着奶奶进城了。

　　母亲走后，父亲一直失了魂似的，躺在床上。除了做饭，我一直守在父亲床前。一向活泼好动的弟弟也坐在门口，双手托着腮帮，望着那阴沉的天空出神。腊月二十夜里，下起了入冬以来的最大一场雪。

　　夜里八点多，天刮起了大风，院里那光秃秃的白杨树在风中疯狂地摇摆着，发出凄厉的声响。窗户上堵风的灰土土的塑料膜忽啦忽啦地响着。风从几个破洞里吹进来，屋里冷得如冰窖。我好几次走过去，把塑料膜抻抻，用竹篾、木棍撑撑，但始终没堵住这凛冽的寒风。我和弟弟坐在父亲的被窝边，缩着头。弟弟不断地吸溜着流到嘴唇的鼻涕。屋里一片黑暗，一片沉寂。也不知什么时候，风小了，雪却下起来。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院子里的柴草全湮没在雪中，地上的雪足有半尺厚。我做好饭，把饭端给父亲。他喝了两嘴，就放下了。他望着窗外的大雪，有气无力地说：武子，你赶紧吃。吃了饭，去城里看看你奶奶，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你奶奶

　　父亲没再说下去。听着父亲的话，想着奶奶前天说的糊话，我蓦然意识到父亲心中的惶恐，意识到我家将降临一次更大的灾难。

　　爹，你放心，奶奶会没事的。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满怀深情地看着我。

　　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慌慌张张地向公路跑去。在离公路约五十米远的地方，我看到了迎面过来的堂哥和母亲。我飞跑过去。母亲两眼红肿，脸色腊黄。奶奶在夜里三点多闭上了眼睛。我掀开被子，看着奶奶的遗容，心如刀绞，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四野一片白茫茫灰蒙蒙的，路上行人寥寥，车辆稀疏，偶有几只小麻雀在树枝上、雪地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和母亲用力推着车，脚下响着刺耳锥心的咯吱声。

　　在村头，堂哥放了一串鞭炮。人们听到鞭炮声，纷纷走出门。旭子哥走上前，一手攥住车把，一手从堂哥肩上取下襻绳拉着车子往我家走，桂荣嫂流着泪走过来推车。车子停在已被邻居清扫了雪的院子里。父亲拄着拐杖，哭着从里间大步走出来，爬在车子上放声痛哭，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震得白杨树上的雪大块大块地下落。

　　埋葬奶奶需要一大笔钱，对于负债累累的我家来说，确实无能为力。父母为此忧心忡忡，束手无策。正在这时，老队长来到了我家。他问明情况，沉思片刻说，这事由他具体安排，叫父亲、母亲别熬煎。

　　老队长打响村中那口大钟，把全村人集中起来，用苍老沙哑的声音说，今年，彬子家事多，一桩接一桩，花了很多钱。现在花婶又老了，埋葬花婶急需用钱，咋办？他家的情况大家都看得清清的，大家得帮一把。远亲不如近邻嘛！这次凡去他家帮忙的，一律回家吃饭。另外，散会后，由秀娟和秀英负责，每家收一斤白面和三斤玉米面，供来吊孝的亲戚朋友吃。老队长说完，又急急忙忙地去找信贷员为我家贷款。

　　埋葬好奶奶，收拾好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已是二十七下午。这天夜里，吃过饭，母亲、我和弟弟围坐在父亲床前的火盆跟。灯光如豆，屋里一片昏暗。父亲突然打破沉默对母亲说：

　　明哩，让武子和林娃去给那三挑柴卖了。过年了，娃们总不能连点肉都吃不到嘴里。

　　母亲沉默良久说：

　　卖两挑，撇一挑蒸馍烧吧！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母亲把两挑柴抬到车上，用一根草绳煞紧。我走进里间，向父亲告别。父亲把我叫到床边再三嘱咐：

　　两挑柴有二百七八十斤，一斤最低卖一分五，两挑柴最低能卖四块二。卖后，割二斤肉，割二斤豆腐，再称个二斤粉条。

　　我答应了父亲，走出屋子，和弟弟拉着柴一起上路了。

　　路还没有开冻。黑黢黢瓷实实的路面如抹了油一样光滑。我和弟弟十分吃力地走着。走了将近一半路程，天刮起了大风。一阵风后，下起了绿豆般大小的雪粒。

　　走了一个多钟头，终于来到了柴木市场。这里没有一个人，显得空旷而寂寥。我和弟弟把棉袄裹紧，笼着手，靠车站着，双眼环视着周围。

　　哥，下着雪，有人买柴？

　　会有人买的，别急。

　　这天上午，时间似乎走的特别慢，像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蹒跚在光滑的雪路上。整个上午，柴木市场上，一直没有别的人来卖柴，也没有人来买柴。

　　哥，咋还没有人来买柴？弟弟泪水汪汪地问我。

　　我把弟弟拥入怀中，用手擦去他的泪水，不住地安慰他。正当我和弟弟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位中年人走了过来。我们以二分钱一斤把柴卖给了他。他要我们把柴送到他家。我和弟弟很高兴地答应了。

　　到了这位叔叔家里，他叫我们坐在火盆跟烤火。几分钟后，大婶端着一箅玉米面馍走了过来，她取出两个让我和弟弟吃。大叔从车上下了柴，走过来，坐在火盆跟，一边烤手，一边和我们拉家常，。当他听了我家的遭遇后，不住地唉声叹气。大叔留我和弟弟吃了饭，叫大婶取了十元钱，强塞给我。我和弟弟又返回街上，按父亲的要求办了年货。

　　回到家里，母亲正在搅面糊，说要蒸半箅白馍。我感到意外，家里明明一个麦子也没有，哪来的白面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上午大队有三位叔叔来了我家，给我家送来了三十斤白面和十元钱。这个春节，我们不仅吃到了白馍，吃到了饺子，吃到了香喷喷的肉，我和弟弟还穿上了新衣裳。

　　后来，我考上中专，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弟弟没上成学，在家务农。农忙时，他在家干农活，农闲时，他外出打工。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苦尽甘来的我们仍时时铭记着那个冬天的故事，时时回味着那个冬天的苍凉与温馨，尽管那个冬天已经逝去了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