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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两难的，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恶是非的
已经有了结论的地方，是不需要作家的；那些没有结论、具有无穷可能的精神领域，才需要作家去探求。中国由于是儒家思想一度做主导的国度，现世层面的关怀，一直是文学的主流，尤其小说，是很少对一些深远的问题作出思索的。包括鲁迅的作品，很多也是面对现世问题发言的。这种关怀现实的传统，使得中国作家身上有着很深的责任感，这是好事，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过度受制于实感层面的现实，经常会阻碍作家往灵魂的深处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看重鲁迅的小说《祝福》。这篇小说，直接写到一个被生活舔干了生气的人，却追问起灵魂的有无来，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小说里写到，“我”回到鲁镇见到祥林嫂，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令我悚然。鲁迅是这样写的：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虹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祥林嫂问的问题，是说不清的，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只要是人，就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由祥林嫂问出来，她的精神空间一下就变得开阔了，她就不仅是一个平面的被压迫、被损害者了。她问了，但“我”回答不了。如果“我”说，这个世界没有灵魂，大家都吃吃喝喝吧，死了就灰飞烟灭了，这样回答，人的精神探索就停止了。文学要追问的是：人的灵魂是否存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人的灵魂永恒吗？其实祥林嫂会有这么一问，根源在柳妈那里：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被柳妈吓怀了，她才会来问“我”。她的问题，丰富了她灵魂里那复杂的侧面。鲁迅在这部小说中，对祥林嫂的命运，以及究竟有没有灵魂问题，也是存着复杂的感受的。他不简单地作出抉择。因此，鲁迅的小说，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从这个问题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自我审视了。自我审视的时候，两难的、超越善恶的事物，就会更加迫切地来拷问一个人的内心。鲁迅的《野草》，就写到了这些更深的疑问。
文学就是处理这种两难的、无法抉择的精神经验的，同时也是超越俗常的善恶是非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临许多抉择，有时却又难以抉择，这是人生的实质。而更多的时候，甚至连善恶都很难简单地区分。一个人杀了人，这应该是一个恶人了吧，可是他在法庭上说出的理由，实在又值得同情；一个人为了孩子读好书，天天严格教育他，这是善良的愿望吧？可他过于严格，孩子受不了，自杀了，这又成了恶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复杂。但是，再难区分的善和恶，背后还是有是非标准的，假如都是善的，都是好人，可是造成了悲剧，你怎么看待这个悲剧？没有坏人，没有恶势力，可是悲剧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就是文学的悲剧，也是深刻的悲剧。
《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悲剧。造成这个伟大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是封建礼教吗？太简单了；造成林黛玉伤心至死的凶手是谁？没有凶手。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都爱林黛玉。《红楼梦》里没有极恶之人，没有蛇蝎之人，谁都不想林黛玉死，他们都希望她幸福，宝玉这样希望，贾母更是这样希望。一旦这个悲剧演成，才发现这是一个没有凶手、但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悲剧。这个悲剧的内涵，比过往的中国小说、中国戏剧都要来得深邃，原因就在于曹雪芹看到了一种时代性的错误，是人力无法解决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时代里，哪怕是最平常的人情、最平常的道德，都会造成一个情感悲剧的演成。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为此写了一篇很有名的《红楼梦》评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研究《红楼梦》精神空间的发端之作。曹雪芹的伟大，不单在于他看到一种无错之错，还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他认为自己也是有罪的，他也是有责任的。贾宝玉算是作者的投射，在宝玉身上，这种自我悔悟的精神非常明显，最后，他甚至要离开家，离开那个伤心地。他这样想，表明他没有推卸自己的罪责，这也是曹雪芹在小说一开头就点名出来的，他说“我之罪固不免”，他的写作是在赎罪，是在还情感和精神的债。
说到还债，巴金的《随想录》也是还债，他对“文革”有反思，觉得自己欠了历史的，欠了别人的，也欠了自己的。这种自我反省，无论他的反省得是否够深，但很宝贵。那个荒唐岁月，有那么多人都经历过了，可真正站出来反思的人，有几个呢？中国作家在写人类的恶和绝望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摘除出来的，好像这个恶和绝望，和自己没有关系。巴金的意义在于，他承认自己也在恶和黑暗里有份，承认自己也曾经是蒙昧的、甚至作恶的势力中的一员。这令人想起鲁迅。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黑暗，写绝望，他还带着这种黑暗和绝望生活，因为在他看来，他身上也有黑暗，也有精神的阴影。鲁迅对世界存着大悲悯，他虽以冷眼看世界，却从来不是一个旁观者。当他说“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时，不忘强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并没有停留于对“吃人”文化的批判上，他承认自己也是这“吃人”文化的“帮手”，是共谋。他的文化批判，没有把自己摘除出去，相反，他看到自己也是这“吃人”传统中的一部分，认定自己对一切“吃人”悲剧的发生也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充当的不仅是灵魂的审判官，他更是将自己也当作了被审判的犯人——他的双重身份，使他的批判更具力度，在他身上，自审往往和审判同时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具有这种自审意识的人极为稀少，鲁迅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个。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这样的自我解剖，迫使鲁迅不再从世俗的善恶、是非之中寻求人性的答案，而是转向内心，挖掘灵魂的黑暗和光亮。没有这一点，鲁迅也不可能这么深刻地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说：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鲁迅也是能写出“灵魂的深“的作家。他同样兼具“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双重身份，不仅超越了善恶，而且因为深入到了“甚深的灵魂中”，达到“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的境界——这远比一般的社会批判要广阔、深邃得多。然而，在如今的鲁迅研究中，总是过分强调他作为社会批判家的身份，恰恰遗忘了鲁迅身上那自审、悔悟、超越善恶的更深一层的灵魂景象。这或许正是鲁迅精神失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注：二○○五年五月在广东省作家协会“小说讲习班”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经作者审订。
（选自《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人文讲演录）一书，该书由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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