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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国势衰微，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从此开始了近一百年的战乱时代。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当时强的有：淮南袁术，兵粮足备，称霸一方，冀州袁绍，地广民众，人才济济，荆州刘表，据用武之国，威震九州，西蜀刘璋，有天府之国，国富地险。这时，曹操军力最弱，刘备寄人篱下，孙权还未登上政治舞台。可是，曹、刘、孙后未却成气候，为何却能缔造魏蜀吴三国鼎立割据纷争几十年？终其原因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诸葛亮说：“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则较为全面的提出了三国鼎立的原因。 要图天下，制订正确的策略是关键的一着。在政治舞台上较量，必须有政治眼光，对政治形势有透切的了解，才能做正确的分析，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虽未称帝但却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使才智之士投其麾下，为之出谋献策，才能称雄北方；刘备以“恢复汉室”为口号，先是占据荆州，再着手霸占巴蜀；东吴孙权采用鲁肃的“榻上策”，“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鼎足江东，伺机而图天下。同时，曹操团结了中原的地主豪强，孙权以长江南北的世族豪强为支柱，刘备则依靠荆、益两州地主的支持；袁术之不应天顺人，袁绍之好谋无断，刘表之胸无大志，刘璋之昏庸无能。这便是三个集团称霸而其它主要势力纷纷退出群雄割据的角逐的原因罢？ 如若想称霸，必先有一块根据地罢，只有此才可谈上“恢复汉室”或者改朝换代吧？董卓乱政被杀之后，各路诸侯转而发展各自的势力并开始了混战的局面。孙坚在攻打刘表据有的襄阳时战死，其子孙策投奔袁术后向他借兵，带领孙坚旧部于公元196年到公元199年间在江东四处征战，最后孙策独领江东，与刘表对峙，并等待时机北上中原。曹操四处征战，收编黄巾军余部男女老少三十万人，择其精锐组成了著名的“青州军”，几经转折，控制了兖州，后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群雄：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并于公元200年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又通过几年时间，消灭了袁绍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的势力。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后率大军南下，向荆州进攻，而孙刘联军大败曹军于赤壁，迫使曹军退回中原公元211年，刘备率部进入益州，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的地盘。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这便形成三国鼎立局面。 而同时三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人材的招募。诸葛亮出山不过27岁，更兼蜀汉政权有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批佼佼者；周瑜未满二十岁挂帅，此时能者干将也不在少数；至于曹魏政权，那也是人才济济。再看其朝臣，在以孙权、刘备为首的吴、蜀二国将相大臣，在政权鼎立的形成与巩固阶段基本上无一奸臣，君臣团结一致、精勤庶政、齐心卫国。曹操便自觉一时无力征服吴、蜀二国，不得不暂时放弃其统一计划行动，直到其子曹王称帝建魏.基本如此。吴、蜀二国虽无力统一全国，但二国足以在一定时期内自立、自守、自卫。 至公元219年魏蜀吴已取得各自的势力范围。但曹魏政权如想收复中原，则还需假以时日，但曹操在南方战争失败，于是转移向西发展，并成功将西北一带收为领地，此时曹曹魏政权扩大了北方土地；而蜀汉政权占据荆襄巴蜀之地，有剑阁、三峡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孙吴占据江东，已经三世，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在地理上魏蜀吴三国各有优劣，并且如荆州、合肥等几个军事要地几家共有，只有完全占有这军事要地再大举进攻方才方便，但在三国形成初期直至多年后，这种局面仍旧存在。所以此时从地理上来看，三方形成一个均衡的局面，任何一方想在短时间里独立统一全国并非易事。 三国形成初期，魏蜀吴三方各有战事，南北双方也有战事。但魏国多年战事，民不聊生，此时如若再大举用兵孙刘联盟，本已在赤壁之大战中没有讨得半点便宜的曹魏政权不仅没有把握取胜，恐怕也会加重国内的负担；而彝陵之战，蜀汉政权大败而归，此时已元气大伤，也无力再举战事；孙吴政权虽取得彝陵之战的胜利，但或多或少也伤到筋骨，何况此时新老文臣武将交替也出现了断层，自然也无力进兵。而孙刘自彝岭之战后又回到了孙刘联盟的政治同盟上，这便造就了三方短时间内军事上的均衡：虽孙刘无力北伐，但曹魏政权也无法东征，何况曹魏集团的后方也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宁——只有先解决了后方的问题才能图霸业罢。 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战争留下来的创伤已是千疮百孔，三个不同的政权不得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便形成了短时期的发展的局面。曹魏政权以北方为根据地，在黄河流域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蜀汉政权则利用天府之国的优势，在相对狭小的势力范围内发展；而孙吴政权则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发展自己的实力。这也促成了三国段时期的和平发展期，也为以后的长达数年的征战奠定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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