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玺璋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2）
梁启超事后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也回忆了与此文有关的一些情况，他说：“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圆，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3～144页）不久，梁启超借口出国治病，于十一二月间乃与蔡锷相继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上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将要在他的领导下拉开序幕，袁世凯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梁启超不是一个醉心共和的人，他的头上至今还戴着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但是，当筹安会诸君以立宪为理由鼓吹帝制的时候，奋起反击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挂在嘴边的人，倒是十余年来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梁启超的这篇雄文恰好可以为我们释疑。他首先告诉我们，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这一点恰恰是他立论的基础。（同上，85页）那么，何为政体，何为国体呢？简言之，政体是指或立宪，或专制；国体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来，政论家应当恪守的原则之一，就在于依据国体而立论，“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而且，国体的变更往往源自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为政论家的赞成或反对就有所改变。所以，“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同上，86页）对于革命，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同上，96页）他把筹安会的鼓吹恢复帝制称为“革命”，就是这个道理。
他不认为国体有美丑善恶之分，也不反对任何国体，只反对在现行国体之下鼓吹另一种国体，他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君主国体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实之后，他又反对恢复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还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希望能维持旧国体，但在旧国体的基础上革新政治，引导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他当时能和袁世凯走到一起，甘于做他的羽翼，不过是心怀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如果“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同上，87页）事实上，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年，全国民众所受之苦痛，全部来自国体变更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动乱。现在，前一次变更国体的余波未尽，第二次变更国体的议论又已兴起。如果说前一次变更国体尚有不得不变的事势所推动，并非政治家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完全是几个文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怎么能说共和一定带来专制，而君主才能立宪呢？这与从前有人提出的君主决不能立宪，唯有共和才能立宪，如出一辙。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过以君主制行立宪政治的机会，但机会既失，共和已成事实，就应在共和的基础上共谋立宪，不能将立宪不能马上实现的责任推到共和身上。国体是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是不能翻来覆去做实验的。只因共和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就想推翻共和，但谁敢担保国体一变宪政即可实行呢？如果不能实行，那么，有人是否又将以此为理由，要求改变国体为共和呢？这样改来改去，国家真的要永无宁日了。
辛亥之后，梁启超一度放弃了他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解释道：
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遯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91页）
梁启超是雄辩的，他从各个角度一一驳斥了筹安会诸君关于立宪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陈词滥调，告诫他们，如果真想实行立宪，不必拥戴什么皇帝，只要把新约法放在眼里，就是国家百姓之福了。他说：
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同上，95页）
这种情形也让一心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一筹莫展，他想借助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理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现在袁氏竟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他担心袁氏此举将使中国陷入革命的循环往复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他强调指出：
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彫（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轻重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断丧所损失云何能量。（同上，97～98页）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于革命的担忧和恐惧，成为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最大误解和扭曲；而当代学人的倡言告别革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