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洛夫《教育学》的沉浮 凯洛夫《教育学》是一部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教育学著作。因此，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凯洛夫《教育学》已经成为无法绕过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凯洛夫《教育学》如何产生、演变的历史进行考察，也许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帮助。 凯洛夫《教育学》产生的原因在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有过结论。一般认为是由于二十年代苏联“统一劳动学校”以劳动为中心，实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而导致苏联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下降，最终导致苏联三十年代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进行了一场教育改革。凯洛夫《教育学》就是为了适应这场教育改革而编写的。凯洛夫《教育学》在教学理论方面确实做了较大的调整，教学的重心从二十年代而以动手为主转向了以书本知识为中心，注重系统知识的掌握，似乎印证了这样的说法。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没有错的，但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且并不是根本原因。在笔者已发表的文章《凯洛夫(教育学)：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①中对此问题曾经有过论述，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意识形态的需求。无论是当时的社会背景，还是凯洛夫《教育学》产生、演变的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凯洛夫《教育学》的出版 凯洛夫《教育学》总共有三版，分别为1939年版、1948年版和1956年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8年版。这些版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而编写的。 关于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即1939年版的出版情况原始材料已经很难找到。笔者在与俄国学者的交往中曾向他们提起此事。他们说，对凯洛夫的专门研究只在前苏联时期有过一篇论文，但年代久远，已无法找到。之后人们很少关注他了。所以，只能以现有的材料进行推测。 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应该是苏联三十年代教育改革后，为了适应新的教学要求而编写的新的教育学。然而就其指导思想而言，应该是依据斯大林意识形态。 三十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兴起，苏联政治形势的变化，时任莫斯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主任的凯洛夫不可能不知道。有着灵敏政治嗅觉的凯洛夫立刻意识到应该有所表现，也许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能有好处。鉴于当时苏联教育制度已经开始改革，学校由以劳动为中心，转向以书本为中心，学校教育回归传统，急需能适应这种教育状况的教育理论。于是，他很快组织人力开始编写新的教育学教科书。当时参加编写的有教育史学家、教授麦丁斯基、卡卢日斯卡亚师范学院教授冈察洛夫、莫斯科市立波焦姆金师范学院教授利沃夫等。[1] 1937年2月，马卡连柯作为苏联教育作家协会会员从基辅来到莫斯科，同时应邀与凯洛夫及教科书的其他编写者见了面。马卡连柯后来回忆：“教授们(指凯洛夫的合作者)邀请我帮他(指凯洛夫)写教科书，我同意了，但是必须是有条件的。我问：我们是要写今天的教育学，还是写明天的教育学?他们说：我们不能写明天的教育学。当时我说：你们要写今天的教育学，但是生活会超过你们，结果会是：你们写的将是昨天的教育学。”[2]看来马卡连柯关注的是教育的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具有前瞻性，关心儿童发展的未来，这是教育基本职能之一。就教育目标而言，也只能关注孩子未来的发展。由于理念的不同，马卡连柯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然而，从马卡连柯的回忆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凯洛夫要写的是今天的教育学，也就是要立足于现在。那么是现在的什么呢? 凯洛夫后来才表露了他的想法。1949年这部教科书遭到批判，他在为这部教材进行辩护时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这本书满足时代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的精神，这本书在我们的教育科学方面有多大正确性?”[3]原来，他要依据当时的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写教科书，要知道当时代表斯大林意识形态的《联共(布)党史》早已出版。可惜的是，由于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也就是1939年版没有译成中文，俄文版也没有找到，还不能看到它是如何满足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在现在俄罗斯教育百科全书中这样介绍这部书：凯洛夫《教育学》于1939年出版，1948年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凯洛夫本人在评论第二版时说：“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同意这一点，这本教科书与它的第一版相比前进了一步”。[4]这说明一点，第二版是第一版基础上的发展而来，那么至少它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编写原则应该是相同的。而第二版中恰恰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意识形态在教育理论著作中统治地位。②由此反推可知，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应该也是深受斯大林意识形态影响写成。但是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面世不久，即发生卫国战争，故此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凯洛夫《教育学》第二版影响最大，在斯大林时期成为教育学教科书的标准。此书的出版与苏共中央工作重点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密切相关。 二战结束后，由于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这为他个人进一步的专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加强这一点，在战后苏共中央决定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进一步强化《联共(布)党史》的统治地位。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 1946年批判运动起始于文学领域，然而哲学领域的批判是整个批判运动的动员会。1947年对以Г．Ф．亚历山大罗夫③的《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为基础展开了一场哲学论争，这场论争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科学的开端。 《西欧哲学史》一书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撰写的哲学史教科书，这是作者长期从事哲学史研究的成果。此书在叙述西欧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历史地位，作了应有的肯定，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哲学史。此书被哲学界推荐给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希望获得1947年斯大林科学奖金。联共(布)中央认为，此书对资产阶级哲学家顶礼膜拜，是有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既然是有如此严重错误的书，不仅被哲学界选作教科书，还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奖候选著作，这就反映了哲学界的死水一潭和严重病态。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决定亲自出面干预，扭转哲学界的局势，并借此推动整个理论界开展批判运动。 1947年6月，联共(布)中央主持，召开了大型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位哲学家，批判亚历山大罗夫的“错误”。主管思想文化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作总结发言，批判亚历山大罗夫把“资产阶级哲学捧上了天”，“对名声越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恭维得越厉害。所有这一切就使得亚历山大罗夫同志成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的俘虏。”日丹诺夫还批评亚历山大罗夫把研究哲学史的全部事业当作消极的、旁观性的经院式研究。日丹诺夫还指出，由于亚历山大罗夫本人的严重错误，把哲学界变成一潭死水，变成一个远离战场的、无声无息的避风塘。日丹诺夫要求哲学界改变这种“没有战斗性的拖沓习气，去掉颓废作风，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样地去工作”。[5] 值得注意的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亲自参加论争本身，即已排除了对学术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发言将被视为领导的指示。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但也有对个别学者的研究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演变成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给他们贴上了诋毁性的标签。 而上述做法造成的后果是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外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于涉，使这两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受影响的有文艺界、哲学界、经济学界、生物学界，教育科学界自然也不能独处世外桃源，所有的科学研究均须以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为指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斯大林意识形态成为凯洛夫《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已成必然，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必须如此。因此，凯洛夫《教育学》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就不难理解。④ 二、凯洛夫《教育学》地位的确立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很快蔓延到教育领域，当时苏联已经出版的所有教育理论著作都没有逃过被批判的命运，这其中就包括凯洛夫《教育学》。这场大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先进教师的经验为基础建立苏联教育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就是在这场批判逐渐确立了自己地位，最终成为苏联教育学“标准教科书的基础”。 1949年2～3月间，俄联邦教科院教育理论和历史研究所举行了对凯洛夫教授主编的“为师范学院和大学用”的《教育学》教科书第二版的讨论。参加者不仅有教科院的教授，也有其他师范院校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的教师。然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评与评价与其他教科书却有所不同，讨论的“火药味”似乎淡了许多，这可能与凯洛夫身份(时任俄联邦教科院主席、俄联邦教育部部长)有关，更有可能与凯洛夫的这本书的编写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莫斯科州立师范学院齐克耶夫教授说的那样，这本书是在“十分良好的条件和形势下进行工作的”。[6]因为这本书在1945年卫国战争之后就开始酝酿，而此时联共(布)中央的工作重点转向意识形态方面，苏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斯大林1946年的讲话，日丹诺夫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哲学讨论会等，所发生的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凯洛夫，他明显地意识到这本教科书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在讨论他主编的这本教科书之后他谈到：“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点，这本书满足时代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这本书在我们的教育科学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7]他对当时形势的准确估计，使得他主编的《教育学》在意识形态上尽一切可能向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上靠拢。但是尽管如此，这本精心编写的教科书还是受到了批判。 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大讨论之后，《苏维埃教育学》杂志1949年4期上刊登了社论《在教育科学中更高地举起苏维埃爱国主义旗帜》。社论中说：“在1948年出版，由凯洛夫教授主编的师范学院和大学用的教育学教学参考书中，也不难看到冷漠的客观主义和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理论的崇拜。书的作者们在评价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遗产时，常常不指明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本质上的差别”。[8]这个评价基本上代表了这次讨论中与会者的基本观点。但是，批评的语气、用词与对其他人相比还是缓和许多。他受到指责原因是教科书中错误地出现了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名字。莫斯科州立师范学院的齐克耶夫教授批评道：“应当认为，在苏联教育学教科书中出现大反动分子叔本华和龙勃罗梭是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辩白的。只有用忘记布尔什维克党性才能解释书中对福禄培尔的画《魔鬼》的过分赞扬”。[9]连提一下西方哲学家、教育家的名字都上升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当时讨论的严酷。好在凯洛夫《教育学》本来就是按照党的当时要求编写的教科书，不然真的难以过关。 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不止如此，批判者还认为“书中贬低了祖国科学的作用，贬低了它的重要代表任务。例如，在陈述个别思想家对教育的观点时，作者把洛克、爱尔维修、乌申斯基等人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相提并论”。[10]凯洛夫没有将他们相区别进行批判，同样是犯了客观主义错误。 讨论中对凯洛夫《教育学》指责更多的是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得不够深刻，没有将苏联教育学的优越性体现出来。 莫斯科州立师范学院齐克耶夫教授批评：“作者完全没有回答苏联教学论的根本问题，既有关苏联学校中教学所固有的崭新成分问题。他们完全不正确地展示教学原则，并没有指出、没有注意到苏联学校和资产阶级学校中教学的直观性、自觉性和系统性之间的区别”。那么，造成没有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完全没有克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影响”。[11] 莫斯科波焦姆金师范学院的利沃夫教授认为：凯洛夫《教育学》“对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当代教育的评述应当更充分和尖锐。特别是应当提到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问题。报告人指出，书的作者对俄国进步的科学教育思想代表(罗蒙诺索夫、别茨基、诺维克夫、拉吉舍夫、别林斯基、赫尔岑、皮罗戈夫、乌申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托尔斯泰)和他们教育观点给了一个总评价：这种教育学的优点是，‘人道主义，对科学和教育的创造力的炽烈信仰，浓厚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对儿童个性的维护’，这是不对的。”“第五和第六章对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理论批判更弱”。[12] 类似的批评还有许多。比如，萨拉托夫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波兹南斯基(И．Ф．Познанский)教授就这样表示：“希望这本书作为未来教师的指南，能鲜明连贯地指明在研究教育全部重要问题时，作为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一个高级的、全新阶段的苏联教育学所带来的新东西。可惜的是，如果面向这本书并看看这些问题，如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教学和修养，对教养过程的解释，直观性原则，自觉性原则、主动性原则等，则不能不指出，在解决这些问题由，没有表现出苏联教育学作为教育理论的高级阶段的优势。书的作者应当对我们苏联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与资产阶级的比较予以更多的注意，同时对资产阶级教育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原则性的批判”。 总体讲，对凯洛夫《教育学》中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与其他教科书的批判基本一样。因为这是当时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主题。在当时的背景下，无论哪个领域都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遗余力，哪怕牵强附会。然而，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并没有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理论有人是提出异议的，可见当时的背景下还是有人进行了科学的思考。教育科学院师范教育研究所的斯米尔诺夫(М．Т．Смирнов)认为，书中对教育学对象下的定义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指责书的作者几乎忘记了儿童，忘记了孩子，忘记了作为共产主义教育对象的苏联人。“没有对儿童的科学认识，教育者、教师就不能成为自己事业的专家”。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作者在谈到教育学的结构时，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部分：①总论，叙述教育的本质、学校的目的和任务；②儿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每一阶段的教育特点；③国民教育制度等等。但是，为什么《教育学》教科书中没有关于儿童的学说?”他认为，“《儿童和少年身体发育的特征》一节……是全书最不成功和最弱的部分。”[13] 尽管凯洛夫《教育学》受到了如此批判，但是并没有影响它在苏联的地位。关于此书在苏联的地位，在当今俄国《教育大百科全书》中这样表述：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是当时“标准教科书的基础”。(основа стабнльного учебника)。由此证明其在苏联的独尊地位。至于是何原因，可根据背景材料作如下分析。 首先，凯洛夫《教育学》的编写的指导思想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凯洛夫的身份主要是官员，其次才是学者。⑤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党的政治需求。斯大林意识形态形成的标志是《联共(布)党史》，此书于1938年10月出版，并成为苏联一切工作的指南。而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版则是在1939年出版，《联共(布)党史》自然成为此书的指导思想。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点，这本书满足时代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的精神，这本书在我们的教育科学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14]从1948年的修订版的内容看，此书的内容确实牢牢掌握这一原则，即以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为准绳，完全体现“党的要求”。这一点在苏联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决定性的意义，为确立其在苏联教育学中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当时苏联教育理论著作中，所犯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最少。从对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其所犯“错误”并不是因为对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或教育理论进行了肯定，而是将这些西方教育与俄国的教育家并列，对“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批判更弱”。这不是致命的原则性“错误”，与其他苏联教育理论工作者所犯“错误”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在这场激烈的批判中，立住了脚跟。 再次，凯洛夫身份的影响。凯洛夫是实权在握的教育行政官员兼学者。他的学术水平并不突出，但是他的官运很好，1946年起担任俄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1949年，他荣登俄联邦教育部部长兼俄联邦教育科学院主席的宝座，掌握着苏联教育科学研究与管理权，其地位在苏联教育界至高无上。在苏联的集权体制下，他这样的身份不可能不影响其主编的《教育学》在苏联教育理论界的地位。 也许是上述原因，在经过这场批判之后，凯洛夫《教育学》并没有被苏联抛弃，反而得到了肯定，并成为当时苏联“标准教科书的基础”。 三、凯洛夫《教育学》1956年的改版 1956年苏联出版了凯洛夫《教育学》第三版，也就是我们常称之为的“1956年版”。既然1948年版已经成为苏联“标准教科书的基础”，为什么还要进行改编?究竟改了哪些内容? 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大清洗和经济政策，到了他执政的晚期，国家已经积弊重重。一大批人被打成“阶级敌人”关入集中营；国家经济也出现了危机，尤其是农业，苏联国民的食品供应已经低于十月革命前沙俄时期的水平。[15]因此，人心思变，改革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要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他的继任者立即开始了政治改革的进程。[16]在他去世后的第22天，斯大林最信任并委以重任的贝利亚就改变了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宣布了大赦令。第一次就从集中营中释放了100多万“阶级敌人”，并宣布恢复名誉。之后，又有大批被捕的“阶级敌人”陆续走出了集中营。过去学界认为，最早正式提出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是赫鲁晓夫。但是，现在俄国学者的研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笔者查到，在最新的由列昂尼德?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兹瓦（Леонид Aлелсандрович Kацва）编著的《俄国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中认定，最早提出拒绝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是斯大林信任的、在他去世后立即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即1953年3月底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坚决地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使党的日常工作实行了病态的方式，抛弃了集体领导的方法，在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完全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17]他的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 在接下来的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表现出比其他领导人更高的智慧、才能和个性，很快战胜了马林科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被选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此，苏联进入了与斯大林时代完全不同的赫鲁晓夫时代。 作为俄联邦教育部部长、俄联邦教科院主席的凯洛夫对苏联的政治形势是有着清醒估计的。在斯大林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政治局势将要发生变化。他主编的《教育学》第二版，也就是1948年版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编写而成。如果斯大林被否定，这本书必然要受到批判，就会因此而影响到自己的命运。 在1953年3月底马林科夫提出否定斯大林之后，凯洛夫以极快的速度组织力量，开始编写新的教科书。于1953年7月完成了新教科书的写作提纲，并发表在同月的《苏维埃教育学》杂志上。这样做表面上是让教育理论界进行讨论，但实质上这是一种表态：与斯大林划清界线。以苏联国内新的政治形势为基础，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过不久，凯洛夫《教育学》第三版正式出版了。那么这个版本的教科书是如何与斯大林划清界线的呢? 众所周知，1948年版(下面将此称之为“老本”)，出版在四十年代，反映了三十、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以斯大林宪法为中心的时代背景，树立了自称为“苏维埃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反映了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要求。1956年版(下面称之为“新本”)，这个版本与老本之间有相同，也有诸多的不同之处。总体讲，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均以马克思的唯物论为指导，以列宁的认识论作为教学理论的基础。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老本引证了一些斯大林的言论，新本则完全删除。 老本还提到教育学党性字样，新本避免了这一提法。 老本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提法，新本则站在阶级调和的立场，公然宣传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18]老本理论部分占较大篇幅，引证马克思列宁的言论很多，新本则大大压缩。 下面就具体差异进行简略的比较。 1．教育的本质。在对待教育本质的问题上，新本与老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弱化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新本确认教育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而历史性是说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具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目的，往往利用教育来巩固它的阶级统治，并以教育是人类的共同事业的这一论断来掩盖自己的目的。新本回顾了教育的阶级属性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教育所呈现的不同特征，进而推出当前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教育性质的独特性。在《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目的和任务》一章中，开篇就有了与过去不同的提法：“教育目的的客观性”。[19]书中认为，“教育目的是由客观的生活条件产生的”，[20]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教育目的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21]对当时的苏联来讲，“苏维埃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决定着苏维埃学校教育的目的和任务”。[22]那么，“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23] 这里可以将上述表述与老本进行对比。在老本中是这样给教育定性的。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要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器，变成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武器，变成共产主义的改造社会的武器”。[24]老本的提法完全是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分析学校的功能；而新本只提到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虽然也提到教育目的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但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明显被弱化了。对教育理解的变化也反映在教学理论上。 在老本中专门论证过“教育学的党性”，新本中删弃。它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所积累的经验越丰富、越多样，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越发展，那么把这种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的工作也变得越加复杂。于是教育就需要高度技巧和艺术。教育本身的经验也需要加以理解和总结。这就引起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引起了教育科学——关于新生一代教育的科学的发展”。[25] 2．教学过程。由于新本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薄许多，那么，在考虑教学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从教学过程本身的规律出发，但是在教学理论上还是没有突破老本的框架。在新本中，教学过程的定义为“学生掌握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所规定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26]认为教学过程就是掌握知识的过程，这一点与老本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认为教学过程是由“教”和“学”两个方面构成的，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构成了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授起主导作用：安排得当的讲授是学生顺利地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的主要条件”。[27]其基本观点还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记。 新本对教学过程的叙述重点与老本相比有所不同。虽然关于认识规律还是引用了列宁的定义：“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但是对学生在教学中的认识过程的划分细致了，认为教学中的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学习的诱因”、“使学生感知新教材”、“观念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知识的巩固和复习”、“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学生的技能和技巧的形成”、“对于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情况的检查”、“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基础的形成”。这样的一些变化与反思斯大林时期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有关，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新本做了这样的一些改动，其基本的教学原理及方法论没有变化。 3．在全面发展教育方面的差异。全面发展教育是苏维埃教育学的重要内容，在老本和新本中都占了相当的篇幅，但是，在表述上它们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阐述，新旧版本作了不同的处理。老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学说作了两个专节；新本中去掉了这两个专节，在叙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过程中，只对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话语做了简单的引证，没有提到斯大林。 其次，所谓全面发展的教育包含的内容，新旧两个版本的提法也不完全相同，提法如下： 老本：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 新本：体育、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美育 4．在德育方面，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相同的，这一核心没有变化。但是，在表述上，新本与老本区别较大。比较突出的是老本引述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论道德阶级性的学说，而新本删掉了这些引文；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家的关于道德的提法出现在了新本之中。明确提出，“苏维埃学校是根据人道主义和尊重人的原则来进行教育的。”[28]“如果学生是基于为全民谋幸福的动机来对待学习的话，那么他们的学习劳动就会具有更崇高的性质。他们对学习的责任感和兴趣也就会提高”。[29] 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不同是新本抛弃了斯大林意识形态，重新规定德育任务、研究学生道德意识的发展。给德育下的定义是：“德育是在组织儿童的各种活动的过程中，为了形成儿童的道德行为、道德概念和信念以及性格特征而施加的一种有计划的影响”。[30]这个定义反映出，苏联德育更加贴近人性、贴近生活。“苏维埃学校是根据人道主义和尊重人的原则来进行教育的”[31]依据此原则规定了德育的任务为：“形成道德概念和道德信念”，“培养共产主义的行为习惯”，“培养道德情感”，“形成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特征”，“克服学生行为中的不良特征”。[32] (学龄初期学生的德育)“教师在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情感的时候，首先谈谈有关尊敬父母、兄弟姊妹和同学的问题。接着，尽管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还不很多，他也可以在这个即出生逐渐地过渡到概括，并指出同情人和关心人的必要性。”[33] (学龄中规学生的德育)“由于不合理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少年们有时候表现出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性情孤僻这样一些不好的品质。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应当使学生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分配他们一些社会工作(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制作教具，出版定期的班级墙报或校刊，等等)。在共同活动中可以为培养少年高尚的道德品质创造条件。”[34] (学龄晚期学生的德育)“由于进行了各种教育工作，高年级学生的道德情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义务感、荣誉感、自尊心和对委托事务的责任感这样一些情感，对高年级学生的行为发生很大的影响。”[35] “只有当德育不是用枯燥的说教和一般口号来进行，而是用先进的苏维埃人的勇武而善良的行为这种鲜明而令人信服的范例来进行的时候，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36] “知识本身还不能使人成为有教养的、有崇高道德的人”。[37]“教育的任务在于使学生道德意识的形成必须跟在各种活动过程中，训练他们养成道德行为的习惯结合起来”。[38] 综上所述，凯洛夫《教育学》第三版虽与第二版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基本相同，承袭了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理论。但是，其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清除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反映了斯大林去世后的政治形势的要求(这后来成为中国批判凯洛夫《教育学》，认定其是“修正主义教育学”的直接原因)。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苏联教育理论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文主义回归苏联教育学，教育理论重新走向关心儿童，促进儿童发展的科学之路，这就使苏联教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基础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以斯大林专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凯洛夫《教育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在遭到苏联教育理论界不点名的批判[39]及他本人的检讨之后，凯洛夫《教育学》慢慢淡出了苏联教育理论的舞台，在今天的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很少有人记起他的名字和那本红极一时的教科书。
注释： ①此文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8期。此文曾交给俄联邦教育科学院教授、俄罗斯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尼娜．鲍列夫斯卡娅（Нина Боревская）阅读。她对文中“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意识形态教育代表作”的结论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②这一结论在笔者文章《凯洛夫＜教育学＞：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有详细论述。《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8期。下同。 ③亚历山大罗夫（1908—1961），前苏联哲学家，前苏联科学院院士。 ④关于凯洛夫《教育学》中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笔者文章《凯洛夫＜教育学＞：斯大林意识形态教育代表作》中有详细分析介绍。 ⑤此结论参见笔者文章：《凯洛夫＜教育学＞：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教育代表作》
参考文献： [1] БоЛЬшой знциклопе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光盘版 [2] макаренко,A.C．O пoвести? Флaги нa башняx?:встреча A.C.макаренкосчитателямив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дворцекультурыим.C.M.KироваA.C.Mакаренко//MакаренкоA.C.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в8. [3][4][6—7][9—14]Об cyждeниe yчeбнoгo лocoбия пo пeдаrorикe пoд peдаkциeй пpoф. Н. А. Кaиpoва.Coвеtckаялeдаrorиka,No5,1949． [5]日丹诺夫等．苏联哲学问题[M]．新华书店，1950：4． [8]Bвццe энамя cовеtckoгo латpиoтиэмa в пeдагoгичeckoй наукe. Сoвеtckaя пeдarorиka, No4,1949． [15—17]ЛеонидAлександровичKацва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Cоветс кнй период ．(1917—1991),Kультура 30—x годов．http：//som. fio.ru/Resources/Drachlerab/2005/08/34.htm. [18]教育资料．凯洛夫教育学的一些观点摘录(内部刊物)．教育科学研究编印，1963：1． [19—23][25—38]凯洛夫、冈察洛夫等编．教育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21，21，21，22，22，130， 130,257，265,222,257．224—226,228,231,231,230,235,235． [24]凯洛夫主编．沈颖，南致善等译．教育学[M]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16—17． [39]参见杨大伟．赫鲁晓夫时期对“苏维埃教吾学”的批判[J]．全球教育展望,2007(12)． 责任编辑：朱晓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