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国家历史，只要我们将其视为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连续整体，就回避不了运气这一重大因素。
运气仿佛神秘的混合，暧昧的渊薮，因而传统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一个人哪怕再倒霉，一个国家再怎么多灾多难，运气都不是详加辨析的对象。“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均由一条必然的因果链所决定。”这种决定论的信念造就了我们极其矛盾的宿命心理：既承认运气诡谲多变难以捉摸，同时又坚信，它是冥冥之中难以更改的定数。
好玩的是，决定论的内在矛盾驱使着传统的态度缓慢地变迁着。直觉当然是处理运气问题的基本认知模式，其满意的结果常被称之为“侥幸”。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在这个基础之上，终将产生不少决定论的变体。比如三千年前的古人，无论东西方，大多认为运气其实就是天命，或者神谕，完全没有人类置喙的余地。然而历史之书没有翻几页，刚性的决定论就发生了微妙的松动，尤其当俗世之乐越来越吸引人，而来世之说越发不可信的时候。
松动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人们意识到，有很大一部分所谓的运气，和我们自身的选择密不可分。打个比方，一个人出门突遭大雨，与他在集市上碰见多年未见的亲人，涉及到两种区别很大的运气。他遭遇怎样的天气，除了外出这一前提，几乎和自己的选择没什么关系；可是，一场邂逅却不同，这牵涉到他们各自一连串的行为选择：是在家修葺屋顶，还是到集市买菜？是先引渠水注满稻田，还是打算返回之时再说？自家后院的一次短暂停留，分叉小径前的灵机一动等等。众多细小的选择，串接起来，才可能成就幸运的那一刻。
于是大家发现，哦，原来自己的选择如此重要！
在漫长的远古时期，为生死贯注全部精力的人类未必意识得到选择与运气的关系。而一旦意识到了选择的重要，就标志着人类产生了第一缕了不起的自由精神：原来我不是这个世界不可更改的微小部分，相反，我的行为可以让事情略有不同。
正是凭借着这第一缕自由精神，人类为理解选择与运气展开了三个方向的思考。一个方向直接针对人的行为选择。古希腊先哲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另一个方向侧重于运气，例如希伯来人强化了善恶对立的上帝信仰。第三个方向调和折中，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无常的运气虽由上天主宰，但顺应上天的行为选择，譬如德行，可以让事情变得有序一些。
可见，人类的哲学、宗教以及伦理，与这三个方向的思考大有关系。这些思考没有对决定论的基础造成多大的侵蚀，却使其显得更加合乎情理。它淡化了运气固有的宿命底色，增添了丰富的想象色彩，并且孕育出“偶然”、“意外”、“可能”、“不确定”、“复杂”以及“随机”等等更加新鲜更有活力的词汇。
不过这些思考也可能妨碍了人们对运气进行量化的分析。正如历史所显示，祈祷、占卜、说教、镶灾等一直是后世之人应对运气的主要行为选择。极端的情形下，中世纪的啤酒商人偷绞刑犯的衣物来增加销量，清帝国的术士对毛发衣物作法来害人性命——选择深化了运气的内涵，也使得运气变得更加琐细繁复。
倒是赌徒从中看到了要害。在他们眼中，以自身的行为选择为依据，运气可以轻易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像掷骰子，一旦出手，运气就是“注定”。另一类要复杂得多，有点儿像玩扑克，一个牌手不仅要根据自己的牌，还要参照其他对手的出牌情况，相应地做出选择。
历史上对运气的量化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正是一个名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的赌徒。此人是达芬奇一位朋友的私生子，天资聪颖，生性好赌。虽然取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做过医院的院长，还曾是英国国王的御医，但是跟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卡尔达诺也是一个迷信运气的人。他坚信深夜犬吠暗示着亲人的死亡，几声鸦鸣意味着疾病将至，还用占星术推算过耶稣的生辰。不过在赌博时，卡尔达诺却有另外一套对待运气的方法。正是凭借自己对掷骰子游戏的独特理解，19岁的他就在赌博中挣到了1000克朗的大学学费，相当于一个小律师10年的薪水。差不多同时，他开始了《论赌博》的写作，一写就是数十年。
在这本书里，卡尔达诺把他对运气的看法和盘托出。他分析了纸牌、骰子、双陆、距骨等各种赌术，还讨论了赌博的哲学以及赌徒的性格，内容极其芜杂。但是在今人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文字出自第14章《论点数的组合》。在这一章里，卡尔达诺提出了掷骰子的“普适规则”。这是一条关于可能性的规则，用赌徒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均匀的六面体骰子，掷出任何一面的可能性为均等的1，总的可能性为6。如果对两个面下注，则获胜的可能性为2/6。
卡尔达诺没有意识到，他成了对运气进行量化研究的先锋式人物。而他的普适规则，也成就了概率论的样本空间规则。在他去世后没多久，伽利略受命于另一个赌徒，写下了《骰子游戏之思考》一书。书中将卡尔达诺的研究浓缩成一句话：“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依赖于这个事件所有可能发生的方式的数量。”而这句话，对于运气的量化研究而言，犹如春雷惊蛰。
(注：文章原标题为《运气研究的春雷惊蛰》)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