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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医显道”还是“以医显技”是中医复兴的关键问题 ——在2012年12月8日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上的书面发言 冯 模 健 对于中医来说，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争论与改造之后，这几年终于迎来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中医复兴的大好时机。在这个关键的交结点上，2006年顺势诞生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并于今天又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刚才听了张超中秘书长代表学会所作《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总结》，感触很深，也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为中医药的振兴与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中医哲学即为“中医之道”，它起源于中国对世界、对生命认识及其对生命活动规律探索的原创思维。《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中国文化中视为“路径”，中医学就是在这个路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帝内经·素问》就讲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认为“道”不仅是宇宙万物之根源，也是医学之本源，对生命体生成与变化无不以阴阳的两个基本属性来认识，是阴阳互为利用，对立统一的结果。但是，道又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用这句话又告诫人们，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人类对真理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从“道”和“非常道”之中来不断探求不断接近客观实际的“道”。因此，医学永远是哲学深究的课题。这也就证明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学术团体，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与其必然性，以及所赋予的学术探索的责任与时代的使命。 相对于今天而言，要实现中医学的复兴，首先要补上哲学这一课。出于良好的动机，近代以来，我们的中医界人士总是在“以医显技”这条路上花尽了心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是“中西医汇通”，这条路没走通，接下来又搞了个中医改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搞“中医科学化”，这三条路都是将中医往西医学去汇通，朝人家攻击中医的方面去改良，按照西医的标准去实现科学化。结果是弄巧成拙，阉割和撕裂了中医学的理论本质与方法。而发生这种问题的关键还是无视了中医的哲学属性与哲学方法所造成。 中医学何以从“道”的层面上去认识医学？西医学何以从“技”的层面上去认识医学？这是属于两个不同理论体现的医学。以“古代”与“现代”的阶段性来区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都是无稽之谈。中医的“医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从整体观和规律性这两个方面与世界万物相联系，从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神形合一的哲学思维上去把握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变化。因此，中医之道要求我们准确地把握好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相结合的关系，这就是“以医显道”的深刻含义。而西医学的“医技”是以疾病为研究对象，它强调从实验分析和客观还原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医学，以物质和元素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因此，中西医这两者之间很难以自己的理论为对方作出认证，各具自己的特点与优势。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在人文哲学指导下的中医学不但揭示了生命科学的内在规律性，同样也包含了丰富的医疗技术的内容。 中医学要传承、要创新发展，最根本的途径是能不能沿着中国人文哲学的轨道去解读、去光大。国医大师陆广莘讲，“中医之道”就是遵循中国文化的生生之道，把人与天地万物看做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学问。从天、地、人的整体上，从四季变化与空间维度上来认识生命及其规律与变化，在人文哲学的大框架下，把伦理、道德、心志、意识、环境、生态、生活习惯、生存条件等等都置于医学运应的体系之中。因此，如何体悟与阐发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哲学内涵，弘扬“循形而上之道、兼形而下之术”的中医核心价值理念是我们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必须要做到底的命题，也是学会存在的理由与发展的方向。 要做到上述所涉及的问题，除强调学会成员文化的自觉与贡献精神之外，由学会组织好必要的学术研究、交流活动，利用文化产业的营运模式创办学会自己的理论刊物，以及申请学术课题组织攻关，很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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