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之后，又回到了东京。
6月，他把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学会的德语学校，但仅是在那儿挂个名，平时根本不去学校，完全自修，搜集、阅读、翻译各种外国作品。这是他最喜欢干的事。估计正因为干着这样的事，所以对一般的留学生也就不大看得起，在他的眼里，那些学法政、铁路以至速成师范的，不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的么？
7月，鲁迅在母亲的召唤下，回家与朱安女士完婚。也不知道鲁迅母亲怎么想的，早在1901年就背着儿子给他订了亲。其时鲁迅还在矿路学堂读书，等1902年鲁迅到了日本，母亲才写信告诉他，那个，给你定下媳妇儿了呵。鲁迅回信说定媳妇儿可以，但前提是放脚，还有，叫她到学堂读书去。
问题是两个条件，对方一条也不愿执行，于是鲁迅说，那就退婚吧，老太太说退不得，一是没法向朱家启口；二是对周朱两家声誉都不好；三是本来就没有人娶朱姑娘，再一退更没人娶了。鲁迅一听，对方是碰瓷呢？还是我方是废品收购站呢？也罢，反正我身体不好，可能活不长；还有，革命时代，生死也无常。那我就废物利用一回，从了你们吧。
老太太不愧是给儿子找过枪手的，前面强攻，后面又玩诈和——听人说鲁迅在日本拐了个日本媳妇，孩子都有了云云，于是赶紧给儿子发个“母病速归”的电报。待鲁迅速归后，才发现是娘在给自己娶媳妇儿呢。总之，革命精神斗志强的革命青年鲁迅，面对母亲的专制独裁，那是无从反抗的。婚礼上，亲友们还以为这个学了新学、剪了辫子的革命青年，能给大家闹些好戏看呢，结果他们很失望，鲁迅跟个木偶似的，叫干啥就干啥，乖乖地把婚给结了。
这一年，鲁迅虚岁26。在那个时代，这确实算剩男了。所以鲁迅也不能怪自己的娘，你要是在东京给娘拐个革命妞，哪怕就是拐个日本妞，生米做成熟饭，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拉郎配的地步！
婚后四天，鲁迅就带着也考了官费留学的弟弟周作人回东京了。还是东京好，按周作人的回忆，鲁迅每天早上10时睡醒，睡醒后，趴在枕头上抽一两枝烟才起床。这样的留学生活确实惬意。至于官费，周作人说，鲁迅那时是年额四百元，每月能领到三十三元。按鲁迅自己的说法，则是每月三十六元。不管三十三，还是三十六，反正只够衣食学费，不足之数就需要自己来挣了，特别是买书，鲁迅是个书痴，不买几本书，“很觉得怀里空虚”。于是他们筹办《新生》杂志，流产；后又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寄售，结果没卖出几本。鲁迅可能很疑惑，咋大家都不像我这样嗜书呢？
疑惑对了，在中国，不是“刘项原来不读书”，而是中国人民不读书。N年了，我的理想就是在安阳开个小书吧，可是每次提起都会被老公敲打一番：别做梦了，安阳没几个看书的，特别是你挑出来的，到时候你会饿毙在你的书吧里！
鲁迅结婚前，有一个人来到了东京，他就是因“苏报案”刚出狱的大名鼎鼎的章太炎，章不但加入了同盟会，还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这个时候，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骂战空间热闹中。
不消说，改良派肯定骂不过革命派。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稳健派永远不会战胜激进派，理性更战胜不了肾上腺素。就是鲁迅，也对《民报》上章氏那些所向披靡的战斗文字很是神往。除此之外，鲁迅还发现，有些革命小青年起名“扑满”、“打清”，也“算是英雄”。看来，后世的“文革”、“跃进”、“红卫”、“要武”并不是始作俑者，前面前辈不少了。
鲁迅呢，还是每天跟光复会的那帮同志亲近，太炎更是戏称陶成章（字焕卿）为“焕皇帝”、“焕强盗”。而“焕皇帝”、“焕强盗”，每次来拜访鲁迅，就是给他们讲，不久某地可以“动”云云。确实在动。1907年7月，光复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先是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微巡抚恩铭不成，被恩铭的亲兵剜腹剖心；后是会员秋瑾响应徐锡麟起义不成，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这里就出现与鲁迅有关的一桩公案了，一般的说法是，消息传到东京，光复会会员群情激愤，鲁迅也在集会上慷慨陈词。再后光复会分配鲁迅回国，像徐锡麟那样刺杀清廷要员去。他接受了，可是临动身前又去找领导：我死了，我娘咋办？谁负责？领导一看他这样，那你别去了，算了。
这里我能找到的资料，只有日本人增田涉的回忆，他说，有一次鲁迅曾给他说过：“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1］
由增田涉的回忆，可以发现这事的具体年月并不可考。但是，鲁迅的革命态度与宗旨却是可考的：第一，他本来就不赞称许禇式的光着膀子闹革命；第二，鲁迅是个比较靠谱的自由主义者，和革命组织的那种黑社会方式格格不入；第三，黑社会都知道告诉会员，掂着脑袋只管往前冲了，死了不用担心老婆孩子和娘亲，他们会是我们所有成员的老婆孩子和娘亲，有组织在，兄弟你就放心的赶死去吧！所以鲁迅拒绝他们，让我很欣慰。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鲁迅并不承认自己是革命者。
（图注：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间不详。图片来自网络。）
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曾跟她说过：“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鲁迅也跟她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2］
鲁迅这些话，也是我欣赏的。第一凡事要估量，不做二杆子；第二，自己不做牺牲，更不怂恿别人牺牲。
许广平还说到秋瑾：“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拼命拍手。不幸遇害了。先生说‘秋瑾是被人拍手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3］
鲁迅的《而已集》里有一段自述，也很有意思：“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实际主持校务的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政客朱家骅接着说，鲁迅太谦虚，就鲁迅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鲁迅继续自述：“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4］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鲁迅的革命宗旨了，倾向革命，但对暴动、暗杀、无谓的牺牲等方式并不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按鲁迅的说法，徐锡麟与秋瑾牺牲了，同乡们在东京无非是“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正与梁启超发动组织政闻社、改走君主立宪的蒋智由建议，给清政府发个电报，要求他们以后不要滥杀党人。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鲁迅本来不赞同发电报，看范这么可恶，转而改支持拍发电报了。
可是支持吧，蒋智由这边说得更难听了：“猪被杀也要叫几声”，还以狗叫为例云云。鲁迅又嫌这姓蒋的说话不好听，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吵了一通的结果是这样的：第一，最后不知道谁负责拍发电报骂清政府去了；第二，鲁迅与蒋智由断交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也；第三，鲁迅觉得范爱农很可恶，说：“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5］这句话就有名了。
问题是回国之后，两个人又成了酒友，一度还成了同事。
1908年，鲁迅又成了章太炎的学生。业余时间，和几个同人组成小班，听章氏给他们讲国学。鲁迅明言，自己神往章氏，“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鲁迅认为章大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6］
那么，鲁迅本人呢？
就在这一年，鲁迅发表了他的《文化偏至论》。可以说，鲁迅之前翻译著述了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一篇，是我比较看好的。当然，这文章很不好看，疙里疙瘩的。
第一，这个时候鲁迅写文，还不是后来他倡导的白话文，乃是文言古体，且是鲁迅式的文言古体，我看得头大。
第二，那个时候人们翻译外国人名，跟现在通行的不一个味儿。比如尼采，鲁迅翻译为“尼佉”；叔本华翻译为“勖宾霍尔”；易卜生译为“显理伊勃生”；苏格拉底译为“梭格拉第”；最绕的是凯撒，被译为“布鲁多既杀该撒”……光看这些人名，我就绕晕了。
第三，鲁迅讲述的是他理解的西方文化，本来中西之间诸多文化概念就不通，再加上文化本身的丰富与复杂，这一切会导致阅读与理解的多重障碍。
为嘛独独看好这一篇呢？革命主流语话系统认定的鲁迅的局限性，恰恰是我认为的鲁迅的高超之处。
第一，鲁迅接受尼采的个人主义和超人观点，认为群众乃阻碍进步的低劣的庸众。别的不说，单说鲁迅那些代表性的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等，哪个不是杀戮民众的？杀人好看的阿Q、给儿子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被愚昧和传统严重裹挟和伤害的祥林嫂、半吊子知识分子孔乙己……这些人直到今天还可担任中国人民的形象代表。
第二，鲁迅既有感于留学异域者的浅薄：“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更有感于庸众的不可靠：“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7］
所以他始终是个没有脱离地气的思想者。所以，辛亥革命的皮毛共和忽悠不了他，后来苏俄传来的民粹思想更裹挟不了他，他基本保持了思想者的独立境界！是年，鲁迅虚岁28。常言说，三十而立，我觉得，鲁迅至此已经完全立起来了！
1909年，鲁迅本想去德国，但最后还是回到了中国。原因不外是“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希望他有经济上的帮助。也许所谓的立，第一位就是挣钱，第二位才是思想吧。这一年，鲁迅29岁了，也该给家庭挣钱了。只是不知“几个别的人”中是否包含朱安，但是包含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媳妇儿则是一定的。
8月，鲁迅回到故乡绍兴。七年半的日本留学史宣告终结。工作好找，之前回国的许寿裳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务长，这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薪水在浙江也是最高。许寿裳向学堂的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鲁迅，一荐而中。但麻烦的是辫子，鲁迅没有辫子，就装了个假的。不久又不想装了，于是去掉。这一来麻烦了，走在路上，回头率奇高：“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8］
看来，在外国呆得久了，容易成外宾，文化上先就水土不服了。而百姓更奇怪，满人入关后，百姓哭爹叫娘不愿剃发，现在可以不拖那个猪尾巴了，又哭爹叫娘不愿剪掉，别人剪掉都不能容忍！
9月，鲁迅到校上课，任日语翻译和化学、生理教员，月薪30块银元。12月，参与针对新任旧派监督夏震武的罢课和罢教风潮。由于鲁迅给人取个外号叫“夏木瓜”，所以这次学潮人称“木瓜之役”。1910年1月，“木瓜之役”以鲁迅一方胜利而告终。但胜利者纷纷辞职走了。这也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许寿裳立即辞职走了，鲁迅待到学期结束，7月才辞职回家。8月，他给许寿裳写信，说自己准备去绍兴府中学堂担任生物教员，但是“所入甚微，不足自养”，请好友代为留意，“他处有可容足者不？”［9］
鲁迅一进府中，就遭遇了学潮。8月下旬，新任代理监督杜海生说学生在原来的考试中有舞弊行为，要举行甄别考试。学潮活跃分子当然不愿意，光顾着革命了，哪有心情学习呵；其他学生也不愿意，谁愿意重考呵。于是抗议杜海生出任府中监督。据说鲁迅很同情学生的闹事。
这一同情不好了。9月，杜海生辞职，鲁迅在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出任监督，鲁迅则作了学监（也就是教务长）。那么，甄别考试就得你来主持了吧。
据说学生很害怕鲁迅，一是鲁迅性格本就严厉；二是学生背后猜他是革命党，跟那个徐锡麟一伙，嘘……但既使这样，学生还是第二次展开了抗议甄别考试的学潮。11月，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10］
鲁迅这话跟后来许广平式的难题一样，许广平做学生时，可着劲儿的闹学潮，可是毕业之后，自己做了训育主任，学生依然闹潮，你咋办？鲁迅也是，不做学生管理工作时，可以支持学生闹潮，但是待你做了管理者，你又如何对待？
1911年，鲁迅继续在绍兴府中做自己的学监。暑假时，他终于辞职了。那时的海归也不好找工作，他给许寿裳写信说，想到一个书店做编译员，却被人拒绝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武昌起义了，辛亥革命了，府中学堂瘫痪了。10月中下旬，在学生代表的邀请下，鲁迅和陈子英回来了。
11月，上街参加群众大会并游行。听说杭州光复了，据说最先冲进杭州城的就是光复会会员、绿林大盗王金发。绍兴也人心惶惶，有人就建议去杭州把王金发的革命队伍带过来。带过来之前，鲁迅还领着本校学生上街武装巡行。8日晚上，和学生群众一起去西门迎接王金发和他的军队，等到半夜不见人影，得知军队还没有开拨。9日晚上，再去迎接王金发，这回终于等到了，大家高喊“革命胜利”“中国万岁”，绍兴就光复了。
王金发就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还接见了日本时就相识的光复会战友鲁迅同志。之后，接受王金发委托，鲁迅做了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鲁迅赶紧请那个落魄到近似乞丐的“可恶的”酒友范爱农做了监学。
问题是时间不长，鲁迅就发现，革命不过如此，新政府也不过如此。王金发和他身边的人都变得和旧政府的官僚一模一样了。鲁迅讥讽地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11］于是当地越社的负责人、鲁迅的学生来找鲁迅，希望借用鲁迅的名目办《越铎日报》，以监督当地政府。鲁迅答应了，并担任荣誉总编辑。
1912年1月，《越铎日报》创刊了。2月，鲁迅便与报社人员有矛盾了。原来日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骂了十多天，王金发便叫人送给报馆五百元。鲁迅不同意收，却遭到了报馆中一些人的反对。这时，又传说王金发要杀死鲁迅。但鲁迅心里有底，毕竟都是光复会的同党，所以依然写信去要经费，又要了二百元。但王金发仿佛有些怒意，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是王金发着急，而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发现一个中国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之后，让舆论随便骂的。你发现没？发现了告我一声儿。
就在鲁迅左右难为的时候，许寿裳去信，叫鲁迅赶快去南京，他在临时政府的教育部给鲁迅谋了个差事。
行文到此的时候，我想做个小结。如果说少年家道中落是鲁迅生命中第一个拐点的话，那么后来走异地、出国留学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拐点；弃医从文是第三个；再次走异地、出任民国公务员是第四个……。顺着这些拐点，一个文坛巨将、思想者和呐喊者的心路历程与路径选择，将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附参考资料
［1］（日）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2］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3］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4］鲁迅：《而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5］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01页；
［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565页；
［7］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5、53页；
［8］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9］鲁迅：《鲁迅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10］鲁迅：《鲁迅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1］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