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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数字没有同汉字分离及汉语的高度发达导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学是李约瑟疑问的主要答案 汉语的数字没有同汉字分离及汉语的高度发达导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学是李约瑟疑问的主要答案 ——斗胆替李约瑟再问：为什么中国古人对数字不擅长管理 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是 20世纪著名的人文学者、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史学家，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闻明于世的中国四大发明就是他提出的，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真正的洋洋巨著，全套书共分七卷，内容包括我国有史以来的地理和历史情况（第一卷）、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第二卷）、数学、天文学、地学（第三卷）、物理学、工程技术（第四卷）、化学、化工（第五卷）、生物学、农业、医药（第六卷）以及这些学科得到发展的社会背景（第七卷）。仅仅以各分卷的主题情况看，这部书就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百科全书。 李约瑟通过多年对中国科技史和华夏文明的研究，在震惊之后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疑问：尽管中国五千年的古代科技有那么多重要贡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近代发生。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也有了各种各样的答案，连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晚年也“弃理从文”对此高度关注。甚至有人把这个疑问叫做中国历史的哥德巴赫猜想。以科学的角度看这个答案不可能是一个，但众多答案中肯定有一个是最主要的，是最接近真相的。 李约瑟自己的答案是中国人对数字不擅长管理。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这样说道“中国科学出了故障，是由于它最终未能从这些理论（阴阳或五行）中发展出更适于实践知识增长的各种形式，特别是它未能运用数学公式来总结自然现象的规律性”。 我们完全可以接着替他再问：这又是为什么那？ 以下的论述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一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时代，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以下观点： 差若豪厘，缪以千里；量变到质变。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决定思维的方式和习惯。 二 中国在20世纪初阿拉伯数字广泛使用之前没有单独、纯粹的数字，而是文字。 现在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是由印度人在西元500年发明，由阿拉伯人于12世纪传入欧州，在15世纪才广泛使。.阿拉伯数字笔画简单、结构科学、形象清晰、组数简短，是最适合于运算的字符。据史料记载阿拉伯数字在宋代传入中国，但无人使用随即消失，直到20世纪初被接受，近代数学和科技也才在中国兴起。在此之前中国的数字是汉字小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兆、亿、京、垓、姊等至不可思议、无量数）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 西汉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中这样表达勾股定理：“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 由生也”。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的《九章算术》（卷第四—— 少广）中这样记载了面积计算题“〔一〕今有田广一步半。求田一亩，问从几何？答曰：一百六十步。术曰：下有半，是二分之一。以一为二，半为一，并之得三，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为二乘之，为实。实如法得从步”。《数术记遗》是经北周数学家甄鸾注释而成，该著作后来被列为唐代明算科考试的必读书之一。记数法列举了14种记法：“其一积算，其一太一，其一两仪，其一三才，其一五行，其一八卦，其一九宫，其一运筹，其一了知，其一成数，其一把头，其一龟算，其一珠算，其一计数”。 中国古代数学同真正的数学有很大的不同，缺少公理、定理，也缺少运算过程。实际上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用汉字进行运算和记量，中国的古代数学更像是作文或文章。 三 中国的文字数字不适合复杂、庞大的运算、计量及书写，而更适合总结。 由于汉语文字数字的独特性，中国古人发明了与之对应的运算方法——算筹法。就是用小竹棍按口诀挪动位置进行计算，并用了几千年。高度智慧的中国古人用这个今天看来是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却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数学成就，如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就用此法解四元高次方程，但朱世杰的方法太难懂，因而后继无人。算筹法有致命的弱点，一是运算过程不能保留，运算下一步上一步就看不到了，如果怀疑任何一步有错误就必须重做，此法不便于检验、推理和归纳。二是运算的数题越大所需的摆筹的面积越大，摆筹的位置容易被碰，操作极不方便。到明末清初后，算盘逐渐代替了算筹，人们只要按口诀拨算珠就行了，结果是运算原理和数学思维过程也都没了。算盘几乎是账房先生的代名词，因为算盘为统计账目只做了加法和减法。甚至有人认为，珠算的普及是抑制中国古代数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算盘的形式、原理、功能、作用至今没有任何改变。虽然中国古代数学及理论几乎都由解决实际问题而引起，因而少了很多纯数学运算上的枯燥、单调，应该能吸引更多的人。但筹算没有简单纯粹的计算方法、没有完整的运算过程、检验运算结果只能重新来过，导致数学本身的美和乐趣极大的降低，广大民众、士大夫甚至精英们也就不会有喜欢数学的理由了（那些为数学而生的天才除外）。千年轻理崇文的科举制更是推波助澜，把数学逼到了极窄小的范畴极少数的阶层。连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1956年获得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及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先生在1975年前还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没什么可看的，这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在现在都很难被认知，也不易普及，要发展就更难了，更不用说远古了。 以算筹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不可能发展为现代数学并成为科技基础。 汉字数字只适合于极大的整数表示，如写九万亿（9000000000000）、九亿（900000000）等，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就很麻烦，此外用汉字则更麻烦了，如写三点一四（3﹒14）。但汉字数字的书写麻烦也是它的优点，记录数值不易犯错、丢位和更改，现在我们的重要数据（无论用何种方法和工具获得）还都习惯或规定用汉字（大写）做最后表示。 汉字数字实际上是阻碍运算的，是影响数学的。 四 汉字数字从产生时就不是为了运算和计量，在发展中又被赋予了太多的属性和含义。 《列子·天瑞》中“一者，形变之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中“一立而万物生矣”一是事物的开始，而非“1”。《黄帝内经·太素》中“一分为二，谓天地也。”是指宇宙的形成，而非“1/2”。《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三者，天地人之数也。”三终于和数有了联系，但三还不是“3”。《说文》中“三者，天地人之道也”，三成了一个虚无的哲学概念，与“数”完全脱离了关系。《老子》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是哲学范畴的宇宙的本源和规律，绝不是数学中“1＋2＋3”的推算。四的出现源于方位概念，《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五来源于四方位“中”的概念，《同文举要》中“圣人画卦，由四而五，有君道。故曰：五位，天地之中数也。”《周易﹒系辞下》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史记﹒律书》“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等。十进制的从一到九这九个数都有出处或用处，可几乎没有被用来作数学的运算。 中国古代数字还具有众多的属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三为多、五为中、六做制、九是天数。数有左右、尊卑，有褒贬、吉凶、好恶，甚至有形状、色彩乃至物理属性。三人为众，三水为淼，三木为森。贰引申为敌，肆为肆解、解肢，《广雅》中“肆，杀也”。六同“禄”。青赤黑白四方色，黄为中央色。《唐真篇》中“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共四之”。九五为至尊，帝王之数。五为阳刚之数，示杀 戮、威严、刑罚，六为阴柔之数，则示文治、礼仪、祭祀等。七多用于时间循环的极限，七七四十九天。四方五中。《上书》五行说：“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润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援稼穑......”《三字经》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等等。 中国古代的民间民俗和地域风俗更给数字赋予了千奇百怪的含义和功能，有很多已经是迷信了。 数字原本是人类语言中功能最单纯的、内涵最理性的，但中国古人用原始、复杂甚至神秘的理念创造了汉字数字，同时必然赋予了它那么多的非“数”属性，但汉字数字的确能承载那么多。汉字的象形特征使汉字数字众多的非“数”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千年以来代代相传。 中国古代的“数”几乎不是今天数学意义上的数，几乎失去了数的正真意义。 五 汉字的特点和发展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创造了文字。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是夏朝（约前2146-约前1675）的甲骨文。 汉字字型----由象形产生汉字开始就是单个字，有个数且字的外围尺寸大小一样，无论笔划繁简。汉字以笔划多少及位置组合造字，象形和指事的独体造字法如鱼、马、日、月和刃、凶等，形声和会意的合体造字法如樱、蓝、齿和酒、解、鸣等。汉字完全不同于以字母前后排列造字的单词，单词有长短，组词的字母有高低，单词的外围尺寸几乎没有相同的。 汉字字音----汉字是单音，一个字对一个音，音有四声和韵。同音多字和同韵多字也是汉语的另一个特性，如“衣”的同音字有57个，“失”的同韵字有115个。 汉字字体----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变化过程是（商朝）甲骨文-（周朝）金文-（秦朝）小篆-（汉朝）隶书-（魏晋）楷书-行书-草书，也称“甲金篆隶草楷行”汉字七体。宋朝为易刻制易识别而发明了印刷体也是标准体--宋体字，直到现在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标准字体。正是由于标准而无法变化，中国最璀璨的文化——书法把宋体字拒之门外。 经过几千年演变的汉字七体都是笔划的写法变化或简化，而汉字的表意—形声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六 汉字的特性必定导致具象的习惯思维而追求象征 汉字产生时是通过追求形状的像来表达其本意的准确，也是其最原始的目的，并用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方法做了最大的努力。于是这样的汉字也让人们能用“文字”做更多的事情。像与不像的程度变成了汉字最后的目标而导致了习惯思维。中国古人的具象思维得到特别的发展且过早成熟，《周易·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阐述了像、象的概念及关系。“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比类取象，以类万物”说明了手段和作用。 像与不像和准于不准概念上几乎是相同的。像与不像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手段和能力，对中国古人来说用形象的汉字是最方便最有效的。实际上汉字本身和使用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直接写不像时就得比类、象征了。对于认识和描写事物而言，比类是省力气的容易理解的、象征是有趣的有意境的。缺乏经验的比类可能会指鹿为马，缺乏依据的象征更涉嫌闪烁其词。《庄子·天道》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表明了古代的比类和象征一定也是充满了被迫和无奈。 比类的思维和象征的追求产生了不可改变的社会习惯和历史习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最能体现像的方式在古代就是绘画，与西方有巨大差异的中国画竟以弃像写意为最高境界，以少胜多又是写意的最高境界。元代汤篨在《画鉴·画论》“画之当以意写，不在形似耳”做了精彩总结，东晋顾恺之《摹拓妙法》里的“以形写神”更被奉为中国画要旨。而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医学还是运用取象比类法来诊断的，《素问·五脏生成论》最早提出“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的基本原则，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的有效掌握是完全凭经验的，要心领神会。 准确和详细是妨碍象征的，甚至是对立的。象征和模糊很多时候又是难以区分的。善于比类思维去追求象征的中国古人最大限度的放弃了数据、实验、分科、解剖，宏观世界能一言以蔽之、具体小事则一言难尽也就成了常态。 比类象征是有局限的，其最适合应用的范畴是文学和艺术。对于古代其它范畴的原始目的，在没有更好手段前，比类象征又是最有效的，更是迷人的。 七 汉语语言和文字的辉煌成就------诗词和书法 汉字特有的造字方式，使之可以按字数、字型上下、前后、左右整齐排列；按意按音严密对仗；用同音、押韵、平仄来体现韵律和节奏，使汉语的文稿有视觉上的规律美感，又使汉语的朗读可以像歌曲般动听。这些必然会产生表音叙意的成语、楹联、唐诗、宋词、元曲等。能吟可唱的唐诗宋词是语言文字的极限，也是人类的生理极限，更是文化的极限。尤其是宋词堪称是中国古代最优美的抒情文学，词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词，也是音乐文学。它依声填词，应歌而作，最具音乐美，“故词之腔调，弥近音乐”。词的分类形式词牌就是乐谱，每个词牌都有自己的曲式﹑调式和调性﹐以及本曲的情趣。词的分片的形式，长短参差的句式，又具有外在形式的视觉美，“故能一调之中长短互节，数句之内奇偶相生”。《钗头凤》这个词牌最具代表，句短至一个字，作三遍重复，且上下片再对，极具视觉震撼。陆游正是用“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销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错”对“莫”的各三遍重复把心碎表现到了瞠目、拍案。词还有一个审美特性为意境美，词凭借音乐力量的陶钧、长短句式的辅助、莺吭燕舌的修饰，为中国诗歌开创了另一番风光旖旎的胜景。宋代大才子柳永在《雨霖铃》中“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写出了情景交融、妙合无垠、隽永深幽、婉约妩媚的千古绝唱，“今宵”二句被誉为“古今俊语”。词的传播和表达多是由歌妓舞女来唱演，出之以檀口皓齿，伴之以歌扇舞袖，合之以丝竹管弦，不仅悦耳美听而且赏心悦目。所以词又是融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难怪柳永在《 鹤冲天》中能够“ 黄金榜上，偶夫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唐诗宋词已经达到了人类语言文字的巅峰，至今也没有被我们超越，更不可能被现有的其他语言文字超越。中国的诗和词是由汉语汉字本身固有的属性而产生独特文明形式，是最纯粹最高级的语言文字艺术，具有绝对的唯一性，诗和词不能以一一对应的状态转译成汉语的其它文字形式，更不能直译成外文。 汉字造字方式和古人的写字方式、材料，又让汉字的书写行为和结果演变成中国另一种顶级艺术形式---书法。书法家们能用笔划的组合、字间的排列、整体的布局、运笔的轻重快慢、笔的粗细硬软、墨的浓淡深浅、纸帛的厚薄松密创造出极致的无以言表的深邃万千境界。 杨振宁先生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中认为 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书法实际上更是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 语言文字原本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智慧的中国古人却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和博大的灵魂。唐诗宋词及书法都是人类语言文字文明中独有的，最能体现中华千年文化底蕴的，也是最璀璨的。 这些必然会造成中国几千年崇文的全社会的主流风尚。 八 汉语中“数”的特性把汉语的象征特性发挥到极致，而象征到极致又没“数”了。 汉语的特性让其具有强大的象征功能，汉语是为象征而生。 下面是中国古代描写美女的递进过程：二八佳人、三寸金莲、杨柳细腰、环肥燕瘦、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有数、有量、有形、有本体的描写是低级的，反之是高级直到极致。 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三、九”不是准确的尺寸和数字，而是象征最长最远。但是要换成“四千尺”和 “十天”反而不如前者。因为数字“三、九”已有的定论，才让诗中的山河壮丽得无以伦比。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空一色”里“一”不是数字“1”，而是“同”的意思。由于对上句的“齐”，下句的用“一”反而比“同”更有“同”意，“同”的程度也更高，精绝的用字使写景叙物达到了美轮美奂的境界。 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肥、瘦”不是形体的大小， 而是数量的多少。用“肥、瘦”代替多少再加上与“绿、红”的绝配，则体现了词人绝妙的构思，更表达出无与伦比的隽永意境。 吟一字捻断千根须和推敲是中国语言文字艺术博大精深的最真实准确的写照，吟一字和推敲的乐趣对古人来说绝对超过了摆弄竹棍的筹算数学。 汉语语言文字的最高形式诗词中“数”几乎失去了计量本性，“数”的其它属性也被用到了极致，而极致的象征又完全看不到“数”了。 九 汉字具有极端精简的可能性和强大的归纳总结特性让汉语几乎抛弃了“数” 汉字的造字方法使汉语有了有最少的字表达最多意义的可能，汉字的字数能充分说明问题。东汉时代许慎编著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共收字9353个，清廷康熙时代编著的《康熙字典》，收集了47035字。收入汉字最多的为1994年出版的《中华辞海》，共收汉字87019个，其中重复字320个，汉字的总数已经超过了8万，而常用的只有3500字。英语单词有100多万.。 古人把遣词造句简约到了极端。中国古代的哲学、科学、文学著作都是这样，很多句子减字减得现在看来都是病句，但丝毫没有影响其意思的表达，反而是精炼之极。如《三字经》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战国策》中“积羽沉舟，辟轻折轴”杜甫《春日忆李白》诗中“清心庾开府，俊逸鲍将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等。每句的字数少的不能再少了。 语言文字的可精炼可简略必然会导致同样的求简思维甚至求快思维。中国古人就用“阴阳”两个字解释和概括了世界的一切。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该文意思是 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吝啬文字的古人又用四个字”一分为二”说明了宇宙和世界的形成，《黄帝内经·太素》撰注者隋朝杨上善提出：“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大思想家朱熹在说明“理一分殊”时又做了引申，“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虽然朱熹有了“以至无穷”，其实对“一分为二”并没有超越。古人在归纳总结时不仅精简了字数，而且也精简了事物。 现在一分为二是我们科学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并常常挂在嘴边。但此法有致命的前提，就是事物真的只有两面或者事物可以被准确的划分为二。历史和实践证明绝大数的事物一分为三都不能被正确或全面认识，还要一分更多。 我们认知事物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量变到质变是其基本规律。中国的古代哲人很多精绝论述，如《礼记·经解》中“《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老子》中“合抱之木，生于豪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尚书》中“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战国策》中“积羽沉舟，辟轻折轴”。但遗憾的是哲人没有更详细或准确的说明积多少根羽才能沉舟，沉的又是多大的舟；几斤几两的辟才能折轴，折的又是多粗的轴，忽略了沉舟、折轴的准确过程。 一分为二和量变到质变强调的是正确的方法和详尽的过程，对科学来说它们都比结果重要，科学本质上也是永远在怀疑和否定结果的。能够极端精简的汉语会让人们更加关注那些浓缩的精彩的结果而忽略方法和过程。 演绎推理（推演法）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一般规律出发，运用逻辑证明或数学运算，得出特殊事实应遵循的规律。即从一般到特殊。其作用是从已知的知识得到未知的知识，特别是可以得到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掌握的未知知识。数学运算应该是演绎推理的终极方式，因为数字没有任何的偏见，运算最可能准确。杨振宁先生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中认为“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古人用了各种经典名言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 ……为杨振宁先生观点的正确作了佐证。 欧洲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是现代意义上的数学家或科学家，以严密逻辑、精细分科和详细步骤为手段进行推理尔后判断。高度智慧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完全不同，重视人文，都是凭经验和感悟用很少的推理甚至不用去认知事物，更多是总结事物。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他以发现勾股定理 (西方称毕达哥拉斯定理)著称于世。最早悟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的。无论是解说外在物质世界，还是描写内在精神世界，都不能没有数学!宣称数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研究数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用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是整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也崇尚数学，柏拉图竟在其学园门口立了块碑：“不懂几何者不准入内”。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是推崇数学的物理学家。这都说明数学的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即使有先秦百家从各种角度和以各种方法进行“争”、用各种结论进行“鸣”的绝世盛况，但真正的“数”和准确的“量”的观念，几乎没有体现。 汉字使中国古代没有“数”的哲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了广泛的正确和高度的精炼，可以很简单却又很深刻的解释一切，几乎成了万能的。这些只有结论而没有准确和详细过程的思想很容易让后人看问题不求甚解，也就逐渐缺失了科学的态度、追问的习惯和求证的方法。由于古代著作中没能穷尽所有事物，于是后人在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无法认知时就必须找得圣贤曰、古人云了，也确实能很容易找到、很快速找到。盲目、机械的套用经常出现。 汉字在遣词造句时能够也容易精简必然带来以下结果：字数越少越笼统，越笼统包含的范围就越大；越没有“数”越模糊，越模糊也越不准确，但越不准确却越容易正确。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问题，三个书生赶考途中向一高僧求知考试结果，高僧不语而举了一只手指，三人不解而去。考试公榜后，书生们皆说高僧料事如神。一只手指结果是：一起考中、只一个考中、有一个没考中、一个也没考中，四个结果全对。广泛的正确更多时候是毫无意义的。 准确和正确只有一字之差，却又天壤之别。准确必须是：1＋1＝2，是唯一的；而正确可以是这样的：1＋1≠3或1＋1≠4或1＋1≠100或……（完全不用1＋1＝2），可多样的。 要想最大限度的简单又不错误，“数”就是障碍了。 十 无“数”的汉语母语是中国前人创造又是后人必须选择的 绝顶智慧的中国古人创造了绝顶精深汉语汉字，后人无法选择的用汉语述说、用汉字记载了五千年，也用它们思维并必须习惯的思维了五千年。直到封闭的晚清前人们无法也无机会把汉语同其它更多的语言进行交流和对比，也发现不了汉语局限，更谈不上别的选择。汉语反倒在外族统治的金、清两代被选择了，这足以说明汉语的强大。智慧的中国古人用汉语的思维创造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正是这灿烂文明让了解了中国历史的李约瑟震惊、赞叹，写了那部七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汉语越发展越把汉字的“数”推向了正真意义的数的反面，以致汉字“数”和汉字文字结合得更紧密更完美了。高度发达的汉字代替数字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也是做不好做不了的，而汉字“数”又没有做它该做的。正是在文化、科技和经济都高度发达的盛世宋代，这时资本主义的特征已经萌芽，到达顶峰的汉语凭经验把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字拒绝得无影无踪。汉语失去了唯一一次有独立和纯粹“数”的绝佳机会，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也失去了变革的绝佳机会。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这样感叹道“没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把中国从它那经验主义的沉睡中唤醒”。如果汉语里有类似阿拉伯数字的“数”而不是汉字的“数”、或者汉字少些影响数字、或者以后又引进了数字，那么全民崇文的中国古人也一定会全民尙理，在几千年的时间长河中智慧的中国古人一定能用“数”创造更多，也一定能改变更多。那样的话《中国科学技术史》得重写，不知道李约瑟还会不会问，会怎样问。 在千年远古至少是夏朝（约前2146-约前1675）前，中国前人创造了同时选择了汉字，就注定了中国以后千年历史必定是灿烂的、惊奇的；注定了其间二十多个朝代的文明有太多重复的，又是间断的、不递进的。 ……………………………………………………………… 综上所述，有着太多优点的汉字也有缺点，优点更带来了限制，且缺点和限制在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是无法自身改正的。无“数”的语言、无“数”的文字必然会产生无“数”的思维习惯及崇文的主流风尚，必然会使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判断、传承和发展有着太多的不准确和片面。没有“数”的思维，做好这些事只能过多依赖于个人能力、好恶、悟性和经验；没有“数”的思维，前人的文明很容易往复、重来、断代甚至丢失；没有“数”的思维，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广泛意义的数学，更不可能有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没有“数”的思维，就没有检验真理的依据，更找不到检验的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赖已建立的支柱。科学思想的先驱罗．培根说“聪明的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有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是科学的正真进步让我们在这近百年中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了。 没有“数字”，古代中国人怎能擅长管理数字。由于没有“数”及汉字高度发达的影响，所以近代中国不可能有科学和工业革命，即使它以前是那样的辉煌——这应该是李约瑟疑问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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