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翻阅二十四史的人必有这样的印象，即每卷末或列传终篇后，往往有一节评论或云小结。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后汉书》的“论曰”，《三国志》的“评曰”以及后来官修诸史大多有这样的平章文字。这儿说一件例外。《晋书》的卷末或传后是“史臣曰”，可《王羲之传》后却是“制曰”。古代唯有皇帝的御笔才能称“制”，如“制诰”“制书”“制策”等（大臣或翰林院代笔的诏书亦可称“制”，则属另一种情况），修史的馆阁诸臣岂敢僭越！原来《王羲之传》后的“制曰”是唐太宗的手笔。
修《晋书》是太宗贞观年间的一项文化工程（恕我用了时髦话），由太宗钦点名臣房玄龄、褚遂良等牵头，皇上亲自过问，在审读《王羲之传》时，亲自撰写了这篇“制曰”。
这篇“制曰”不长，几百字，对前代的书法大家，如汉代的张芝、师宜官，三国时的钟繇，晋代的王献之（羲之之子），南朝梁代的萧子云等逐个作了点评，文笔潇洒出尘，别具谿壑。概言之，他们都未达到王羲之尽善尽美的境界。所评王氏书法谓“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时下某些“书法”能望此境否？今日平章王氏法书的文字能让人击节赏叹若此否？以下，仅就其评萧子云的一段说说，先录原文如下：
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
评萧氏简直一无可取。按，萧子云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梁书》有传（附于其兄萧子恪传之后），萧氏出身皇族，南朝齐、梁两代皇族均姓萧，是汉初相国萧何的后裔，一个统系。单就书法论，《梁书》称其“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繇）、王逸少（羲之）而微变字体……”梁武帝萧衍十分推崇他的字，谓“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杜、崔均为东汉书法家，皆以章草名），当与元常（指钟繇）并驱争先”（见唐代所修《梁书·萧子云传》）。
说明两点，一是梁武帝于书法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的话绝非胡乱捧场；二是《梁书》与《晋书》同修成于贞观年间。遗憾的是，萧子云的真迹没能存留下来，连仿冒也无，只能从书法文献中一窥大略，以见唐太宗的“酷评”究为如何？先从近的材料看，晚清学者刘熙载《艺概》一书十分有名，其中专论书法的“书概”卷说：
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
刘熙载明显持保留态度的。明代项德纯乃项元汴之子，只以书法名世，所著《书法雅言》谓“六朝名家……（萧）子云飘举，资称茂焉”。北宋米芾为书法大家，所著《海岳名言》专论晋唐以来书法，最称刻薄，甚至评得几无完肤都有，而于萧子云却无一句贬损，只说“（萧子云）传钟（繇）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论”而已。“不一论”就是“不必一概而论”的意思。颇耐玩味而且重点要说的是唐代书法家们的议论，因距晋宋六朝时代不远，他们应该亲睹过前代翰墨真迹，所论不致凿空。兹录欧阳询的话如下：
萧子云轻浓得中，蝉翼掩素，游雾崩云，可得而语。其真草少师子敬，晚学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
这段话乃转引自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中。我的意思在于，欧、张同为唐代人，理应了解太宗对于历代书法的旨趣。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八月太宗正式登基，九月，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欧阳询……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见《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下一年，即贞观元年，敕“见在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那一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见《唐会要》卷六十五）。这些文献记载所透露的消息是，欧阳询们受任用并参预的多与文学书法相关。皇上“听朝之隙”和他们讲论“或至夜分乃罢”的也该多是文学书法等事。因之，太宗皇帝有关书法的言论，欧阳询们早在贞观初就应了然，可似乎完全不受最高权威的影响，无任何顾忌或羁绊，直抒胸臆。张怀瓘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人，距贞观时代百年左右。欧阳询却是由隋入唐的前朝遗老！在隋代尝官太常博士，入唐之后也未“夹着尾巴”，从给事中（应属门下省的要职）做到太子率更令，故世称他“欧阳率更”，其书法既称“欧体”又称“率更体”，用职衔替代本名表示敬重。而这“率更令”就正是贞观初太宗敕封的。欧阳询生得短小貌丑，但学问和书法受到广泛的尊仰，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唐高祖尝感慨其书迹“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高祖过虑了。欧阳询活了85岁，逝于贞观十五年。能享高寿，我私下悬揣，除他自己精神心境舒畅自由之外，和外部大环境的优容不无关系。试想想，那可是专制独裁的皇权时代，一切是非好恶，生杀予夺，全在最高权威的一念之间，加上身旁周围众多的耳目进谗，单凭关于萧子云评价这一件事就足够……这就不得不语及唐太宗这位当朝最高权威人物了。
唐太宗尝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这话与《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同一机杼，而非附庸风雅，更不是门外说话或矮人观场，视作人生处世为学之道也不算过当吧。又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忆中，近代书法家启功先生有过这种“骨力”的论述。太宗还尝以战阵的经历体会书法之弱与强以及制强之道。上所引均见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宋代编《太平广记》作了节录，见卷二〇八。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到太宗评王羲之的“势如斜而反直”，再对看僧怀仁所集《圣教序》等帖，“乃益有味其言”！刘熙载可谓太宗的知音了。那么，太宗本人的书法手迹留下多少呢？兹就有文献足征的粗陈如下：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葬昭陵，唐太宗悲痛万分，“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这是《通鉴》的记载。《金石录》卷廿三所载《唐昭陵六马赞》后有“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的记载。
“贞观十四年四月廿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见唐代李绰《尚书故实》。此书为笔记类，只一卷，均唐代见闻，后世有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等即出自此书。
魏徵为贞观名臣，逝后，太宗叹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且“自制其碑文，并自书石”，见《通鉴·贞观十七年》（又见《贞观政要·任贤》）。《金石录》卷三载此碑曰“唐魏郑公碑，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十七年正月”。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赠美德”。见《唐会要》卷三十五。这儿的“扇”，当为团扇，不是明代才出现并流行的折扇。试引苏轼一则“题跋”如下：
……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团扇之中，散流人间者几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为多，子孙世守之，遂为希代之宝……
题跋名《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见中华版《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三槐王氏”是宋初名臣王祐的话。祐之子王旦，旦之子王素三代均为北宋名臣，《宋史》各有专传。苏轼在王素之子王奥家中获睹太宗法书真迹，似更胜于《宣和书谱》所载太宗墨迹，尤其团扇面。
虞世南去世，太宗痛悼之外，亲写诗一篇命褚遂良在灵前读讫焚之，显然，没能留存。见新旧《唐书·虞世南传》。身为“起居注”的褚遂良为何不在事后追记下来呢？
还有两件太宗手迹与尝官散骑常侍的刘洎有关。一为太宗“尝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另一件是刘洎尝上谏书，太宗手诏以“飞白答之”：“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见《通鉴·贞观十八年》，又见新旧《唐书·刘洎传》。
太宗尝以飞白书赐马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见新旧《唐书·马周传》，唯文字小有异同。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载：“《晋祠碑》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并书。”《金石录》卷廿三载：“唐晋祠铭，太宗撰并书，晋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祷于叔虞祠，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为立碑焉。”清代阮元说“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见所著《北碑南帖论》。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上“书学（总论）”说“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贞观二十年秋，破薛延陀，北荒悉平。太宗写五言诗序其事，“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遗憾的是只存断句“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全篇及所勒石碑均不存，见《全唐诗话》卷一。
据元代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唐太宗帖一，两行十字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
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第五则：“……华清宫《温泉碑》，唐太宗撰并书。又飞白‘贞观’二字于额。天圣初，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金石录》卷四录“唐温泉铭，太宗御制并行书”。
另有一件《十哲赞碑》，虽署名唐太宗撰，乃为翻刻，非原本。见周作人《绍兴古刻存目》。以上所引麟止鸿爪，不过百一。上引《金石录》所载，自可断定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尝亲见之，并亦可知北宋时尚存。若丙午“文革”之劫得幸免，那么《晋祠铭》或尚在，非特为唐太宗手迹，还是以行书勒碑的始创例。另外，敦煌经卷中竟有《温泉铭》的拓本，见法国伯希和藏品第4508号。天壤间所存仅此，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珍贵呢！
中国文化史上，唐代书法竟与唐诗若双峰耸峙，既超迈于前，又几绝于后，从太宗论书法“虽小道”，亦可以见大。那么，是否能视贞观之治也是不输于前，几绝于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