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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十日谈 孙惠芬 序 言 赵凤，四十四岁，女，翁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二○○九年七月喝百草枯自杀。 姜立修，四十三岁，男，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二○○八年六月喝百草枯自杀。 曹运宽，六十三岁，男，翁古城曹崴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二○○九年五月上吊自杀。 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会列出长长一串。从二○○六年六月到二○一一年六月，五年时间，翁古城地区自杀死亡名册上，就有五百多例，这是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偏低的数字。这个数字最初撞入眼帘，不由得让人为之震惊。在我越来越狭窄、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的专业作家生活中，除了中东地区不断出现的自杀爆炸事件、中国南方神秘的富士康自杀事件、小人物的自杀、平民的自杀，似乎很少撞入我的视线，即使撞入，也很少被公布其具体姓名。他们就像秋天陨落枝头的树叶，飘摇着落入大地，之后悄悄地归于寂然。虽然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上，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他以为我耸人听闻，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得以接近这些悄然陨落的生命，得感谢我的好朋友树华。她是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这是她拿到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做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的研究。关于农村自杀死亡者及其自杀遗族的研究和预防课题，树华已做了十二年之久。她带了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五个研究生，刚入秋就深入到翁古城的村村屯屯。我，我丈夫张申，我们一同加入了这个团队。我加入，是当时我正在翁古城采风，看了太多的热火朝天莺歌燕舞;张申加入，是他当时正在寻找纪录片选题，他是滨城电视台国际部编导。自杀这个灾难性课题，他们还从未涉及过，当然也是树华一而再再而三地“诱惑”我们。 事实上，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参与调查，我在心里折腾了很久。我为此也不去采风了，回到滨城家里，仿佛只要留在翁古城，就会被拖进去。在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在跨上了五十岁这个门槛之后，我不再喜欢悲剧。曾经，我无病也要呻吟，无愁也要善感，好像不呻吟不善感就少了某些人生滋味。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寻找忧伤，我迷恋失眠、恐惧、深夜里的惊悸，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出示沉思的表情，在光明的背面探测潮湿的阴影，似乎这才是为艺术的人生。可是变化怎么就来了，一点儿都不知道。岁月是和平演变的高手，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电影《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走向心灵的衰退，当一个人觉得健康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那一定是心灵衰退的表现。然而我并没因此而焦虑焦灼，反倒觉得上了一个台阶，悟得了人生要义。我是说，这个秋天，要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电话动员我们，要不是张申每天回家都念研究生们发来的短信“张老师，你和孙老师啥时候来呀”，我很难跨出这一步。 二○一一年九月十号，我终于跨出去了。在走出楼道、等待张申把车开出来那一瞬，我双手合十，冲东北方向的翁古城老家伫立，我在心里说：等着吧，我们马上就到。 第一日 初入村庄 因为和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的研究生们约定七点在翁古城张炉乡会合，我和张申四点五十就从滨城出发。那时天还没亮，城市的街道上车辆很少，我们的车就像离了弦的箭，十几分钟就冲上了黄海大道。因为和张申拥有同一个故乡，这条逶迤在黄海北岸的回乡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最初是二○一国道，后来变成了高速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总是连着路的两端，要么是从滨城到翁古城，再到青堆子，要么是从青堆子到翁古城，再到滨城。在乡下时，以为这条以翁古城为连接点的路通着的远方，就是世界，可在城里住了一些年之后，猛然发现，乡村才是世界，才是世界的远方，因为在城里待烦了待久了，最想回的就是乡村。 张炉乡政府我们都不陌生，它原来叫烈士山，坐落在翁古城境内南端，属沿海乡镇。二○一国道像串糖葫芦一样把它和青堆子穿起来，每次从翁古城城区出来，必经它的心脏。这个心脏一些年来可是一直在变，先是改掉烈士山这光荣而不吉祥的名字，换成张炉，之后又把它西边的菊店乡、东边的观海乡合并到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总有人在设计着历史、改变着历史，尽管你永远无法弄清那个具体的人到底是谁。但不管怎么变，在我们心里，它都不过是个指示牌而已——当见到路两侧商业街的门楣上出现“张炉”，就知道离我们的家不远了。 然而这一次，我们不是路过，张炉，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在一个熟悉却从未下过车的地方下车，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就像一个总是越门而过的亲戚终于踏入了亲戚的家门，新奇中夹杂着那么一点惭愧。倒是这里的亲戚并不体察我的惭愧，大张旗鼓迎上来，“张老师孙老师，你们可来啦!” 说起来，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张炉毫无关系，他们来自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山东，他们就因为在滨城医科大学读精神医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硕士研究生，就和这里有了关系。不但有了关系，还是深切的、仿佛血缘一样的关系，因为当他们冲过来把我和张申围住，我已经有些认不出他们了。慕红、居颖、钱薇、王月楠，一个月前，在树华专设的送行晚宴上，她们个顶个面色白净、目光清澈;个儿顶个儿有着一头精心养护的披肩直发，那直发随她们脖颈的转动摇曳飘逸，有一种藏不住的青春美。可是眼下，她们皮肤粗了、黑了，化妆品因为渗不进去，在表面形成一层霜花，头发不但不再飘逸，且傻傻的锥子一样被束在头顶。此时的这些研究生们，如果你不细看，完全就是一副乡下孩子模样，就连唯一一个男生吕岳成，也没有了原来的清爽帅气。 当然，我没有把真实感受说出来，临行前树华在电话里叮嘱过：“姐，见到他们一定要给他们鼓劲儿，可坚决不能让他们泄气呀。”于是我说：“怎么?怎么你们都变啦，一个个都比原来……成熟啦。”可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怎么说，只顾争相上来握手，领队慕红一边跟张申握手，一边郑重强调：“张老师，可不能开车下去，我们不能太兴师动众了，你把车停放在乡政府，咱们大家挤在一辆面包车上。” 如果不是有幸加入这个团队，我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车。它看上去像一只脸口很短的鞋子，它鞋身又窄又长，鞋腰也不高，可打开拉门，却能塞进七八个人。实际上我们后来走到的所有乡镇，都能租到这样的车子，它比轿车拉人多，是那种专为团体租车者准备的，按天论价。这个微型面包车让我见证了世界的丰富性，可是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一路离开乡政府拐向一个坡路，七八个人球一样左右滚动，觉得好像坐在电影院看3D电影，某种东西开始在胃的最深处蠢蠢欲动。 然而，就在晕车的感觉从心底往外翻涌时，我一直为之恐惧的东西也在车上震荡开来。它一开始出自一个细弱的朝阳口音，之后又加入了尾音很重的铁岭口音，再之后，又加入了哈尔滨口音。一个多月，他们采到了太多的悲苦，他们没有办法不让自己释放。 一个男孩十七岁就自杀了，他念不进书，下学在翁古城木器厂干临时工，爱上一个大他五岁的女子。那女子不答应他，他就要调换工作，可回家跟母亲讲，母亲死不同意，不但不同意，还没好气地骂了他，结果，在离家返回翁古城的路上，就摸出从家里带出的百草枯，一口气喝下。在医院抢救时母亲赶到，他睁开眼睛跟母亲说了最后一句话：妈，我还能活吗?我不想死。 一个男子得了胃癌，家里没钱治疗，想服毒自杀，可是他的嗓子眼儿已被肿瘤塞满，根本喝不下药水，最后只有拖着枯萎的身子爬到山上上了吊。 一个七十五岁老头，强奸了十五岁女孩，女孩怀孕，老头没脸见人，喝百草枯自杀。 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我冲下去哇哇呕吐，我知道我吐出来的，除了食物，还有什么。一个母亲耳边每天响着“妈，我不想死”的话，还怎么活下去?聪明的慕红察觉到她们碰到了做母亲最脆弱的神经，拍着我的后背，不迭声地说孙老师对不起对不起。 彻底吐出来，在一个阔大的院子里慢慢站起，才发现眼前是张炉乡张店村村委会，橘黄色二层小楼前，挂着两个牌匾，一个写着中共张炉乡张店村党支部，一个写着张炉乡张店村村民委员会。这样的小楼，下乡采风时就已见过，是二○○七年滨城市政府拨款统一兴建，村村都有。它一水儿的尖屋顶，一水儿的红色屋瓦橘黄色外墙，它区别于辽南乡村千百年来的所有房屋，在野地中央拔地而起，就像童话里的世界，十分醒目。这深扎在乡村土地上的西洋景观，使你不得不相信现代文明向乡间推进的脚步。这里，活跃着中国乡村体制中最末梢的神经。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村，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小的政府，可是下乡采风才知道，中国最小的政府是乡镇。村级没有政府，村干部之所以民选，就因为村属于自治。而树华这个访问项目实施起来困难巨大，也因为村干部是民选的，他们不得不顾忌村民们的感受。 怕村干部敏感，慕红没让张申跟进去，我俩在院子里面面相觑时，张申焦虑地直跺脚。在他看来，即使是拒绝，拍下来也是有意义的。见五分钟过去了还不出来，我冒胆走了进去，循着楼道里嗡嗡的声音，我来到二楼。在楼梯口正对着的一个办公室里，一个腰宽体胖的大个男人正冲五个研究生呜呜嗷嗷比画。站在那听一会儿才听明白，他是村书记，他拒绝采访。他说：“什么这个大学那个大学，弄不好都是骗子。前一段来了一个豪华车队，打着国家和政府旗号，说来给中老年人检验是否缺钙，村里一听是好事，帮忙召集老百姓，由他们挨个检查，晌午还供他们饭。他们饭后拉来一大卡车钙片，大张旗鼓卖给老百姓，可是他们人还没走，公安局的车就开进村子，把他们全部抓走。俺可倒好，挨领导好一顿批。”研究生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慕红不甘心，继续解释，说我们绝不是骗子，我们既不检查也不卖药，我们只是访问自杀者亲属，做个评估，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个什么状态。 慕红避开了国家和政府这样的字眼，努力把话说得软和顺畅，可穿一身水红衣裳的妇女主任仍然不依，“什么状态?家里有人死能是好状态?状态不好政府能救济不成?再说啦，你揭人家伤疤，谁能愿意?” 走访了一个多月，这种情况慕红想必见多了，她并没因此退缩，依然和风细雨，“以后，国家会给一些救助政策，比如心理疏导呀，干预呀，这都得有个调查评估，访问每个人所耽误的工夫我们还给四十块钱误工费，如果有情绪问题我们可进行很好的咨询和疏导，因为我们都是国家高级职业心理咨询师和精神心理专业研究生。” “它不是钱不钱的事，你是在揭人伤疤。” 虽然年轻的妇女主任一再强调不能揭人伤疤，可当听说每个被访者要给四十块钱，她还是闷住了。顺着闷住那股气儿，她看了看村书记，并接过名单，慢慢坐到椅子上。后来我知道，这四十块钱，不但是得以走近被访者心灵的秘密通行证，也是争得村干部配合的重要条件。因为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了解四十块钱对灾难家庭的重要;也没有谁，比他们更知道在这秋收的大忙季节找人有多困难。尾随着四十块钱开辟的道路离开村部，我感到有些心虚，目光长时间注视张申，那一瞬，我觉得我俩是在狗仗人势，是在入伙抢劫。因为我们不但没有一个正当的身份，我们的理由却是从他们重新撕开的伤口上寻找财富。 可是已经来了，已经没了退路。 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 在这个金灿灿的秋天，我们撕开的第一道伤口在张店村西柳屯，目标人是一对婆媳，她们于二○○七年五月，双双自杀。在研究生们的专业术语里，称自杀者为目标人，能采访到的自杀者亲属为被访者。那一天，我们真正接触到被访者，都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自二○○六年到现在，张店村的自杀名单上共有五人，四人服毒，一人上吊。可是要找到目标人的亲属，确实如妇女主任说的，非常困难。他们不是到外地打工去了，就是上山干活去了，而上山干活，你又不知道他在哪一片山上。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总要活着，循着奔生计人们的踪影，面包车在乡野上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 这是一座外表相当挺括的房子，青石灰瓦，院墙高筑，它坐落在一片野地中央，被一片摇晃在风中的苞米秸隔着，远远看去，显得生机盎然。不知是在乡路上转得太久，急切的心情一点点消耗了某种恐惧，还是眼前充满生机的房子具有某种镇静作用，绕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走近死过两个女人的家门，我居然毫无紧张感。 一切都再平常不过，妇女主任在门口二叔二叔大喊两嗓子，一个男人就从院子里的苞米堆前站了起来。上午第一个联系的就是这个男人，小队队长说他上青堆子赶集去了。他个子不高，肩膀微微前倾，灰色的头发贴在头皮上，给人逆来顺受的无奈感。可是他拉开铁门来到摄像机前，目光扫向我们，却顿时有了精神，仿佛早就知道在某个时候，他就该是一场戏的主角。这令我深感意外，尤其在慕红向他讲述找他的理由，说国家关心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时，他手往院子里的苞米堆一指，示意张申说：“照吧，就照苞米堆，今年大丰收，俺收了二十多车。”那样子好像他会给国家交一个完美的答卷。 实际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被访者，他们深陷灾难，却并没被灾难击垮，只是他们为什么没被击垮，各有各的原因而已。套用托尔斯泰那个著名的婚姻论述：灾难到来是一样，承受灾难的能力却各有各的不同。 一院子的苞米，扒出来的堆在左侧，裸露出金黄色的米粒，还没扒出来的堆在右侧，就像一群等待飞翔的鸥鸟。看到它们，我备感亲切，童年时，只要到了秋天，就跟着秋收的大人，天天滚在苞米堆里，在那些从苞米身上扒下来的叶子下面，我听到过来自遥远世界最奇妙的声音。只要你回到乡村，总能感受到生活中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这东西不是别的，是收获的喜悦。然而现在，在这个孤寂的院子里，我不但感受不到秋收的喜悦，且听到了一声惨叫、一曲哀怨、一个让你久久不能释怀的伤痛。 他叫于吉良，今年五十四岁。为了不耽误被访者干活，慕红把妇女主任和其他研究者打发去另一家，坐在苞米堆上，就开始了访谈。虽说他不是个善于表达的男人，说话时舌头在嘴里打卷儿，可是讲起那一天的事儿却极其流利，好像他在内心里已经讲过多少遍了。“那是多会儿?是前年五月，记得打芸豆架了嘛。那天头晌，媳妇上河套洗衣裳，把孩子扔给俺老婆看，媳妇从来不干活，一干活就躲，俺老婆性急，干起活来不让劲儿，上园子里打芸豆架去了，把孩子自个儿扔在炕上。可俺媳妇来家一看，孩子在她屋里，抹了一炕屎，立马就火了，指着地当央的狗骂老东西。俺老婆一辈子没叫人骂过，哪能听得媳妇指鸡骂狗，就从园子里回来问媳妇骂谁。媳妇本来就要尖儿，哪经得住问，疯了一样扑到俺老婆怀里扯巴她衣裳。俺老婆一天三顿饭侍候她和孩子，什么活都不用她干，她还冲她动手，一气之下，就上柜子摸出一瓶百草枯喝了。她喝完，怕媳妇喝，还把家里所有农药都倒了。谁知俺媳妇看婆婆躺到院子里，吓得嗷嗷叫，一边叫一边找药，到底在灶屋后窗台上找来一瓶卤水，就是点豆腐的卤水……” “百草枯太厉害了，邻居上山把俺喊回来，俺老婆已经死了，俺儿把媳妇送医院抢救，活了七天。” 一泡屎要了两个人的命，这听起来实在不可思议。在于吉良简短的讲述中，蜷伏了许多隐秘的皱褶，就像我们曾经见过大山的皱折，那里生长着各种野草和树木。只不过在婆媳这两座大山的皱褶里，生长的不是野草也不是树木，而是情绪，过日子日积月累的情绪。媳妇从来不爱干活儿，婆婆一干起活儿来就性急，这是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河水，冲撞到一起，必有浪花。上河套洗衣裳虽然也算干活，可同是干活，和打芸豆架比，精神内核有着本质区别。芸豆是夏天青黄不接时农村最重要的蔬菜，许多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人都有一个抹不掉的记忆，就是在大铁锅里炖土豆芸豆。打芸豆架一般都在五月，农时不等人，尤其对一个把过日子视为生命的女人。而上河套洗衣服，则是躲避活路的最好方式，我少年时就以此为由躲避过推碾推磨各种活路。眼前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身后是荡荡刮过的轻风，时而地，停下手里搓洗的衣服，盯住河水，那亮晶晶的水里，还会映现出一个又一个波光潋滟的梦想。一个刚嫁过来的二十几岁女子，未必嫁人就断了梦想。 我的联想很快得到了证实。那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好像早已经来到院子里，“小死鬼儿太不是东西了，一天到晚搽脂抹粉，除了上河套洗衣裳就是玩电脑，你不干活就不干活，俺姐说了，家里没有闺女，就把她当闺女养活，可是你还耍脾气，你还动手打人，你说气不气死个活人!俺姐为什么喝药，不就是想看看我死了你怎么过么?俺姐把药都倒了，就是不想让她死，叫她过过看!谁知她捡了便宜，也撒了手。你说俺姐怎么就没想到后窗台还有一瓶卤水!” 死，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这里蕴藏了婆媳之间怎么样的纠结，真是难以想象。被身后粗哑的声音吸引，大家纷纷侧过身，张申也转过了镜头，可是这个包着翠绿头巾的女人却像只机敏的燕子，迅速躲过镜头，一边吵吵白(别)照俺白(别)照俺，一边跳到房屋门口的台阶上。 为了不影响慕红继续采访，我把自己分离出来，也跨上台阶，用目光阻止她介入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意和她多聊聊的愿望。其实我更想从她那了解一些有关婆媳关系的细节，因为很明显，她对这个家庭的事情了如指掌。 如果不是这个绿头巾女人半道加入——她是于吉良老婆的妹妹，家就住在前街，我不知道会不会就这么不设防地走进一对亡灵曾经生活过的屋子。走进屋子，才想起树华常说的一句话：女人家女人家，没有女人的家简直就不是家。那悬浮在院里院外的生机，不过是往昔生活的再现，就像掩盖在一堆零乱的柴草、鸡蛋壳底下平坦的水泥地，一炕肮脏的被褥、衣裳底下花色漂亮的人造革炕垫，就像挂满了腰带毛巾之类杂物的乳白色大衣柜、高低柜，和高低柜上依然崭新的松下电视，电视边上已经卷曲的婚纱照……美好的往昔与凄惨的现实重叠，你不得不对不负责任的毁坏生出愤恨。绿头巾女人把罪魁祸首直指媳妇，指向媳妇的妈妈，“不叫小死鬼儿妈妈护着她闺女，这个家早分了，何至于把俺姐气死?你不知道，拌一回嘴，小死鬼儿就家去把她妈搬来一回，她妈一来就坐在炕上叫板，说俺闺女长这么大没干过活，她才二十五岁，你叫她自个儿怎么过?还给俺姐要电脑，说她闺女爱在电脑上看书。你说说，她什么好样的闺女，还看书，你能看书考大学呀，嫁咱农村干甚?俺姐也是，死要面子，听人家一说就屁都没有了，真给买了电脑，你说说。俺姐早都不想活了，她觉得和一个媳妇处不好叫人笑话，活着没意思。” 婆媳是天敌，这是千年古训，婆婆由媳妇熬成婆婆，生儿育女建立家业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家庭秩序、生活习惯。媳妇由姑娘变成媳妇，把根从娘家拔出，移植到新的土壤的同时，旧有的生活习惯受到挑战，新的梦想也受到限制。可一些年来，这个古训早已被计划生育政策颠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即使在乡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那么也意味着一个农村家庭，再多也就只能有一个儿子。现在三十五岁以内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才六十岁左右，他们年富力强，根本不怕儿媳捣乱，如果不能把儿媳当成闺女来养，分家是一个绝对安全的选择。毕竟就一个儿子，就是买不起房子，住对面屋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个女人为了面子不去分家，却选择了死。 死要面子，这样的女人我并不陌生，我的奶奶、母亲、大嫂都属这类女人，为了外人夸一句好，她们不惜牺牲一切。生活疆域的狭窄、物质资源的贫乏，使她们的刚强不得不在虚妄的面子上凿出痕迹，就像啄木鸟在青绿的树上啄出深洞。可是，一个乡村女孩儿长到二十五岁没干过活儿，这正常吗?一个乡村女孩儿长到二十五岁没干过活儿，就不怕有失面子? 不断进出乡村，我知道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儿，这个孩儿就成了父母捧在掌心的心肝宝贝，即使有的家庭因为第一胎是个女孩又要了第二胎，勤劳的父母也要不惜代价倾身给予，如果家里生活贫穷，没有更多的物质给予，那么不让她干农活儿，就是做父母最大的给予了，尤其是女孩。所谓贵养闺女贱养儿，这一观念也病毒一样在乡村蔓延。实际上，在我后来走过的许多村庄，很少能见到这些被父母贵养的女孩子。有一个目标人，是个二十六岁的女子，二十刚出头就在滨城一家服装厂打工，有一天家里的母亲突然得脑血栓瘫痪在炕。不会做饭的父亲劝她辞掉工作回到家里，并在当地招了养老女婿，可是长这么大没做过家务、也从没准备过乡村日子的她，竟然在孩子五岁那年喝百草枯自杀了。乡村，似乎怎么都无法延伸年轻女子的希望，而这些乡村女子，但凡有一点本事，也要在进城打工之后，在城里嫁人。即使她们嫁了民工，不得不回乡安家，也绝不回到生养她们的土地，她们会要求男方在县城或小镇买楼，过远离土地的城市人生活。可以说，不干土地上的活儿，是新兴农民最大的面子。许多生了一个男孩的父母，他们终生最宏阔的理想，就是省吃俭用，到了儿子结婚年龄，一次性血本投入，在城里买楼。一年前在滨城碰到腿有残疾的邻居二哥，问他腿脚不好怎么还出来干。他说不干行吗，怎么也得挣点钱在翁古城给儿子弄个楼啊。弄个楼，这是大部分乡村父母的理想，他们一代一代住在山野，改革开放打通了山野与城市的界限，这个理想就兔子一样跳到他们眼前。只是不知这个媳妇为什么没要楼，而只要了个电脑。 当把想问的话问出去，女人晃了晃头上的绿头巾，惊虚虚向窗外扫了一下，之后压低嗓音说：“还不是那个老东西，他一辈子没住上个好房子，非要花钱在农村盖大房，就那么点钱，在乡下盖了，就买不起楼。俺姐为什么同意买电脑，不也是怕亏儿媳妇!为这事儿俺姐和老东西没少拌嘴，也活该他!这回好了，这么大个房子你住吧，叫你当爹当妈还得当奶奶。你当得起奶奶吗?当不起!看这一地鸡蛋皮，就会炒个鸡蛋，天天给孙子炒鸡蛋，把孙子送青堆子幼儿园，有屁用，你没去看看，小脸儿蜡黄，天天只吃鸡蛋不吃菜，能行?” 女人的诉说，使这个灾难家庭的伤口进一步裸露出血淋淋的现状，可是，我并没为此分散思绪，因为在一块红绒布底下，我发现了一个台式电脑，它在堆了一堆鞋袜和换洗衣服的柜角，仿佛一只遭主人遗弃的宠物。我想起一个月前跟读大学儿子的一次通话，他说妈妈太上火了，我复习GRE本来一包子劲，可是网上动不动就探出一条信息，说某某同学在哪儿唱歌、在哪儿逛街，心一下子就沉不住气了。你知道吗妈妈，你本来只在一间屋子里，是封闭的，没有背景，可网络把你放在骚动热闹的空间背景上，叫你无处可逃。这个女孩，死时只比我的儿子大三岁，我在想，在一个与城市现代文明没有一点距离的电脑上，与城市有着遥远距离的乡村，如何安置一颗青春的心?为此我认真端详着那张婚纱照中的女孩——为了不使绿头巾女人对她更强烈的控诉，我一直没有走近她。这是一张无论是技术还是造型都很现代的照片，她依偎在男人宽阔的肩膀上，一头明星一样漂亮的卷发，洁白而修长的胳臂，灿烂又迷人的笑容。在婚纱照这件事情上，可以说城与乡已经没有多少差别，差别在于，在瞬间的灿烂之后，等着女主人的是寂寞的村庄、埋里埋汰的院子、烟熏火燎的灶屋。最要命的是，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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