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不经意间就摇撼了一个有二百六十七年根基的王朝，不仅起事者未曾料到，就是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也都没有想到。
在此之前，遭遇过的大大小小的起义、骚乱，都被一一平息了，谁知这一次就是最后击呢？到了大厦将倾的一刻，人们才发现没有几个享受朝廷俸禄的男儿愿意与王朝共存亡，湖广总督瑞瀓率先弃城逃跑，其他各地像湖南巡抚余诚格这样选择逃走的居多。北京城中，真的愿与大清共命运的王公显贵也几乎没有。新到任的山西巡抚陆钟琦因此而值得敬重，他一家多口死于起义者的枪下。当时《海上光复竹枝词》就说：“试观督抚将军辈，死者寥寥遁者多。”
各省的文武官员中，自杀或被杀的还有一些，有汉人，也有满人。11月27日，以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身份带兵入川的端方走到资州，被部下所杀。福州独立，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被杀。西安独立，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而死，副都统承燕、克蒙额自杀，另有长安知县德瑞自杀。六十多岁的杨立潮调任华县知县不久，“人很博学，一脑子忠君爱国思想，逃到甘露寺，一再设法自尽，被人所救。后来某一天终于上吊身死。”10月29日凤翔起义发生，参将王志英兵败自戕身死，知县彭毓嵩在县署边的桑园旁为老百姓所杀。甘肃提法使张义调任四川，经乾州，闻新军起义，惊恐之中投井自尽。
（图注：上海独立后，街头悬挂起五色旗。图片来自网络。）
长沙易帜之际，被杀的仅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等几人，11月15日，苏州文人叶昌炽在报纸上看到长沙知县沈瀛“骂敌不屈，死事甚烈”，感慨系之，郑重写在日记中。次日，郑孝胥在上海《民立报》看到有关《沈瀛之愚忠》报道，深为感动，将这则报道详细抄在当天日记中，并写下《哀沈瀛》诗一首。
汉人中有一个壮烈殉清的沈瀛。可惜，偌大的中国，像沈瀛这样一心求死的知县只有一个。满人中则有一个载穆。
镇江独立前夕，策动兵变的新军管带林述庆等料定与副都统载穆的旗兵之间会有一场恶仗，最后竟兵不血刃，大出意外。载穆，满洲镶蓝旗宗室，由侍卫领班做到太原城守尉，辛亥春天才升任京口副都统，到任不久，人颇忠厚。自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终日厉兵秣马，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变，到1911年11月6日，全城道府县以下官员都已逃得无影无踪，商会绅董联名要求他和平交械，免致生灵涂炭。旗兵也纷纷逃溃。他知道大势已去，恐战端一开，旗人将遭屠杀，镇江也成废墟，不敢轻举妄动，何况他更深知旗兵不堪一战
他向策划独立的林述庆他们提出三个和平条件，一是保全旗人生命，二是保护旗人财产，三是护送他的眷属行囊出境。然后，他下令交出枪支数千、炮数门、马数百匹。11月9日夜，他在办完缴械手续后，悄然自缢于都统署内。镇江人自发集资将他的灵柩送回原籍。像载穆这样死得有尊严的，也十分罕见。之后，杨振声（时镇中校长、做过丹徒县议会议长，光复后镇江民政长）、于鼎源（商会会长）等特地为他募捐立祠，并上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请求把载穆的事迹编入史册。
4月8日，广州将军孚琦被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4月13日，远在成都的将军玉昆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闻电之下，心警胆怯。足见办事实心为国，便有此事。……日后简放外任务，谁肯为之？……刻下年景，除非坐官不作事，不认真，勿管事，勿多言，方保无虞。乃稍一认真，遇事伤人，呼吸不了之局，可畏至极。”
孚琦死后，广州将军一职空缺多时，清廷选派号称足智多谋的荆州将军、旗人凤山为广州将军。有人劝他力辞，他拖到10月终于还是慷慨上路，只带了一妾一女，只有四岁的幼女。10月24日，时年52岁的凤山一到广州，就被少年革命党李沛基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头已焦黑无法辨认，左脚炸去，右脚有骨无肉，只有手里还紧握着扳指鼻烟壶，家丁到场，才指认。当地各报纷纷出版号外，并将炸得模糊一团的凤山尸首附图刊出，对人心震动很大。第二天，远在美国的胡适即在日记中说：“广州新将军凤山赴任尚未登岸，有党人以炸弹投之，凤山死，同时死者二十余人。广州今日防卫之严，自不待而犹有此事，亦可异矣！”翰林恽毓鼎也在日记中说，“禹门将军系乙酉同年，与余交甚洽。上有八旬老母，其何以堪！其由荆调广，正在署将军孚琦被戕之后。或劝其力辞，公慷慨而行，竟罹斯惨，年未满六十也。”
《辛亥殉难录》有比较详尽的殉难官员名单，但很难读到壮烈殉难的故事。追求荣华富贵、一心往上爬的文武官员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愿为王朝殉葬的忠臣又有几人？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