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著名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个问题是婚姻。
布洛尔艳遇无数，又挥金如土，把凯伦娘家提供的、本该用在农场上的资金挥霍一空。他也许不算个坏人。在那个时代，他的轻浮好色、酗酒贪杯，都是可以原谅的“男人的错”，但他终于在1919年提出离婚，凯伦不同意，且努力想挽回婚姻，甚至想与布洛尔生个孩子。但终于在1921年正式分居，1925年离婚生效。这段婚姻破裂中，凯伦算是无辜方，据她弟弟托马斯说，凯伦对性的态度“极端保守”，没有资料能证明她在正式分居前有过外遇。
第三个问题是孩子。凯伦一直没有孩子。她发表《走出非洲》时用的笔名是“以萨克·迪内森”，有评论家认为“以萨克”是出于《圣经》里的以扫。上帝怜恤亚伯拉罕与妻子撒拉无子，准让撒拉生育，当时撒拉已经90岁，觉得不可能，说“我和我主都老了”，大笑，后得子，取名“以扫”，便为“大笑”意。
此观点不知出处何处，凯伦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但多少不是空穴来风，侧面证实了她求子之心的强烈。在她与家人的信件里发现，她曾两次怀孕，一次为1923年，另一次为1926年。报过喜讯之后，就是一封神伤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真有了孩子会如此，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发生了什么？是自愿流产还是被迫堕胎？幸好传记作家倾向于前者。
第四个问题是感情生活。1918年，凯伦与丹尼斯·芬奇·哈顿在穆海迦俱乐部认识，丹尼斯成为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直到1925年，凯伦正式离婚后，丹尼斯住进她家。即书中提到的“丹尼斯·芬奇-哈顿在非洲除了我的农场之外，没有别的住址。每两次远征狩猎期间，他总住在我家，他的书和唱片都存在这里。”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同居？难说。
凯伦一直用“友谊”形容这段交往。《夜航西飞》的女作者柏瑞尔·马卡姆是丹尼斯的朋友，始终认为他与凯伦之间没有性关系，因为丹尼斯是同性恋。但凯伦的孩子确实是丹尼斯的，她与丹尼斯商量过。而丹尼斯的答复是：“或者，你可以把‘丹尼尔’删掉。”丹尼尔是这个可能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吗？删掉是指堕胎吗？传记作家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丹尼尔从来没打算跟她结婚。
不过有一件事，丹尼斯做得很仗义。那是1928年，威尔士亲王访肯，布洛尔·布里克森男爵和丹尼斯一道负责接待。布洛尔已经再婚，殖民地上出现了新的男爵夫人，可想而知凯伦的微妙地位。显然是为了帮她撑门面，丹尼斯想办法安排了威尔士亲王对农场的访问。这次到访对凯伦很重要，她在书中几次提到。
这是爱情吗？凯伦的死忠粉强烈反对电影《走出非洲》里面的描写，坚持认为凯伦不曾“迷恋”丹尼斯，而是：“她爱丹尼斯，但她也爱非洲大陆，原住民和野生动物。”爱到底有几个名字？爱与爱，是否完全一样？
第五个问题，其实是这一切问题的核心：经济问题。18年来，农场一直亏损，原因有布洛尔早期的挥霍，蝗灾、旱灾，1923年的咖啡加工厂火灾，一战带来的经济衰退，国际汇率大幅变更，咖啡价格下降，农场上不断变换经济作物。但根本原因：凯伦不懂农业。
她在书中几度抱怨说：农场地势太高，不适于咖啡。没错，科学家们后来证实了她的农场确实不适于咖啡，因为地势太低了——这是个笑话吗？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在你我或者我们爱的人身上。
能怪她吗？不。她是被当作女结婚员培养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要当女农业科学家。
至于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在英国殖民地上，作为外国人，又被误会是亲德派，受到的冷落排挤；长期的无依无靠，身与心的极端孤独；还有1917年，她表妹兼最好的女友自杀身亡；1921年，她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
弟弟托马斯来农场考察过之后，认为已经无回旋余地。1931年，她的家人强烈要求她卖掉农场。她屈服了，农场已经出手，她还在处理未尽事宜时，丹尼斯因飞机坠毁身亡。
一切都结束了。
返回丹麦后，新的考验还在等待她。
在非洲期间，为了不让自己沉浸于自怜，她一直没停止过写作。她已经47岁，还是文坛新人，出版商认为书写得不错，但不想出“欧洲作家的处女作”。更有出版商根本一眼都不看：这早已是少年才俊的天下。
1937年，她52岁，《走出非洲》出版，她渐渐声名雀起。随即，二战爆发，丹麦被德国占领，成为二等公民的种种屈辱和不便，令她内心十分痛苦。战争也令出版业几乎停滞，读者读者购买力极度下降，以前的版税拿不到，新书难以出版。1942年写的书，历尽千辛万苦、九牛二虎之力，才投寄到伦敦和纽约，连合同和校样都看不到，书到底出版了没有，有没有读者买？不知道。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和平了，多年笔耕不辍终于开花结果，她知名于天下，连玛丽莲·梦露都是她的粉丝，但，她的身体撑不住了，梅毒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严重的神经痛，令她寝食难安，体重跌到35公斤上下。1949年，她因胃溃疡作了大手术，到1955年，她已经严重进食困难。
1957年，她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无缘折桂。当年获奖者是以《鼠疫》著称的卡缪。
1962年，她在长期的病痛折磨里去世，具体死因为严重营养不良，终年77岁，而那时她已经卧床多年，形同瘫痪。如果你要问她离开非洲后做了什么？就是一个标准的作家生活：写写写写写写写，偶尔出去走走。没有再婚，也没有恋爱。
而她身后留下什么？《走出非洲》、《七个哥特式故事》、《冬天的故事》、《芭比特的盛宴》等等。
好了，现在你知道她向魔鬼要了什么吗？
也许她什么也没要。所谓与魔鬼立约，是西方一个源远流长的传说。帕格尼尼、莫扎特这类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有过类似传闻。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凯伦自愿的选择，而正如她在书中所说：“骄傲是对上帝创造我们时所怀期许的信仰。骄傲者能意识到这期许，接受使命且心领神会。对他而言，成功便是将上帝期许贯彻始终，并对自己的命运深为庆幸。”
在1955年丹麦发行的50克朗钞票上，印着她的头像。而她也是除皇室成员之外，唯一一个两次出现在邮票上的人物，这两次分别是1949与1966。
而关于国人最熟悉的她的作品：《走出非洲》，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书。一方面，作者信笔拈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另一方面，到了最后，你才恍然发现这里面暗含的结构，像《一千零一夜》般环环相扣。
同样特别的，还有作者的无所不说和绝对的沉默。她明明是唯一的女主角，但是关于婚姻状态、对孩子的渴求、身体的病患，都只在最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透露一两句。内敛羞怯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个角度，就是对所有非洲的细节：雨季的咖啡花、园子里飞来的犀鸟、原住民小孩们的名字。一一道来，个个诚实无欺。
对她来说，何者为重，何者为轻？她不说，她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应。
她的写作风格，影响过许多作家，诸如约翰·厄普代克、娜依斯·宁、卡森·麦卡勒斯、彼得·赫格（以《情系冰雪》知名的丹麦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J.D.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护者》里面，多次提及《走出非洲》。
与她同时代的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表示：“这话我只对我的同胞讲：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得不说，真遗憾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没得过奖。更伟大的作家总是不会得诺奖。而如果奖项给了美丽的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凯伦·布莱克森的笔名），今天我会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称赞《走出非洲》是二十世纪最唯美的一部作品。
到底他们说的对不对，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