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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一个让人向往乃至敬畏的词语。笔者曾以“说文解字”的方式对其进行探讨，譬如“智”，从“日”从“知”，说明积累知识的重要性；“慧”，从“彗”从“心”，只有不断扫除心灵“尘埃”方能有大智慧产生，极言道德之重要。此解释仅大略勾勒了构成“智慧”的相关因素，譬如知识、德性等，没有深入探讨下去。事实上，智慧非孤立之物，若谈智慧，还势必涉及其与知识、思想的关系。 1、智慧的特征：通达无碍 就逻辑关系而言，知识、思想与智慧约略构成层层递进的跃迁关系。知识虽不等同于智慧，但智慧绝非脱离任何知识的“空架子”，欲获得智慧须有一定的知识作支撑。须知，知识有身体（实践）知识、理论知识之分，这可以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为什么“目不识丁”如六祖慧能者，仍具有大智慧——因为，慧能通过修行、体悟，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由于知识总是对现象具体的、有限的把握，因此它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超越。当把纷繁复杂的“现象”从知识中剔除，剩下的“骨架”，则大致构成思想。或曰，思想是具体知识的升华。类似的想法，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曾表述过，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事实的逻辑图像”约略相当于知识的“骨架”，无疑，思想的“骨架”则有更大的适用范围。譬如，就世界中的种种因果现象而言，无论其表现形式何等复杂，但其“骨架”无非体现为因果思想。就此进程而言，思想超越知识，高于知识。 比之于知识，思想有所提升，但仍然不圆融，原因在于世间存在如此繁多乃至彼此对立的“思想”，这种繁多、对立表明“思想”本身并不通透、不圆满。若思想能继续提升，不断吸收、容纳不同的思想，并将其融会贯通而终至圆融无碍时，则意味着智慧的生成。智慧，乃为消除思想藩篱的“大思想”，它是“一”而非杂多，是圆融的，是“通”的。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尝言：“只有一种通货，我们一切的物品都必须兑换成它，才能买卖；这通货就是智慧。”苏氏之言，精辟地道出智慧“通达无碍”之特质。 2、智慧的范围与“形质”：无限、无形 就使用范围而言，知识、思想与智慧呈渐次拓展之势。由于知识总是具体的，针对具体的对象展开，故其使用范围极其有限。 譬如，以烹饪知识（技术）为例，面包师的着眼点在于如何使面粉发酵；蒸包子的厨师，则聚焦于包子馅的调制；炒菜的大厨，焦点莫过于菜肴、调料之搭配，由此可见，具体知识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思想属于“形上”层次，它是对具体知识的抽象和概括，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故其面对的是广阔的领域。如，“烹饪思想”就超越了具体的面包、包子和菜肴的知识领域，它甚至还涵盖了营养学、卫生学乃至美学等领域。可见，一种成熟的思想是可以涵盖并指导不同知识领域的。较之知识，思想的范围固然有所扩大，但由于思想派别林立乃至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视野。智慧则不然，智慧打破并融合不同思想的边界，使得各种“小思想”融合为大思想、大智慧，其视野亦随之扩大至无限。奇妙的智慧犹如空气，弥散于整个宇宙，它应对的乃是整个世界，故其使用范围是无限的。 就形质而言，三者区别亦明显。知识是有形、有迹、有边界的，是可说的。知识的“形状”取决于其所处理的对象；思想的范围较广，因无固定对象，故无定形，但它却是有迹的——一则，思想的对象范围虽广，但大致有一个区域限定；二则，思想须凭藉语言表达，语言乃思想之边界——语言可视为思想之“迹”，思想仍然是可以说出的。 相比之下，智慧则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它无形、无迹。智慧应对的是无限宇宙，故无形；智慧非语言所能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应机而发的“潜能”，故无迹。正因为智慧无形、无迹，在语言之外，故道家称“道不可言”，孔子倡“述而不作”，禅宗则“拈花微笑”。智慧在“语言”之外，还暗示了思想自身的限制性，同时更凸显智慧的“通”性。 3、智慧的效用：小用与大用 从知识、思想与智慧的特征，我们大致可明晓三者之功效。就“明显”功效而言，知识有“小”用，思想有“近”用，而智慧有大用、远用。对于具体、简单的问题而言，知识是最有效的，思想远之，智慧则更远。 以治疗感冒为例，医学知识无疑是治病的关键，至于思想、智慧似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大的疾病、大的问题而言，靠单纯的技术（知识）则难以奏效，而是要反过来，以思想去指导技术（知识）。对于特别严重的疾病，人们往往进行非技术的选择，譬如，用西医还是中医，用心理疗法还是物理疗法、化学疗法等等。这种选择，非知识（技术）本身所能奏效，而必然涉及到治疗思想乃至智慧之决断。又如，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亦是典型例证。就技术而言，田忌所代表的一方明显技（马）不如人，然而其最终却能取胜，实为“智慧”之功效。联想到人类历史上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皆然。 故而，一般而言，解决具体的小问题，须用技术；大问题，如治国安邦，固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思想、智慧的规划与导航；至于“大同世界”之构建，则非大智慧不可了。难怪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哲学王”来治理天下。 当然，强调智慧的“大”用，并非意味着智慧与“小”绝缘。事实上，智慧弥散于世界之中。关于智慧效用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慧能说得好。六祖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佛法、菩提皆是智慧之代称，世间万法，无论大小，岂须智慧参与。只是在大问题上，智慧更易凸显罢了。由此可见，智慧之用，弥“六合”、通“大小”，可谓广矣！ 4、获得智慧的途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过以上对智慧品性的探讨，可以看出，“智慧”更多地显示出哲学品质，的确如此。哲学本来就是“爱智之学”，古希腊如此，中国亦然。我们探讨哲学的目的，便在于找到一条通达智慧的途径。 当然，这里的“哲学”乃原本意义的求真、爱智之哲学，是知行合一、崇尚行动的“无功利”之哲学，而非当下某种狭隘乃至“蜕变”了的哲学。当下个别“哲学家”，把圆融的智慧做成了“偏执的思想”，把“偏执的思想”做成了“零打碎敲”的概念和知识。更有甚者，甚至将哲学蜕变为获取某种好处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悲哀！ 在今天，若笼统地谈论通过哲学获得智慧，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更何况，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有那么多派，究竟研究哪一派为宜呢？其实，研究哲学不在于哪一派，而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思考方法和谦虚开放的心态，藉此一步一步地趋近智慧。 关于“学习”的论述，自古颇多，笔者以为儒家《中庸》所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路径最为恰切。因为它不但囊括了知识、思想、智慧的渐次进阶、包含了学习品质的培养，而且尤其重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须知，“智慧”最终须经亲身体悟、实践方可达成，而《中庸》恰恰把实践置于最高层级上：“博学”既在于获得知识，又暗含开阔视野之导向；“审问、慎思”既在于通过“反思”尤其经过哲学的反思将知识提升至思想，又暗示谦虚品质之重要；“明辨、笃行”乃是“做”，是体悟，更是实践，其中“明辨”还涉及道德品格之培育：明辨是非。 通过对思想的甄别，并在反复行动中打破思想的界限，逐渐将思想融贯为一种圆融的品质：一种应对宇宙万物的能力，一种全视域地看待问题的态度，一种谦虚的品格，一种开阔、包容的心胸与宏阔的视野——此即为大智慧。这种智慧在儒家为中庸，在道家为“得道”，在佛家为“菩提”，为“无上正德正觉”。其名虽异，其实一也。 也许，对西人而言，智慧带有神性，为神所有，基督教就认为，人间的智慧乃是从上帝那儿流淌出来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分有”上帝智慧的“爱智者”而已；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智慧”则可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譬如《黄帝内经·灵枢》篇就有“道生智”之说。即言，人通过学习、修道、省悟、实践是可以拥有智慧的。无疑，此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亦凸显了中国人尤为重视追求圣哲境界的实践维度。（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郭继民）《 光明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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