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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水 记得七、八年代的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担水吃。 一根扁担，两头加上铁匠打的链条，链条上挂上一“u”型铁钩，便是一根水担；简陋的水担，一根榆木用绳子栓上两个“u”型铁钩也成；有了水担，再配上两只水桶和一只水斗，便是一副全套的担水作杖。 担水是个力气活，水井在村子的中间，我家住在村西头，从家里到井台有着不短的距离。担上两只空桶，手里拎上一只圆形柳条水斗或胶皮水斗和一盘系有吊扣的麻绳，便可到井台担水。故乡的水井大多由人工挖掘，石块垒砌而成；井口宽广，井沿离地面二尺四、五，一般用上好的青石料雕就，井栏上雕有一些花纹。人们站在井栏外用水斗吊水，也有一些显摆的青皮后生站在井沿上吊水。大井口阔，一次可供三、四人同时吊水，吊满两桶水，便可担水回家。担水的男人们把水担放在肩上，有的人双手或单手挽着水担的铁钩走着；有的人一手扶着肩上的水担，甩开另一只胳膊疾行；更有一些奇人一根水担搁在肩上，双手笼在袖中，口里叼颗烟，不紧不慢地徐行，竟也滴水不洒。 一担水至少有八、九十斤重，再加一段并不短的距离，担水这件事，自然落在各家的男主人或成年的男子身上。 我家人口较多，爷爷、奶奶、三个未出阁的姑姑、父母及我们四个年幼的兄弟姊妹。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每天的日常洗涮及一日三餐都离不了水。担水的重任自然由父亲来承担，可父亲在村里的煤矿做工，半个月才修二、三天，大部分时间担水的重任由六十多岁的爷爷负担。 爷爷身材中等，较消瘦，天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收工后还要负责十多口人吃水、洗涮及家里猪、羊、鸡、狗畜禽的饮水。家里妇女、孩子多，用水量较大；奶奶屋里一个大缸，母亲屋里一个大缸；爷爷每天都把水担地满满的，从来没让家里人的用水难为过。只有父亲歇工回来，才能接过爷爷肩上的水担。 长年的劳累，让爷爷留下了咳嗽的病根。活过重时，爷爷的咳嗽就不停，脸憋得通红。家里人都心疼爷爷，这个时候就不让爷爷担水了。 村里人似乎恪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训条，该男人干的活，女人从不染指；该女人干的活，男人也从不插手。男人收工后宁可坐在院外抽烟、唠嗑或坐在炕上候着，也不帮女人们洗衣、做饭。担水是件体力活，自然也是男人的营生，一般女人们也不会染指。 担水对家里男丁多的人家不是个难事，可对我家来说，就不容易了。父亲长年在外做工，爷爷的咳嗽病一犯，一家子的吃水问题，就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奶奶、母亲、姑姑们一齐上阵，带上扁担、拎上水桶、水斗，到井台担水。满担水担不动，只好吊上两半桶。一路上母亲、姑姑们轮流担，我和小脚的奶奶拎着水斗和麻绳团紧跟着。俗语说一瓶不满半瓶晃荡，担水也是如此；担上半桶水一走就晃荡，再加乡下泥土路不平整。若是遇上个阴雨天，就更难走了；一不小心磕碰一下，两只水桶倒地，还得重新再担。我家女人、娃娃齐上阵的风景，也常引来村人的嬉笑。那时，我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接起家里的水担，我要让家里天天清水满缸。 十二岁的时候，我尝试着担水。大桶担不动，便从家里找了两只大小相差不太大的铁皮小桶，水担上的铁链太长，扁担上肩桶都离不了地。只好找了根榆木棍，用绳子绾了两个铁钩，算是做了一副小水担。趁家里大人不在，我要做一个能担水的男子汉。十岁的大妹、八岁的二妹跟着我到井台担水。一路上我气宇轩昂地挑着一副小水担，后边大妹、二妹拎着水斗和麻绳跟着，引来路边一片妇人的惊奇。到了井台，把水斗投入井里，大妹、二妹帮我拉着多余出的麻绳，可任我如何摆动麻绳，水斗却怎么也打不上水，老在水里漂着。一会儿来了一位大人上井担水，才帮我吊好水。我担着水担颤颤微微，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走着。其实，两只小桶连水带桶也就四十多斤；可雨后不久泥泞的乡间路，实在不好走。刚开始还不觉得怎样，走了三、四十米浑身冒汗，额头上的汗水更是泛滥，都流进了眼里；榆木扁担压在肩上火辣辣的，越来越痛。一路歇了二、三次，总算把两小桶水担回家了。前后折腾了六、七趟，等家里大人回来的时，我已精疲力尽，浑身都被汗水浸洗过了；不过总算把奶奶屋里的大缸担满了。 奶奶激动地说，我的大孙子长大了，担水也指望上了。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三个姑姑都出嫁了，我也能用大桶担水了。此时，爷爷的肺病更厉害了，再也担不动水了；一直到我十七岁考上中专，家里的用水都由我来担。我上学走后，自家院里打了一眼压水井，从此再也不用担水了。 日子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乡人也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我还常常怀念少年时代担水的时光，怀念那副小水担，怀念逝去的爷爷、奶奶、母亲，怀念那渐渐远去的乡村。 担水承载着对家庭的责任，也寄托着家人的希望；一辈辈人挑着水担一路走来，生活愈来愈好。如今，人们早已卸下肩头的水担，但对家庭的责任和爱却是永远也不能推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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