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昌华
1920年，缘唐醉石之荐，王福庵被北京政府聘为印铸局技正，与唐醉石、冯康侯诸公同供职国民政府印铸局。据资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及行政院等五院之印皆为王福庵所篆。王福庵的篆刻一时如日中天，受到名流极大推崇……
西泠印社，中国传统文化一叶最靓丽的名片。1904（光绪甲辰）年创始西湖孤山，她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旨，“人以印集，社因地名”。西泠的史册上除镌着吴昌硕、马衡等社长们的芳名外，叶铭、丁仁、吴隐和王福庵四位创始人当名列其中，垂之久远。
王福庵（1880年7月17日-1960年3月12日），我国近现代著名金石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浙江仁和（杭州）人，初名寿祺，后易为褆，号福庵。以号行。七十后自号持默老人。斋名糜研斋。别署颇多，最有趣味的是锄石农、石奴和印佣。佣者，仆也。先生擅书法，尤精篆隶。凡金文、碣、玉箸、秦权、汉碑额无不涉及。小篆结体典雅朴茂，用笔遒劲馨逸，其所篆《说文部目》向为行家肯定，是习秦篆的津梁。他擅以小篆笔法书大篆书体，节涩不滑，刚柔相济，错落有致，别有风韵。其隶书取自汉碑，参以篆笔，故蚕头蓄敛，燕尾不露，外观苍古，内蕴隽秀。他的印学成就与贡献，前贤早有定评：“精熟西泠旧八家，却从秦汉返清华。”（柳北野句）“端容振铎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家。”（沈茹菘句）“印继八家传一脉，书工二篆卓千秋。”（姚羲民句）“并时吴（昌硕）赵（叔孺）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沈禹钟句）誉其为一代宗师是名至实归。
王福庵生于世代诗书之家，祖父王言是嘉庆戊寅举人，其父王同伯是光绪丁丑进士。王福庵幼承家训“十二即解，爱好印章”，以弄翰、奏刀为乐，对金石书刻之好渐入骨髓。光绪晚期他进为秀才，曾任教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随西学东渐，王福庵亦精算术兼土木工程。1913年辞教席，以测绘技术供职铁路局，奔波沪杭、湘鄂间。间或为友人写字治印。毕生六十年的治印生涯，前效八家，后溯秦汉，融通皖浙诸派，于不惑之年铸就自己的风格。他广采百家，篆之印白文醇厚蕴藉，朱文秀逸圆劲，特别是铁钱篆，凝练委婉如洛神临波，嫦娥御风，上世纪二十年代名震京华。
1920年，缘唐醉石之荐，王福庵被北京政府聘为印铸局技正，与唐醉石、冯康侯诸公同供职国民政府印铸局。据资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及行政院等五院之印皆为王福庵所篆。王福庵的篆刻一时如日中天，受到名流极大推崇，清室遗老、墨客雅士、学人藏家纷纷乞墨求印，门限为穿。王福庵缘印结交了陈宝琛、宝熙兄弟，溥氏兄弟，陈仲恕、叔通昆仲以及罗振玉、马叔平等名流。溥儒求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和“腰下宝玦青珊瑚”等。庄慕陵、台静农、魏建功等筹办的“圆台印社”聘其为导师。1924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推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傅正湘是大藏书家，家藏二十万册典籍，以藏珍本《资治通鉴》、《洪范政鉴》而称“双鉴楼主”。历代藏书家十分讲究藏书印，以工整秀丽为要。傅氏一直未觅到中意治印者，七十衰年最终选定王福庵。时王已定居沪上，两人不熟。傅氏遂写信给沪上老友陈汉第，托陈代求。曰：“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缓，故特以相烦耳！”言恳辞切，如此求贤，当为印坛佳话。沙孟海在《印学史》中评王刻时有“所作多字词句印和鉴藏印，更见本领”之美誉。专家评论，王氏一生治印万余方，皆精美绝伦，“无论其先贤或后俊，在此领域能与他比肩者寥寥”。谅此言不虚。
王福庵十分勤奋，矻矻以求。盛年时闻鸡起舞，每日五时起床或挥毫或奏刀。俟上午弟子们来请益时，他已将新作悬于壁上或案头，与众门生品评。1925年他不幸手触电扇开关触电卧榻两年。愈后，每伏案即感头晕目眩。之后，每刻印必仰卧于藤榻，左手握石，小手指上悬一小镜，双手擎空操作，边刻边用小镜照示。其时胸间遍布石屑，全不暇顾。因印面向下，刀锋取势颇费工夫。先生嗜烟，无论作书刻印，唇间必含一烟斗，因专心忘情，烟之熄灭与否不计，人称“刀不离手，烟不离口”。他说此举惬意，且有助文思。
王福庵清操自守。作为西泠创始人“四英”之一，他与友人约定终身不任西泠社长，为此作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他寡言，曾号持默居士，七十岁（1950）后忽自称“持默老人”。曾篆“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自勉，显示云舒云卷中的淡定。“面壁思幽古，挑灯总乐今”乎？先生秉其父之风，崇尙闲云野鹤自由生活。其父王同伯当年曾授刑部闽、赣主事，无意仕途，后辞官归隐，考证校勘金石碑版，并以教书为乐，先后操持杭州书院、紫阳书院。1928年王福庵随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复官南京铸局技正”，但他已倦仕游生活，自刻“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1930年冬，辞官携眷赴沪寓四明村，以鬻印为生，自食其力，“不使孽泉”。曾取香山句“秋月春风等闲度”入印，边款跋曰：“余股官白下，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若被束缚，真如浔阳儿女，老大徒伤，因作此印以志恨。”农夫土中刨食，石佣石中求生，他与农夫无二。自言谓“青鞋布袜从此始”。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王福庵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王严词拒绝，并刻“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此后，自耕自足，自娱自乐。不看天颜，不观人色，全身心投身于艺事。遂印艺日臻炉火纯青。
作为一代宗师，王福庵德艺双馨，对前辈谦虚敬重，于后学诲教不倦。王福庵尚未弱冠时与长他十四岁的金石家钟以敬结金石忘年交。钟氏时被推为浙派巨擘，对王嘉惠甚多，刻印逾百钮。钟因穷困潦倒，早逝，王痛惜不已。在钟为其篆“福庵书翰”印侧，王福庵补款曰：“越生社兄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归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补记，时距公殁正一祺矣。”王福庵成名后，对晚辈后学奖掖提携甚多，不独悉心传艺，即对生活困苦者，亦竭力相助。弟子中韩登安、吴朴堂等，尤以顿立夫沾惠为最，堪足为近现代印坛第一佳话。
顿立夫（1908—1988），原名群，祖籍山东，早年丧父，随母流寓北京，少时家贫，在某王府充役。王福庵任印铸局技正时，雇立夫为人力车夫兼杂役。福庵先生居家治印，立夫喜侍奉在侧观摩，渐萌兴趣，福庵弃纸篓废纸片、修印钤稿，立夫悄悄悉心收藏，暗自揣摩、研习。有时向先生讨教印艺，但不敢言学印。1930年，王福庵在金陵决意退职赴沪，拟辞立夫。顿立夫恳求留用。福庵说“上海没有人力车，你去何用？”顿立夫始说出想学治印的心事。福庵心慈，知孺子可教，不忍拒。遂允同去沪并收为徒。王福庵以弟子视立夫，先授以六书之要，后传其运笔奏刀秘笈，耳提面命。立夫聪慧，又极勤奋刻苦，印艺层楼日上。俟顿立夫印艺出手不凡时，王福庵大力为其揄扬。立夫声名鹊起，王又助其独立门户，并为亲撰润格。1938年顿立夫首部印稿手拓面世，王福庵亲自题耑，由雪鸿馆刊行。立夫印艺深获张大千欣赏，大千一次求印十数方，弟子有镌印者，悉为推荐。1939年大千将还巴蜀，绘《松荫高士图》以赠，并跋云：“立夫为予治印十数方，直追元人，明秀当令文（彭）何（震）失色也！”如此推许，顿立夫大名遂不胫而走。
1949年，北京中央政府各机构须治印。陈叔通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至沪物色人选。陈属意王福庵，驾轻就熟北行指导。自谓“持默老人”王福庵转荐顿立夫，谓立夫已得衣钵之传，足以当之。顿立夫重返京华，传承恩师旧业，服务社会。
1949年后，王福庵先后被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上海画院画师，并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为弘扬书艺印学这一中华国粹，让后学有资可鉴，1959年先生亲捧他的《福厂印稿》七十八册，内存印八千八百七十五方捐赠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对先生嘉惠后学义举，感慨万端，称可敬可佩。嗣后先生又将毕生所篆精品印三百余方捐上海博物馆。1960年先生作灵山之归，其夫人遵其遗愿将其书、画、印、谱、扇面共二千七百六十八件捐给他梦魂萦绕的西泠印社。
王福庵有《说文部属检异》一卷、《麋研斋作篆通假》 十卷、《福庵藏印》 十六卷等，以及自刻印稿、印存多卷传世，津梁后学，造福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