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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而道教科技则是道教文化中最珍贵的内容，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传统科技有过重大贡献。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们同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和伊壁鸿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根多相似之处。……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譬如现代研究表明，道士所重的《五岳真形图》中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而且有关研究还发现确与五岳的实际地形地貌有关，它大致能够反映当地的地形和路径，可以说是古代道士所描绘的有独特价值的五岳古地图。 包括科学思想在内的先秦中国思想文化，是道教科技形成的基础，其中“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从道教科技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汉代是道教科技的萌芽期。这时期，先秦以来中医药学发展中与神仙思想的天然关系，在汉代神仙方士对海上仙药的梦想和寻觅中进一步得到表现；仙方与汉代方士医群体崛起，神仙不死术盛行。东汉以后，对神仙不死药的追求，逐渐级历了一个从寻觅到炼制的转变过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方士们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吸收和发展，不容忽视。譬如，经过汉人整理的对先秦医药学有集大成意义的《神农本草经》，就夹杂了不少汉人的神仙思想。其中，诸如玉泉“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水银“久服神仙不死”、赤箭“杀鬼精物” 等说虽近荒诞，却从侧面表明《神农本草经》中吸收了汉代方士和早期原始道教的医药学成就。有“万古丹经王”之称的汉代丹经巨著《周易参同契》，有丰富的化学和内丹学理论，至今为中外学者研究和重视。 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在其神仙学说及科技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道经《龟甲经》、《西升经》、《养性延命录》等曾多次阐述这一思想。道士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类智慧制造神药以求长生不死。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充分利用地上万物为人类生存服务，使中医药学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长足进展。三国时期道士华佗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他不仅发明了体育科学史上著名的导引疗法“五禽戏”，而且发明了为外科手术提供术前麻醉的药物“麻沸散”，使外科手术学获得长足进展，这些都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为我国医学要籍之一，涉及急救医学、传染病学，和内、外、妇，五官、精神，伤骨各科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系列内容，详细分析了各种急症的病因，如生物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心理因素等等，并有对某些疾病进行实验诊断的客观化鉴定技术。该书对天花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录，还记载了人工呼吸、止血、腹腔穿刺、导尿、灌肠、肠吻合、清疮、引流、外固定法治疗骨折、关节脱位整复等等多种外科急症治疗技术。葛洪提出的许多应急疗法，至今仍为农村地区所常用。此外，葛洪《抱朴子内篇》对古化学、矿物学、地理学、博物学、医药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中的《金丹》、《黄白》等篇，对还丹术和炼化金液方法有相当深人的论述。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不仅使中国医学最重要典籍之一《神农本草经》得以保存下来，而且还对中医典籍的注释学有开创之功。他所撰写的《养性廷命录》，是一部重要的养生经典，许多内容至今很有参考价值。此外，陶弘景所著《肘后百一方》三卷尚存，其他如《效验施用药方》五卷、《集金丹药百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杂药法》一卷、《断谷秘法》一卷、《灵方秘奥》一卷等医药学著作均已散佚。隋唐之际的大医学家孙思邀也是一位道士。他 30 岁后即隐居修道，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记》、《太清丹经要诀》等多种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譬如他总结出运用动物甲状腺防治甲状腺肿大、用动物肝脏防治夜盲、用葱叶做导尿管为尿闭病人施行导尿术等等，其所记录下领关节脱臼整复法至今为医界沿用。 道教对中医解剖学有重大的贡献。如五代道士燕真人 ( 号烟萝子，后晋“天福”年间去世 ) 所著《烟萝子首部图》、《烟萝子朝真图》、《内境左侧之图》、《内境右侧之图》、《内境正面之图》、《内境背面之图》等六幅，可以说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人体解剖图。 道教的丹道学说到唐末五代以后，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其一，是丹道学说逐渐向内丹倾斜。内丹术逐渐盛行并取得重要成就，其独特的人体系统科学、心—身控制论与脑科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道教医学家对中国传统经络学说的贡献，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评论说：“紫阳《八脉经》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文中提到的“紫阳”即宋代道教南宗领袖张伯端 ( 号紫阳真人 ); 所谓“反观”，指的就是道教内丹修炼中的“内视”。《八脉经》是张伯端的内丹医学著作，李时珍不仅将《八脉经》的经络学成就加以吸收，而且认为“其言必不谬也”，充分肯定了道教内丹学对经络学说发展有重大贡献。在这些领域，道教对人类自身潜力的高度肯定和极为独特的发掘方法，至今值得研究。 中医学领域素有“医之门派始于金元”之说，而金元中医四大家当中，就有一家 ( 刘守真 ) 出于道教。全真七子之一的马丹阳，在针灸学方面也有较大成就，并著有关于针灸操作的歌诀。这与全真道历来所强调的“真功”、“真行”思想有密切关系。按全真道《重阳立教十五论》“第四论合药”，要求全真道士通医药学：“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 其二，五代北宋以后，外丹术逐渐向中药和外科治疗学的方向演变，成就斐然。有关研究表明，宋代以来中药学中出现的许多“丹方”，就来自道教的外丹学成就 ; 许多丹方至今仍在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疗功能。 火药的发明，是道教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国古代火药的基本成分，正是道士炼丹活动中常用的硝石、硫黄和炭类物质。早在《抱朴子内篇》的丹方中，就具备了火药的基本成分，即：“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胭肠裹，蒸之于赤上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不仅提供了火药燃爆所需的成分 ( 硝石，雄黄和可提供炭类物质的玄胭肠或松脂等 ) ，而且提供了可能导致燃爆的热源 ( 即“蒸之” ) 和可供验证其爆破力的条件 ( 即“于赤土下” ) 。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火药到中唐时期已是道士还炼丹药活动的经验总结，它的发明显然要比这更早。 古代道士对光学的研究可谓成就斐然。如唐代道士张志和 (( 玄真子外篇 ) 卷下《涛之灵》篇论述说：“烬火为轮，其常也；非环而不可断者，疾乎连 ( 速 ) 也。”这就是现代光学所谓的视觉暂留现象。五代道士谭峭所著《化书》说：“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认识到了平面镜反射现象的一些规律。在光学领域，元代全真道士赵友钦也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科学家。其弟子陈致虚 ( 上阳子 ) 称其“极聪敏，天文、经纬、地理、数术莫不精通。”可惜赵友钦的许多著述已佚，今人只能从其仅存的《革象新书》中了解他的科学成就。这是一部探究天地四时变化规律的著作，书中记录了他的几何光学实验活动及其成果。研究表明，“他的‘照度随着光源强度增强而增强，随着像距增大而减小'这一粗略的定性照度定律内容，在西方 400 多年后才由德国科学家来博托得出‘照度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而且，他那从客观实验出发，采用大规模的实验方法去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实践，这在世界物理科学史上也是首创的。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意大利的伽利略早两个世纪。” 道教科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内容极为广泛，许多成就至今仍有独特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所述，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系统研究、探讨道教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贡献，不仅有利于澄清科技史上的许多问题，解决许多疑难，而且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文明的合理发展，提供来自中华文化系统的有益启示。 但是，由于道教科技往往与神仙方术的宗教神学揉台在一起，因此，在探讨它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作指导。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剔除其宗教神学的杂质，吸取其合理的科学内容。迄今为止，有些人对宗教文化抱有成见，把宗教与科技绝对地对立起来，视二者为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否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交叉。因而一说到道教文化，他们就持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矢口否认其中还有合理的科技成分；另有些人虽然看到了某些道教学者在科技上的杰出成就，但他们在肯定这些科技成就的时候，又仅仅承认这些学者是杰出的科学实验家，避而不谈他们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家，实际上仍然是把宗教与科技绝对地对立起来。还有些人认为，对道教科技可以原封不动地全盘吸收过来，而不必对它进行任何分析批判。所有这些看法，从思想方法来说，都是与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相背离的，用这样的方法来指导道教科技的研究，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科学结论的。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道教的全部教理教义和修行活动都是围绕“道”为核心展开的。道书对道的诠释，其出发点一方面是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将道释为道教的最高神灵，神仙之道是道教之道的内核，道教长生信仰是道教教义的核心，也是道教区别于其它宗教的最重要特质；另一方面，其道论往往借助宇宙生化论模型来建构，带有明显的自然哲学色彩。 “道”是宇宙的本原，自虚无感生妙一，妙一衍化为三元，第一混洞太无元，第二赤混太无元，第三冥寂玄通元。道教的道论是宗教神学思想与宇宙论相结合的产物。道教寓道于术，以术演道，故道教方术异常发达。道教向往和追求，必然重视对生命自然现象的研究，竭力研发各种延生方术，从而为道教与中国传统科技发生关联奠定了厚实的基础。道教的各种内修外养术如外丹黄白术、导引服气、存思、服食、房中、星占、堪舆诸术，都曾与中国古代的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地理、算学、养生学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之深、贡献之大，这在世界宗教史与科技史上也不多见。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 思维方式一方面来源于科学实践，受实践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一定的思维方式形成后，它又会反过来对科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长期和深远的，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众所周知，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方法，它是认识主体获得感性材料的根本途径。道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和天文地理学领域取得建树，与道教重视观察、勤于实验的科学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人类对自然奥秘的探究始于观察。观察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在自然发生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一种方法。在古代社会，先民对自然的认识主要是依靠生产活动的实际经验以及对自然状态下各种事物现象的观察，并以简单的逻辑推论去猜想自然的规律性，从而产生古代的科学知识。《周易》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中国古代观察思想的最初表露。道教素有“夜观天象”的传统。据《楼观本起传》记载，“楼观者，昔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因以名楼观。此宫观所自始也。问道授经，此大教所由兴也。”道教重视星象和物候地理的观测，这固然是受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司马迁在《谈六家要旨》中指出：“道家者流，盖出史官”，史官在古代即负有执掌天文观测之责。 首先，道教为实现其“佐国佑民”“身国同治”的政治理想，必然重视天文星占。道教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天乃为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万不失一也”；“圣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观察天象及山川地理的变化，才能推测“天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意代表了一种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自然规律），从而做到“顺应天意”并“应天而行”，从而治国而国太平，治身而身长生。 其次，道教自身修炼的宗教实践活动也要求道门中人通晓天文地理。《丹房须知》云：“修炼之士，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达阴阳，穷卦象，并节气。”道人炼丹时，掌握了天文地理知识，就可以“休旺日时，升降火候，进退鼎炉。”所以，为了要达到延年益寿乃至羽化为天仙或蜕变为地仙之目的，天文地理的观测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在道教看来，天地人一体，个体生命的长短夭寿与外界自然环境休戚相关。《太平经》就指出：“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好天悉病之矣。”道教炼养以“道法自然”为圭木，强调顺天应时，因此《太平经》严厉批评了那种“内则不能究于天心，出则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之人。“仰观俯察可以赜其机，一始一终度数筹算可以得其理。”换句话说，只有注重对天象、地理、物候的观测，才能探赜索隐，掌握天地运行之机理，做到“体天法象”，达到最佳炼养效果。从这一修道思想出发，道教的许多炼养方术如上清派所传的各种存思北斗七星法、存五方神法以及吞食日气月精星光之类的服气法，都是结合一定的天象地理方位知识构建的。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多层次、全方位梯级神仙谱系的构造，斋醮祭坛的设制，以及步罡踏斗之类的科仪编排，也离不开相应的天文宇宙和地理知识。上述种种因素，无疑会促使道教重视对天文地理现象的观测与研究，从而孕育了深刻的科学观察思想。 道门中人观察天地自然万物的范围很广，上至星象气候，下至山川河流，从复杂的生命现象到简单的物态变化，无所不包。成书于北周时期的《无上秘要》，是现存最早的道教类书。其卷三“日品、月品、星品”，卷四“三界品、九地品、灵山品、林树品、山洞品、洞天品、神水品”，卷七十八“地仙药品、天仙药品、太清药品、太极药品、上清药品、玉清药品”各卷中，收集了为数甚多的天文、地理、医药、矿物、植被方面的观察材料。道门运用观察方法研究自然现象，获取了丰富的自然知识。例如，葛洪通过对自然界“雉之为蜃，雀之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飞，水蠇为蛉，荇苓为蛆，田鼠为如鴽，腐草为萤”?之类现象的观察，已萌发了物种变异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一书中还批判了那种“不信骡及駏驉，是驴马所生。云物各自有种”的物种不变论。葛洪也精于天文地理的观察，着有《浑天论》、《幙阜山记》、《潮说》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另据《晋书·天文志》记载，葛洪尝据浑天以驳王充盖天说。可见葛洪是精通天文知识的。故阮元将葛洪作为天文历算家列入《畴人传》卷六中。 葛洪是魏晋神仙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道教科学家，其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葛洪之所以能取得杰出的科技成就，这与他独特的科学思维方法是分不开的，葛洪善于吸收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精华，并在炼丹、制药等科技活动中将加以总结深化，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科学思维方法。下面以《抱朴子内篇》为基本素材，重点剖析了葛洪重视“试作”和“效验”的实验与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析理入微”、“原始见终”的逻辑分析方法，“博闻与善择”“由易及难”的认知方法。 首先，葛洪从“道”的玄妙细微的特点出发，认为要获得、知晓天地自然之道，必须“勤求”。《抱朴子内篇》卷一《畅玄》云：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棉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广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讯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摇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雰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沈，凌辰极而上游。? 其通道者，则勤而学之。假令不能决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于试之？试之小效…在学习尝试的过程中，通过试之，就可以检验所进行的活动的正确与否。 葛洪认识论上的另一个特色是强调“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在具体的认识方法上要遵循“浅以涉深，由易及难”原则。葛洪对难与易这对范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或曰：“儒道之业，孰为难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 葛洪站在道本儒末的立场上，认为“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然而易中有难、难中有易，所以他在卷七《塞难》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道为难中之易，而儒为易中之难。姑且不论葛洪对儒道关系的判定是否得当，仅就其对难与易的阐述来分析，葛洪对难易辩证关系的认识较为深刻。葛洪不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重要是在认识实践中要行之以恒，做到由易及难，有始有终： 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凡学道，当阶浅以涉深，由易及难，志诚坚果，无所不济，疑则无功，非一事也。? 葛洪认为要获得修道养生的成效，应该“以显而求诸乎隐，以易而得乎难”；师父传授徒弟，也须“初以授人，皆从浅始”。这些都体现了葛洪由易及难的思想认识方法。 葛洪通过对大量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炼丹实验活动，收集了大量有关自然现象的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类和模拟等逻辑思维，“析理入微”，归纳总结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的自然之理；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葛洪据此进一步作了演绎推理：只要掌握了自然变化的规律，就可运用人工实验方法制造出所需的物体。 道教科技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道教中所内蕴的丰富科技思想和思维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何谓科学思想？一般认为，“科学思想是科学产生、发展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科学成果所蕴涵的思想精髓”。道门中人千百年来在其长生不死宗教信仰驱动下，出于宗教修持和延年益寿的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究人事，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自然与人体生命奥秘。在广涉医学、药物学、养生学、天文历算等领域都孕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思想。道教科学思维方式既是道教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一部分。 道教科学思维方式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道教文化传统的烙印，带有鲜明的道教特色。道教对天地自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古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其精华也给现代人们以许多启迪，可为的现代人们处理好自然、社会与人类的协调发展关系提供某种借鉴。特别是在人类已迈进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加强道教科技思维方式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科技与文明的永续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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