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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张伯驹遭特务绑架 宁死不卖《平复帖》
“孤岛”时期的上海，曾发生过一场场国宝保卫战。在外族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难时刻，那些富有爱国之心、民族之情的收藏家，为了国家之遗珍、民族之瑰宝、先祖之文物不流入敌寇之手或免于战火摧毁，竭尽全力，不畏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国宝珍品运入租界内的“孤岛”，从而为这一时期的海派收藏留下浓墨重彩。 过云楼的书画古籍 “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此两句民谚显示了过云楼收藏的历史渊源与藏界之尊。建筑典雅、景色旖旎的过云楼，就坐落在千年古城姑苏阊门内的铁瓶巷内，意取苏东坡名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过云楼的收藏虽被尊为“江南第一家”，但与之相随的，亦有窥视的阴谋与掠夺的凶险。汉学在日本是一门显学。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就曾虎视眈眈地把目光盯住过云楼，他想依靠日本大老板的雄厚财力收买过云楼藏本，但却被顾麟士严词拒绝。此后更为严峻的考验是在抗战期间。此时，虽然顾麟士已过世，他的儿子顾则扬却依然秉承遗训，护卫家藏。1937年8月16日，日军空袭的一颗炸弹落进其院子，所幸藏宝之处未受影响。为了避免再遭不测，顾则扬与其妻沈同樾将家藏的历代书画名作及古籍碑帖等，连夜先雇船紧急转移至光福山区，暂作隐藏。然后顾则扬只身赶赴上海姑母顾延处商量保护家藏之事，遂定于1938年初秘密运抵上海“孤岛”。谁知运输途中险象环生，车至常熟城外时，迎面走来一队日本兵将车拦下，顾则扬的一位朋友急中生智，将日军引开，方才躲过一劫。当满载着过云楼珍宝的文物悄然驰进“孤岛”时，焦急地等待在那里的姑母早已涕泪交加。从此，顾则扬一家生活在上海，一直守护着祖传之宝。哪怕经济上再拮据，他们都咬紧牙关，始终未卖一件过云楼藏品。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瞿启甲于1937年正月所书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境界。 瞿启甲是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24卷本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录》，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良，保存完好。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1938年11月12日，上海又被日军占领。此时已66岁的瞿启甲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忧愤成疾，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碑帖驰名藏界，称誉海内外。其主人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伯渊。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整个江浙地区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知悉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化阁帖》42页，他赶去观看，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全帖蝴蝶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的银绽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而滋生，视为“仙迹”。但索价惊人，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藏界所推崇。 《平复帖》及七箱珍宝 “孤岛”期间，为了保护国宝曾上演了不少惊心动魄而可歌可泣的悲壮之剧。如大收藏家张伯驹在抗战期间，担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将自己大部分收藏精品藏于租界内的外国银行。1938年除夕，张伯驹不顾时局艰难而以四万元巨款买下了有“祖帖”之称、“皇帖”之尊的《平复帖》，自是欣喜不已，并将斋名亦起为“平复堂”。日本人也早就窥视着此“天下第一帖”，遂请古董商出面商谈，愿出30万大洋购此《平复帖》。张伯驹则掷地有声地正告：吾此中华国宝，岂能流出国门！后一奸商勾结“七十六”汪伪特务，在1941年春绑架了张伯驹，开出的赎金是200根大金条。如此天价，意在逼张家出卖镇斋之宝《平复帖》。张伯驹宁死不从，并绝食抗议。后绑匪让张伯驹的太太潘素去和张见一面，当潘素见到自己的丈夫时，已是惨不忍睹。但张伯驹却对潘素郑重交待：“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你别为了赎我而卖，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其铁骨铮铮，令潘素泪如雨下。就这样张伯驹在被绑八个月后，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潘素以20根金条的赎金将张伯驹赎出，张氏珍藏的《平复帖》终于躲过了一次大劫。 又如叶恭绰不仅是书画名家、社会活动家，亦是大收藏家，藏有西周著名的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及明唐寅的《楝亭夜话图》等。上海沦陷后，叶恭绰赴港避难，临行前，他将七大箱稀世珍宝秘密寄存于“孤岛”内的英商美艺公司仓库，毛公鼎亦在其中。后因走漏了风声，日本宪兵强行来他家查抄，因没有搜到而抓了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去坐牢，逼其交出毛公鼎。叶恭绰急电上海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后经各种社会关系的周旋，方才营救出他的侄子，国之重器毛公鼎才未落入敌手。由此可见，“孤岛”时期的国宝保卫战，正是凸显了中国收藏家的藏界精神和人格操守，这无疑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传是楼——所传者，惟是矣！  康熙年间著名的藏书楼，设在江苏昆山。 楼主是清康熙探花，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徐乾学有个舅舅很有名气，那就是大学者顾炎武。徐乾学曾担任《明史》总裁官，兼总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徐元文也分别是探花和状元。一门三鼎甲，足见学风之盛。传是楼原有七楹，七十二橱内贮藏各种图书数万卷, 宋元刻本多达四百五十种，江浙闻名，黄宗羲还专门写过一篇《传是楼书记》。 据学者汪琬记载，徐乾学曾召集子弟上楼，说书香之家，清白出身，传金银珠宝、田地宅院给你们，也不能够永保。那么传什么呢？徐乾学“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事实证明徐乾学的清醒，他传智予子，五个儿子后来均中进士。清季学人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写到：“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 传是楼藏书后几经辗转，大多归十三爷怡亲王胤祥所有。而昆山传是楼几经兵燹纷乱，已经不复存在。今为昆山中学校址，昆中旧有教学楼依名传是，看来徐乾学的书香也算有所传世了。 士礼居——平生鲜声色之好,惟喜聚书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楼，在苏州古城悬桥巷。黄丕烈也因此自称悬桥小隐，自号为“佞宋主人”。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汤汉注的《陶靖节先生诗》，均是国宝级的典藏图书，它们早期的主人都是黄丕烈。黄丕烈爱书痴迷成癖。遇宋版书，如蝇见血。他藏宋版书达百余种，专辟一室为“百宋一廛”而藏之。宋版书在明代就已经价值不菲了，有以页论买卖，贵如金叶。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不惜花去八十两黄金。有人统计过，清代一两黄金约可兑换八至十一两白银，二两银子在乾隆中叶大概是一小户人家一个月的粮钱，也是一个私塾先生月薪。八十两金子，真还不是小数字。士礼居珍藏的近二百部宋版书，价值几何？黄丕烈还以书养书，兼做书商，在玄妙观开设了滂喜园书铺，代售士礼居刊刻的书籍和其他旧书。 或许是看得多了，黄丕烈眼光独到、精于鉴别。据说经他判明的宋明刻板，无论先后真伪，均为定论，因此他被洪亮吉举为清代藏书家“赏鉴”一派的领袖，后世藏家莫不奉黄为宗。 黄丕烈藏书后来渐渐散去，到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黄氏士礼居大部分建筑已被拆除，书楼旧屋仅存一正厅和东侧小院，留待后人感喟凭记。
过云楼的书画古董和古籍善本收藏，起自清代怡园主人顾文彬，六世传承，雄冠江南。 2012年6月，过云楼藏书《锦绣万花谷》拍得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并引发了北京与江苏的藏书之争，最后入藏南京图书馆，一石激起千层浪。 顾文彬，道光举人，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台。宦余收藏古书画数百幅，囊括明代书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吴宽、王宠、祝允明珍品，还有王羲之《右军千文》，《释智永真草千文卷》，唐颜真卿、怀素合书墨宝，宋苏轼《祭黄几道文》，元代画家王蒙的《稚川移居图》，《米题褚摹兰亭卷》等。有“半壁江山过云楼”之称。为了藏宝，,顾文彬着意营建过云楼和怡园，据说在楼园落成后的第六天，就辞官返苏怡然自乐。晚年顾文彬精选所藏书画编纂成《过云楼书画记》十卷，后世孙顾麟士又撰写续记，续写收藏传奇。 除字画外，过云楼的数百种古籍善本也藏于密室、秘不示人。民国年间，顾鹤逸之友傅增湘先生想借阅藏书，碍于情面，主人同意他在楼内阅览，但附加了一个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笔抄写。于是傅先生每天观书数种，回来凭记忆记下《顾鹤逸藏书目》发表，顾氏藏书得获世晓。 私家藏品聚散无常，顾氏所藏书画后来大部分捐给上海、南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序里，顾文彬曾引用苏东坡的话：书画于人，不过过眼烟云耳。此为过云楼的来历。百年往事虽过眼如云，今人展卷依旧烟霞满纸。
“铁琴铜剑楼”，是清朝乾隆末年，是由常熟人瞿绍基所建的藏书楼，位于常熟古里。瞿氏先后收藏到一张铁琴一把铜剑，因此把藏书楼改称为铁琴铜剑楼。 瞿绍基曾任阳湖训导，取“引养引恬，垂裕后昆”之意，将后两进藏书楼取名为“恬裕斋”。后避光绪帝载恬之讳改称“敦裕堂”。铁琴铜剑楼藏书历经二百年，五世传承，和一般的藏书家不同，瞿氏子孙留下“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几段佳话。 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记，瞿氏藏书收录善本书达1228种之多，多宋元珍本、孤本及罕见本。所藏《广成先生玉函经》是稀世罕见的医学古籍，为海内孤本，原藏黄丕烈的士礼居，后归瞿氏。有人说，它堪与铁琴铜剑并称镇楼三宝。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等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第四代藏书楼主瞿启甲为丛书编刊提供了宋元古籍珍本80多种作为影印底本，成为当时《四部丛刊》诸编所采录的私家藏本之冠，由此可见瞿氏藏书之珍，数量之丰。 藏书最怕水火兵虫，太平天国战乱期间，瞿氏兄弟将铁琴铜剑楼藏书迁移七次。1949年后，第五代楼主瞿氏三兄弟遵父临终遗命，将铁琴铜剑楼藏书捐出。一部分（242种2501册）入北图，还有一部分捐赠上海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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