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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吾国，八旗子弟一向是个贬称，它指的是那些生活优越又无所事事的旗人后代。国人总觉得满清政权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它设立了对旗人的国家供养制度，使得他们养尊处优、人种退化，面临变局不堪一击。然而，假若我们对清代八旗的历史多一些了解，就会发现：一些旗人外表“潇洒”的背后，其实渗透着难与人言的辛酸。 八旗制度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开创。满人出征时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等八种颜色的军旗互相区别，故称“八旗”。后来，满族统治者又将征服的蒙古人、汉人编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八旗民众称为旗人。 旗人入关前也是从事劳动的，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出征为兵，努尔哈赤当年就曾“计口授田”，即将土地平分给八旗民众。入关后，清廷让旗人全部吃上了“国家粮”，旗人对国家唯一的义务是当兵，家里有人当兵，政府就发给兵粮赡养家属。国家还制订了旗地政策，朝廷将京畿五百里内圈占的土地拨为旗产，强迫耕种的汉民缴纳沉重的赋税。顺治时，政府又制订了赈济八旗条例，进一步优待旗人。旗人还有一项待遇让关内汉人羡慕至极，那就是：世世代代不缴任何赋税。 按理，旗人享受了这么多特权，其物质生活应该非常优越，事实却并非如此。潘洪钢《细说清人社会生活》一书记载：康熙时代，旗人中开始出现贫困现象，有的旗人出征时连行装都办不起，在京师，一些宗室高级将领的后裔也吃不饱饭：“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附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成都将军歧元的一个儿子回忆其小时候曾在夜间偷偷到外面卖萝卜，结果遇上定了亲的亲家，立即没命地逃跑。乾隆时，京师竟然有旗人靠做佣工养家。清中叶之后，旗人的贫困化日甚一日，旗人饥饿而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史书说：同治时青州旗人“衣敝履穿，形同乞丐”，“入冬以后，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 旗人的贫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兵丁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同样一份兵粮得养活比以前多几倍的家庭成员。据历史记载：满清入关前，旗人总人口不是太多，三丁抽一，康熙时变成五丁抽一，乾隆时是八丁抽一，其后更有十五丁抽一、三十丁抽一。另外，清代高企的物价也加剧了旗人的困境。清初旗兵的军饷并不低，比如一名马甲每月的饷银是3两，每年的大米是64斛，出征时还另给补助。虽然从康熙时代到乾隆时代，大米的价格涨了四五倍，八旗兵丁的实际收入在下降，但道光以前，清朝的经济实力尚可，清廷对旗人的各种救济和补贴能够到位，旗人家庭尚不止于过不下日子。道光以后，历经外患内乱，银贵钱贱，政府规定下层兵士拿折色，即将米粮等折算成制钱。以前一千文钱可以当一两银子使用，道光时要一千六七百文才能当一两银子，咸丰时要两千二三百文才能折合一两银子。咸丰十年，兵饷分别减成，“骁骑校等项官兵，按四成实银，两成钱折开放”，一般兵丁只能拿到原饷银的六七成，旗人家庭的艰难可想而知。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说：这些旗人懒得无法想象，家里当兵的名额少，兵饷含金量低，其他的人不会出去做事啊？农村的可以种田养猪、纺纱织布，城里的可以卖粮卖茶、教书行医，哪一样不可以来钱，不能维持起码的生计？然而，我得告诉您，这样想还真是外行了。满清政府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内心特别脆弱，别看他们也让汉族读书人做官，也赏汉族功臣紫禁城骑马、穿黄马卦，也给汉人立各种各样的道德牌坊，但其灵魂深处无时无刻不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生怕一不留神就被汉人翻了盘子。为了让自己的政权“长治久安”，确保随时能够征到足够的可以对付汉人的满蒙兵员，朝廷规定：八旗人口只以当兵为业，不得从事农工商等各类谋生活动，政府对所有旗人实行“恩养”。上文提到的成都将军之子夜间卖萝卜、旗人做佣工都是非法行为，一旦发现，政府会重处。换句话说，旗人没有出去谋生以至贫困，不是由于个人的懒惰，而是因为制度的限制。 靠武力维持、充满阴谋算计的政治是弱势者的祭坛，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坟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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