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值得大力构筑的文化工程 --我市走西口研究会赴内蒙古考察琐记
“千年的黄河水不清，跑口外跑了几代人。”但一代又一代的人跑口外，究竟干了些什么?留下些什么?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带着这诸多疑问，忻州市走西口研究会一行19人于2008年10月10日至13日，专程赴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丰镇、托克托等处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尽管只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却也收获颇丰，称得上是满载而归。
披荆斩棘荒原大漠铸辉煌
民间传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事实上，听内蒙古的同志介绍，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祁县乔家堡乔姓始祖乔贵发到萨拉齐厅老官营村谋生之前的康熙年间，已有大批口里的贫苦农民出现在口外。其中，绝大部分贫苦农民来自和土默特地区(区划大体相当于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两市所属大部分区域，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及河套地区只有一“墙”(即边墙，也就是长城)之隔的包括忻州在内的晋北和陕北。他们开荒种地，以供给清政府出征平叛和驻防内外蒙古的军队饲草饲料和军粮所需。
另据原《呼和浩特晚报》副刊部主任郝来旺先生介绍，满清王朝建立后，为绥靖蒙古族贵族和民人，先后在蒙地建造大批召庙(“召”系蒙古语音译，即寺庙)。而建造召庙的匠人，大都来自晋北地区。此外，官府还给各召庙划拨大片耕地，以解决其粮食供给和日常开销，而大部分耕种土地者同样来自晋北地区。
这些来自口里的贫苦农民，起初大多春至秋归，称作“雁行”，之后随着官府政策的松动，便有人举家迁徒，或娶蒙古妇女为妻，定居下来，致使原本是大漠荒原的土默川上出现星罗棋布的村庄。这些村庄，有相当一部分为忻州人所创建。诸如“河曲营”、“保德营”、“忻州营”、“代州营”、“定襄营”等与忻州有渊源关系的村名随处可见。而与偏关毗邻的清水河，更是偏关这边有什么村庄，清水河那边往往也有什么村庄。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忻州人是当年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的先驱和主力。
伴随着村庄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多，土默特地区的商贸也日渐繁荣。其中，忻州人亦是先驱和主力。以包头为例，当年的十大晋商便有七家是忻州人(定襄、代县各两家，河曲、保德、忻县各一家)。特别是十大晋商中的忻县智姓永合成店，旧包头城城垣内总共四平方公里的面积，他们就占了将近一半。时至今日，现东河区仍有永合成巷的标识。而在丰镇，有一条街巷因当年居住者全部为忻州商人，便起名为忻州巷。当我们伫立于忻州巷内忻州商人麻全忠宽大阔绰的院落中时，不由得生出无限感动和感慨:是我们的先人以及其它地方的贫苦百姓，和蒙古族兄弟一起，共同创造了包括呼和浩特和包头在内的口外辉煌。甚至可以说，没有走西口，就没有内蒙古中西部的今天。
经风沐雨晋蒙两地结深情
那么，当年究竟有多少忻州人走西口并参与创造了口外辉煌?恐怕谁也说不清。一个可查可考的事实是，仅原籍忻府区逯家庄村的周氏家族，从第十一代起走西口且定居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代，共一千七百多人。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少数。河曲的同志讲，当年河曲几乎家家有人走西口，如今口外的河曲人后裔比河曲本土的人口还要多。由此推断，当年一代接一代走西口的忻州人累计相加至少也有数十万;而他们的后裔，则起码在百万以上。
于是，在纳林，在沙圪堵，在包头，在呼和浩特，我们曾不止一次向路人询问:“您祖上是哪里人?”结果，十有四、五会很干脆地回答:祖籍忻州。在丰镇，一位原籍忻府区屯庄村的老年妇女，听说来了忻州人，头也没梳就急急忙忙跑了出来。我们要与她合影，她却又返身跑了回去，说是头发太乱，要梳一梳。
也于是，从旗县到盟市，从自治区到中央政治局，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或多或少总有几个忻州人的后裔。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党政机关一般干部中的忻州人后裔，更是数不胜数。仅是在拜访丰镇市丰川诗社时，我们就见到好几位“忻州老乡”。
又于是，在考察过程中，从饮食到服饰，从语言到习俗，我们都有一种熟悉、亲切之感。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凡是我们接触到的人，“乡音无改鬓毛衰”者自不用说，即便其祖籍并非忻州和山西，彼此之间也毫无语言障碍，我们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方依然听得明明白白。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忻州话还是代县话，也不论是河曲话还是保德话，他们早已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岂有听不懂之理?
还有，无论是在宾馆饭店，还是在大街小巷，除流行歌曲外，我们听到的不是晋剧就是二人台。熟悉的曲调，熟悉的唱词，仿佛并非置身于千里之外的塞上。
一言以蔽之，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亲切的乡音，看到的是熟悉的乡俗，感受到的是浓浓乡情和绵绵乡思。晋蒙两地同唱一曲《走西口》，更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从文化的角度讲，口里口外几乎就是同宗同祖一家人。
这一点，也得到了内蒙古有关专家的认同。包头医学院历史系教授张贵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得出结论:西口文化的根子是晋文化，山西移民文化是西口文化的主流。换句话说，是晋蒙两地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口文化。面对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资源，我们又该做、能做些什么呢?
携手联袂文化开发谱新篇
事实上，内蒙古的同志在西口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特别是包头市，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以郑少如女士为会长的西口文化研究会。他们把西口文化当作包头市的“看家文化”(郑少如语)和包头建设文化大市的一件大事，组织起一支包括教授、作家、博士在内的强大的研究队伍，对西口文化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张贵教授已有多部著作出版;作家柳陆曾三次“走西口”(第一次是纯粹步行)，行程七千余里，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漫漫西口路》;研究会则编印了《西口文化研究》丛书，集中推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当这些研究成果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始而震惊，继而自豪，接踵而来的则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确实的，我们没想到包头的同志在短短几年中就拿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山西人和忻州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当年忻州人在口外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无不砰然心动，为之骄傲。同时我们又深深感到，当年数十万忻州人前赴后继走西口，是忻州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一页。挖掘并继承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项值得大力构筑的文化工程。但对这一遗产我们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扬光大，连知之都甚少--起码就我们考察团的十几个人而言，许多情况都是此次考察中才开始有所了解，因而都有一种愧对先人之感。如今欣逢盛世，先人们离我们而去尚不太久，如果我们错失良机，不能较为完整地将先人们留下的丰富遗产挖掘出来、继承起来，不仅愧对先人，也将愧对后人，愧对历史。
我们的这些感受和思考，得到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不但西口文化为晋蒙两
地共同创造，西口文化研究同样需晋蒙两地共同进行。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到访非常的欢迎。座谈会
上，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希望双方向先人学习，互相包容，真诚合作，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携手打
造西口文化品牌;希望开展联谊活动，加强联系，经常沟通，争取每年举行一次文化方面的交流会;
希望资源共享，有无互通，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年，
晋蒙两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口外辉煌;今天，晋蒙两地的文化人理当共同书写新的灿烂篇章。
我们将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