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形成，得之于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得之于临海近湖、河网交汊的水环境，得之于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最近笔者阅读了《袁宏道集笺校》［1］（以下简称《笺校本》）中的《锦帆集》、《解脱集》以及《附录》等，深感有明一代，不应忘记诗坛公安派领袖袁宏道。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2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万历十六年（1588）考中举人，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三月任吴县令，二年后乞归离职。 袁宏道在苏州虽然只有二年，即他自称“六百日县令”，但是在县令任上政绩颇好，与苏州文人学士来往甚密，著述甚丰，因而在政治、文学领域对苏州的影响不容忽视，下面就袁宏道在苏州的情况分别缕述。 一 为政之清廉与否，能干与否，是考察一个官吏的重要依据。袁宏道在吴令任内以仁为本、治绩超颖、清正廉明，正如他在长洲令任上的江盈科的诗中所说：“年俭迟君俸，官贫独我知。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不是催科拙，由来薄茧丝。”“数叠铜符篆，一挥案牍尘。”“德畏民无狱，道治鬼不神。”［2］这也是袁宏道本人作风的写实。 明代苏州是国内重要的商业大都会，物阜民繁，是朝廷倚重的赋税大户。但由于明末政治腐败，胥吏横行，朱紫其籍，浑水摸鱼，欺上瞒下，横征暴敛，使吴地民众备受煎熬。袁宏道是三甲进士，根据明代成化年间诏令，选为吴县令。袁宏道到任以后，首先整顿纳赋簿籍，对于田赋不符，数字可疑之处，便召吏诘问，甚至连诘十余处，使这些滑吏在事实面前只得“俯首曰弊”。袁宏道将这些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胥吏根据有关法律进行惩处。据统计，经过他的整顿，除去了额外之征总数达万万（石）。 袁宏道是一位诗人名士，他虽屡叹作令烦苦，向往历史上独往独来的名士生活，但他一旦作令，却是一位十分负责、办事认真的官吏。袁宏道上任第二年（万历二十四年，即公元1596年）六月，苏州遭受特大水灾，袁宏道以吴县令到治下灵岩、阳山、天池、横山、穹窿、天平等地勘查灾情，并写下了很多咏景寄情的诗篇，但在有些地方如横山等。过支硎、天平、灵岩诸山时，每至一山，居民报告潦情的帖子如雨点那么多，正如《天平》一文所说：“余过天平时，天已垂黑，驻足未定，山下水灾状子雪片飞来，余不知山为何物矣。”在穹窿山下勘察时，他看到“山下田多荒芜，内高外卑，不能储升斗水，五日不雨，则其田如龟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袁宏道勘实后，便减其农民赋税正额，只征十分之五，并且免掉“漕兑”，使当地居民生活稍有复苏。 查《明史·食货志》，可知所谓“漕兑”，是农民于正常赋税外的负担。因为江南漕粮送至北方仓库，往返几乎一年，路途又时遭抢劫，凡是被派押送粮食者称为粮长，往往破家荡产，也误了农时。后来，朝廷规定南方粮长将粮食运至苏州、瓜州，交与当地卫戌官军，由卫所官军运载至北方，但要交付给卫军路费耗米，称为“漕兑”。此漕兑并非一个小数，据《明会业》卷二十六记载，万历六年，苏州府漕兑数为六十五万五千石，而湖广布政司仅二十五万石。由此可见，袁宏道为穹窿一地农民不仅减其赋税正额一半，而且还以蠲免“漕兑”，真正具有救命之恩。 袁宏道在吴县任上，不仅在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方面整顿吏治，缓解民劳，而且在衙内实行精兵简政，轻刑省讼。一般的案件，由于他智慧过人，很快分析清楚，明断是非，根本无须敲扑刑讯，故被戏称为“升米公事”（形容事小）。而且袁宏道实行仁政，凡不是重大案件，不用罚赎，只是杖之示懲而已。因此县衙的所谓胥隸的办事人员无所差遣，终日兀坐，不能糊口，也纷纷归农。袁宏道只是拣其中较好的养在衙内办事，同时“六曹吏任其别营生业，有所命则呼之。”［3］由于政治清明，一县大治，当时在任宰相、苏州人申时行听到袁宏道的政绩，不禁感叹地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当袁宏道为吴县令时，时任长洲令江盈科是袁的同乡，也是公安派诗人，故两人意气相投，时相倡和，有时两人一起骑马外出巡行，引父老子弟问生活疾苦，以了解下情。有一次，他与江令一起到虎丘去，当时有唱曲的人已在那里，听说县令来了，皆避匿而去，袁宏道得知后便十分感叹地对江盈科说：“甚矣，乌纱（指官吏）之横，皂隶（衙内当差人）之俗哉！”万历年间，神宗皇帝贪酷靡费，搜刮无厌，除常赋外，并多加派。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坤宁宫、乾清宫火灾烧毁。四月，工部议重建大工，有徵逋负等十余项目，并由邸报传送各地。袁宏道与江盈科在孙内使花园闻此邸报，感慨万千，有诗曰：“……邸报传来闷，民膏到处难。东南供费极，不忍更凋残。”而作于万历二十五年的《逋赋遥》更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东南地区农民负担过重的忧虑： 索逋谣，逋赋索不得。不是县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本色。东南西款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内库马价支垂尽，民困无力官奈何？苏州旧逋七十万，漕折金花尽其半。安得普天尽雨金，上为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难，官日苦，竹开花，生土。 其体恤吴民的情怀是如此殷切，政治之廉明自不待有疑了。据袁宏道《行状》［4］所记，他在吴令任上二年，“不取一钱，贷而后装”。他在给三舅尊的信函中说：“三舅尊念当穷甚，然尚有烂谷千斛可卖，若甥此回，直从天宁洲借盘缠耳，借来借去，有何了时，此生安有还债之理。”此与“一任清知县，十万白花银”的贪官相比，真判若天壤矣！ 袁宏道在吴令任内第二年二月，因得讯从小抚育他的庶祖母詹氏（他从小母因病逝世）病笃，于三月呈《乞归》状，未获准。但这年秋天，他本人又患疟疾，稍愈便出堂办案，不料旧病复发，连绵五个月，转辗病榻：“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烁石流火，南方之焰天，北方之冰国，一朝殆遍矣，”“终日说官苦，不知病更苦。”其病苦若此，于是他多次乞归，因怜其才，未准，直到万历二十五年正月，这时宏道之病已愈，但他仍旧两次乞归，再不可勉强，“姑令予告养病，俟病愈补故职”。其实此时袁宏道病已愈，詹氏祖母病亦复愈，“且嘱之毋归”。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决离任呢？查诸有关资料，可知促使袁宏道终去吴令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官场风气仍然是轻视外放官吏，特别是基层一级的令、长一类，“自任其劳，受人之挫，任是职者情都不堪”［5］。袁宏道任吴令期间《与丘长孺书》中这样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由此看来，一向主张“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的袁宏道怎么受得了上官的作威作福，他在给江盈科的函牍中说道，“……上官迫弟甚，奈何？”至于逼什么，无从了解，但从下文“嵇康平生不喜吊丧，弟最不喜为寿文，幸转求之。”来看，很可能是上官之中有人催逼他为其作“寿文”，其人耿介如此，何能作令呢？此其一；二则从宏道弟中道所作袁中郎《行状》［6］看，当时“会吴中有天池山之讼，先生意见与当路相左，郁郁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看来，在我们无从稽考实情的“天池山”一案中，正直的袁宏道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黑暗的封建政治中，他感到不能为，也不可为，终于使他下决心离开吴县县令之任。 袁宏道的不幸离任可证，在明末官宦专权、党争惨烈、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情形中，袁宏道这样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县令是不容易一展抱负而不得不中途废弃，逍遥林下，以实现个人的价值观，正如他在给老师冯琢庵的信札中所说：“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 二 袁宏道在苏州期间，不仅在政治上为吴县整顿了吏治，舒甦了民劳，促进了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文化领域广交朋友，大倡其公安派文学主张，给苏州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其功亦不可没。 袁宏道所处的明代晚期是明王朝政治经济极为衰微的时代。同样在文学领域内，由于前后七子复古派的百年统治，“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让一般文人做诗作文时必须遵守西汉盛唐的词法、句法，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空洞陈腐比比皆是，使文坛消沉没落，毫无生气。但是世界上的事事物物无不处在相磨相荡、流徙变迁之中，否极则变，文学样式和内容的停滞必然酝酿革新思潮的出现和涌动。嘉靖末年，苏州和浙江的一批文人才士已在为新的文学样式努力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鲜明的立场和口号。以袁宏道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诗人就是应顺时代潮流呼唤而出的文学斗士。他敢于嘲笑、反对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敢于批评他们以复古为名，却不学历代复古派倡复古旗号行改革之实，只是所谓遵守盛唐“法度”，一味模拟剿袭，主张诗文要写“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思想、真感情，所谓独抒性灵。（之所以称三袁为公安派，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而这场斗争，正因为苏州当年是中国的文化大市，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与七子复古派的主要人物经常活动在苏州，或者干脆就是苏州人，所以两派的争论虽然酝酿已久，而真正的拉开序幕则是在苏州。袁宏道在苏州的诗文集《锦帆集之二·叙小修诗》［8］（小修乃宏道之弟）中所说： ……而诗文（指小修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客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庇处，佳处自不必言，即庇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庇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治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字字学六经歟？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歟？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杆》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这一篇论文实借为小修诗集作序而高倡“性灵说”之大旗，给当时走投无路、死气沉沉的文坛一帖清凉剂，正如《列朝诗集小传》所说，如此“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塗泽之病，其功伟矣。”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苏州任上写的如《诸大家时文序》、《丘长孺》等人尺牍等文都抒发了类似的观点，但《叙小修诗》这篇序文是更为集中、全面，犹如公安派的一篇“宣言”。首先，它指出了复古派由于强调拟古，亦步亦趋，使当代诗文“卑极矣”，并指出复古派的根本错误在于文学创作不能随时代前进而创新。在这篇文章中，袁宏道明确地提出，要使文坛走出死胡同，迈走出一条新路子，只有“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而具体作法就是在诗文创作中要抒写性灵：“大都书写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更能显示袁宏道眼光的是在这篇序文中，作为士大夫的袁宏道竟大胆地提出了要向民歌学习：“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杆》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由此可见这篇序文是袁宏道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新的文学主张，是公安派的一篇重要论文。袁宏道通过这篇文章，给当时沉闷的文坛狠狠地敲了一下“醒堂木”，勇敢地举起了文学革新的大旗，这年袁宏道才27岁，其胆其识真可佩服。当然这一思想的公开吐露是酝酿已久，是在他老师李贽和哥哥伯修等人影响下自己反复思索实践的结果。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倡举是在苏州做出来的。 袁宏道在苏州大倡“性灵说”的同时，其诗歌、游记、小品文等创作也十分丰富，文辞优美、思想新颖的佳作不少。这些都在他离吴令任前后结集为《锦帆集》。《锦帆集》之一为诗，二为游记、杂著，三、四为尺牍，加上《去吴七牍》计五卷。万历二十五年离任后一段时间，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历了东南山水，创作更丰，计诗二卷，游记、杂著一卷、尺牍一卷，冠名为《解脱集》。在吴令任上的所有作品之所以冠之以“锦帆集”三字，据江盈科《锦帆集序》所说：“锦帆泾者，吴王当日所载楼船萧鼓，与其美人西施行乐歌舞之地也。……姑苏吴治富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环……不佞尝诣吴署谒君，君指小娇余曰：是锦帆泾也，吴王霸业之余，我乃得抚而有之，不亦快哉。”（《笺稿本·附录三》，第1686页）对于江氏的序文，袁宏道十分满意地回答：“序文佳甚，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文通（江盈科号）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一笑。”袁宏道的回答幽默诙谐，而又不失文采风流。 江盈科序中还对《锦帆集》作了评价：“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这确是好评。《锦帆集》刊刻后，袁宏道分送很多朋友，包括任吴令时的苏州朋友，这应当是进步文学理论的结晶，是“性灵说”的一种成功的实践，对当时文坛极具号召力。与袁宏道同时代的戏曲大家汤显祖亦力赞“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他对《锦帆集》评价甚高，称其“乃案头明月珠子，的砾江靡”［9］。 读《锦帆集》中的诗文，给人一种情真意切、清新流利的感觉，正如袁宏道自己评说的那样：“《锦帆集》之叙，流丽标致，大都以审单家书之笔发以真切不浮之意。”［10］如《病中和黄道之至西禅寺梦愁诗》：“一番长信又成青，百结枯肠万转轮。铃下久停辰后版，功曹空阁案间尘。消愁莫问弓蛇影，对镜聊观梦幻身。宫缕添来非我有，只应添得与游人。”如《别王百穀》：“河上青霜雁字斜，西风匹马又天涯。锦帆泾绕郎官舍，冠子桥通处士家。好事每供梅月水，清斋长试谷前茶。东邻不是无姝子，眼底何人解浣纱。”都是佳作，病魔缠身之愁，和友相别之愁一展纸上，令读者扼腕共鸣。 《锦帆集》的散文比诗还精彩，如《虎丘》、《上方》《西洞庭》《东洞庭》《灵岩》《阳山》等篇，写尽了苏州西郊山区的风光人文，情景交融，朗朗上口，其中尤以《虎丘》一篇哙灸人口，为各家各派称颂不已。《虎丘》并非泛泛地直白地画其风景，而是选了一个特定的中秋之夜的虎丘曲会，其描写曲会之盛大，曲会之始，千人竞唱，到数十人唱，三四人唱，最后至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销魂”的情形，其文笔之美妙，可与白居易《琵琶行》中描写弹琵琶之诗句相媲美，真为千古不朽之名著。现今昆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篇《虎丘》也更可为昆曲增色万千了。 袁宏道在苏州期间，与苏州的文人才士来往甚密，经常讨论诗文理论，他的主张也得到了苏州士子的推崇响应，因而他的文学主张在苏州文化界的影响是十分深广的。按《袁宏道集笺校》中的诗文尺牍，可知他与苏州文人才士交往十分广泛，而且即使离苏后还与他们通讯，诗文往来，切磋文艺，其中拣代表性叙述如下。 张幼于，即张献翼，献翼与兄凤翼、弟燕翼是当时苏州有名的才子，住在干将坊，亦称“三张”。凤翼是戏剧家，有《阳春六集》，其中以《红拂记》最有名，且善书，人品甚高，不阿权贵。献翼是三兄弟中最出名的，中举后，因会试失败，遂绝意仕进，生活上颓然自放，越礼任诞，惊世骇俗，在家中亲自导演家班舞童，著有《舞经》。袁宏道尺牍中有与张伯起书，伯起即凤翼，宏道有诗赞他和他的兄弟们：“两年稀面见，一字到官疏。白石连云煮，青苓带雨锄。尊前红拂传，花下古钗书。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宏道与张友于即献翼来往最密，因而留在《锦帆集》中的尺牍也较多。当宏道离任居无锡期间，又有一书给张幼于，收在《解脱集》之四中［11］，从内容上看，之前张幼于曾有书给宏道，且涉及到入仕、诗文、禅学等问题，故宏道回书足有千字之多。 王百穀，即王樨登，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戏曲家。著有《南有堂诗集》、散曲小令《吴骚集》、杂剧《相思谱》、传奇《全德记》。篆隶书法甚妙，中外争有之。百穀人品亦佳，平时为人圆通，但能仗义执言，济人周急，朝野传诵。袁宏道作吴令时，他就住离衙百步附近，两人来往甚多，但百穀从未“以私干谒”，故袁宏道更加尊重他。宏道患疟病久不愈，卧于冷衙斋中，极其寂寞。百穀经常前来晤谈，颇消宏道胸中积块。万历二十四年，宏道已辞官，因继任人尚未到来，故仍居县衙。这年除夕，王百穀与其他同人陪同袁宏道守岁。宏道离苏后，仍与百穀保持着这份友谊，经常互通音问。 当时与王百穀一起陪宏道守岁的人还有三个人，其中名“曹以新”者，是宏道在诗文上抨击过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外甥。曹以新在近体歌行上力摹王世贞。但他为人倜傥，重然诺，王世贞逝世后，他移举吴县，过着萧然淡泊的生活。袁宏道与他也很接近，相互倡和。袁宏道离任后在仪徵，知曹以新已过世，在给钱象先的信中嘱他与百穀要收辑曹的诗文：“曹以新后事，诸皆可略，但其遗文，不可不为刊行。不然，亦当辑而藏之，免为酒瓿酸所苦”，并说“挽诗字字涕泪，仆当勉和。”［12］据此可知，袁宏道为人正直，不因人废言，非后世学阀可拟。 袁宏道与西园、留园的主人徐泰（《吴县志》称其为徐泰时）和徐泰女婿范允临亦极善。《锦帆集之二·游记、杂著·园亭纪略》有记：“徐冏卿园在阊门外下塘，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石屏为周生臣所堆，……垅上太湖石一座，名瑞云峰，高三丈余，妍巧甲于江南，……”袁宏道“每至名园，则谈笑移日，丝肉竞作，不肖亦每每心醉而归。”当袁宏道离任居无锡期间曾请徐泰为其舅尊手卷作跋，并送上自己的著作，呈览赐教。范文临字长倩，一字长白，华亭人，当时居吴县，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起夫人徐小淑有诗集《络纬吟》十二卷。据袁宏道给范文临的信中提到“读家郗公（用王羲之岳父典，此指徐泰）卷尾诗，清新婉丽，有唐名字风。” 袁宏道不仅欣赏戏曲，亦喜欢小说。他与一代书画大家董其昌也有来往。与董其昌信中问及《金瓶梅》事，据笺注可知袁宏道得读此书，得自董其昌。袁宏道对此书评价甚高：“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另有太仓人管志道、曹允儒与袁宏道讨论佛学，袁宏道在给管志道的函牍中谓：“寄吴两载，相知相爱，不尽无人，但其道义相与，倾肝吐胆者，惟足下一人。” 袁宏道也注意提携后进，如钱希言、顾绍芾等便是此例。钱希言，字简棲，号象先，常熟人，徙居吴门，博览好学，刻意为诗。袁宏道曾称赞其：“近日钱象先亦富才情，诗律精工。吴中骚客如林，后进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学，埋名草泽者，然余未之见矣。”“若钱希言，则吴中后来隽才……”而钱希言等后生对袁宏道也佩服之至：“使君少挟仙骨，雅负隽才，论艺谭宗，皆不肯落第二义。望若翩翩，若天际真人。”［13］ 三 当年袁宏道对苏州的山川风物人情是十分称赏的。他上任后给舅父袭惟学的信中介绍苏州时说：“若夫山川之秀丽，人物之色泽，歌喉之宛转，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湊，高士之云集，虽京都亦难之，今吴已饶之矣，洋洋乎固大国之风哉！”同样，当我们今天讴歌文化苏州的历史人文传统的时候，也不会忘记这位对苏州有感情、有贡献的领时代潮流的名宦、文学家——袁宏道。 注释： |
|
|
来自： 苏迷 > 《苏州名人逸事、名人与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