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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与非华人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坛前，他和华人社区的互动并不密切，最早与华裔亲密接触，则是出于争取基层支持的需要。 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 争取自治之初，为了摆脱“亲英精英”形象，取悦在海峡殖民地占人口多数的华人乡亲，他强化华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场合放弃使用用惯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当自治实现、左翼在华人圈坐大时，他便不惜通过与马来亚合并的办法“稀释”华裔情结。当马来联邦倚仗人口优势，强推歧视华裔政策时，他打出“保护华人利益”旗号，促成新加坡独立；独立后为了切断华裔和“唐山”的认祖归宗渊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树立“新加坡国民”理念，甚至为此不惜关闭了“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和“共产主义渗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过经济、司法体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现代化，争取“国际化”红利，同时强化英语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冲、战略要地的便利，实现经济“搭便车”。他让新一代华裔认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则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让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便神奇地实现了新的国家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唐山”脐带。 淡化华人色彩还有助于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控制：建国以来，他煞费苦心搞“集选区”、反对党比例上限，让反对党即使获得25%左右的平均选票，最终到手的议席也只有区区一两个，“保证少数族裔当选权”就是个屡试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当李光耀发现，自己的“集权式”、“高压式”现代化，开始越来越多被西方诟病时，他便再次祭起“华人文化圈”、“儒家治国”的法宝。他强调新加坡这个南洋华人国家的特殊性和东方性，为自己的做法辩护。他搞的新闻管制、家长制、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会被“文明世界”斥之为“野蛮行为”。 总的来说，在“大中华圈”正式外交场合说英文、在英语圈则说普通话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条“黄皮白心”的路线。如南洋大学事件，自独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断试图拿它开刀。当华人激烈反弹，政府不得不妥协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双语文化”旗号，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从而使新加坡华裔的母语能力直线下降。最终让南洋大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关闭，被并入用英语教学的国立新加坡大学。 如今的新加坡华裔已经普遍“黄皮白心”，以说英语为荣、说汉语为耻，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语交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张汉音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年轻新加坡华人表示“如果有来生，一定不做华人”。其族裔认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马来裔、印度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对于当初李光耀所声称的立国初衷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讽刺。 其实李光耀和新加坡如此做，有其良苦用心：相比庞大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必须强调华人社区的特质，才有自立的基础；但一旦自成一体，华裔和母体—中国本土的血脉联系，就成为新加坡立国的最大隐患，因此他们才一方面在名义上强调华人文化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掏空华人文化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被掏空的还有印度裔、马来裔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舶来品英语。由于“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凭借英语左右逢源，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用英语而非另一种族裔语言替代汉语，既可避免出现“少数统治多数”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邻借机觊觎，可谓一举两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将国家符号、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华裔在被中国内陆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时，总会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声说出自己在大陆的原籍。 由于独立较晚，新加坡并不是1954年9月成立的、旨在防堵中国“扩张”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员，但在历史上，它却十分积极地参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都提供给美军永久使用，在美军撤出越南和菲律宾后，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美国唯一的永久性落脚点，也是除日本外，世界上为数不多允许美国航母在紧急情况下进驻的国家。由于不论在亚洲还是东盟，新加坡的国力、经济力都排不到前列，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劣势还有扩大之嫌，新加坡当局认为，自己必须依附一个强者，方能自立自强，在世界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和充分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在同文同种的中国，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英语纽带”的美国间，靠拢美国无疑是上上之选。 当然，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这种“一边倒”逐渐变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从内心而言，“亲美疏中”、“远交近防”，是新加坡不变的既定方针。因为在他们看来，近在咫尺且语言、人种相同的中国，随时可能“吞噬”这个弹丸小国，而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则不会有这样的胃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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