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卓别林的演绎下，人被机器异化了。 亚里斯多德曾经说：如果梭子自动编织，如果乐器自动演奏，工头将不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隶了。亚里斯多德认为那将是一个美满的局面——人不再被奴役。然而事实却是如此吊诡，对很多人来说，亚里斯多德的想象只是一场灾难。 一 棉花革命始终伴随着一系列发明，这些伟大的发明将手工生产带入大机器生产，人们的工作效率因为机器而被无数倍地放大，一场轰轰烈烈的棉纺工业启动了工业革命的引擎。 这场革命是人类第一次遭遇到如此可怕的机器。 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资本家为这些高效机器而欣喜若狂时，传统的手工业者却因为这些机器而陷入困境。恩格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繁荣的代价： 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后来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业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让给了机器。 飞梭使织布机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使无数棉纺工人失业。1829年，卡莱尔在《爱丁堡评论》上指出：“在各个方面，有血有肉的工匠都被赶出他的作坊，让位给一个速度更快的、没有生命的工匠。梭子从织工的手指间掉落，落入到穿梭更快的铁指当中。” 发明飞梭的约翰?凯伊成为全民公敌，遭到全社会的疯狂追杀。他只好藏在一个羊毛袋子里，从曼彻斯特逃亡海外，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在法国。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哈格里夫斯同样遭到了人们的攻击。纺织工们控告他剥夺了他们的生计：“如果这种机械多了，我们就都得失业。”他们愤怒地冲到哈格里夫斯的家里，捣毁机器，进行报复。发明织袜机威廉?李同样被迫离开英国，最后默默无闻地死在法国。 进入手工工场时代以后，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唯一资本就是劳动力和职业技能。“工具过渡到机器，工人操作工具的技能也一起过渡到了机器身上……在手工业时代，工人使用工具，在工厂里，则是机器使用工人”(马克思)。可想而知，凡是降低工人劳动价值和技能价值的东西就是对他财产的剥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酿酒师终其一生才可以区分65℃与67℃之间的细微差别，温度计的出现使他这一技能变得毫无价值。 机器不仅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而且更加危险之处在于它能节约劳动力，一台机器可以实现数人乃至数十人的工作效率。对工场主来说，添置机器与增加人手没有太大区别。既然机器比工人的代价低，那他就不需要去增加工人，甚至用更少的工人；只要有机器，同样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对工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其危险的，机器对工场主的“节约”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从人与工具的传统关系来说，机器的出现并不是取代了人，而是赋予工具以人才有的技能，工具变成机器的一部分。虽然机器还需要人来操作，但却不再需要人的技能，工人的技能已经转移到了机器身上；工人与工具从此被彻底隔离，离开机器，工人将一无是处。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晰地发现，机器何以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 一般而言，对于机器革命的传统答案是，机器增加了效率，降低了产品价格，低价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要求更大的产量，从而促进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机器仍然需要人来操作，劳动力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增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这种推论即使在现在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更不用说当人类第一次遭遇到机器的时候，工人对机器的愤怒和恐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二 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机械发明就遭到传统工匠的抵制。1555年，英国行会通过议会发布了禁令，禁止使用起绒机；1598年，工人激烈反对织袜机，这与两个世纪之后人们反对选矿机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机器对纺织工人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那它对剪羊毛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影响就是非常直接的。梳羊毛工人很早就成为一种高傲的技术职业，卡特赖特的发明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工资不久前还比纺织工高出一半以上，现在却降到相同的水平。可笑的是，梳毛机的普遍使用只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仅仅威吓要使用这种可怕的机器，就成为老板手中的一种战无不胜的武器。剪毛机的发明对于剪呢绒上长毛的技工产生了同样立竿见影的结果。 对处于生存底线的工人们来说，既然机器有剥夺他们生计的危险，他们就认定必须破坏机器。剪羊毛机出现以后，英格兰北部的剪羊毛工人马上坐卧不安，担心自己会沦落到那些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的悲惨境地，成为机器的奴隶和助手，因此将所有的愤怒都撒向可怕的机器。他们不仅破坏机器，极度的焦虑还促使他们参加了1811年至1812 年的流血暴动。 劳伦斯?厄恩肖在哈格里夫之前10年，就制造了一架纺纱机，但一造好他就把它毁掉了。他说他只是不忍心剥夺穷人的谋生手段。遗憾的是，这种高尚无私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 从根源上说，不平等才是人类最大的愤怒。在机械化出现的很久以前，工人们就常常以破坏工具来进行罢工。在英格兰中部，织袜工人为反抗工场主而砸碎织袜机。他们并不是恨织袜机本身，而是恨拥有织袜机的人。对愤怒的织袜工来说，织袜机是资本家的私人财产，贪婪的资本家用织袜机向这些家庭织工收取极其高昂的机器租金。除过机器，工人们也破坏生产的货物。有些织布工人曾因故意毁坏工场的织物而被多次定罪。 如果说这些行为的破坏对象不止是机器的话，那么从18世纪后半叶的棉花革命时代开始，机器几乎成为所有破坏行动的唯一目标。 当时纺织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劳动者的地位却不断下滑，因为机器的使用大量地代替了工人的手艺。以前只有那些没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才是辅助工，如今有技术专长的工人也成了辅助工，甚至因为自尊而失去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机器工业使工人成为资本与机器的奴隶。机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也降低了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从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蒸汽锻锤使铁匠失业，锯木机使锯木工失业。可以说，在机器越来越受欢迎时，工人们却陷入失业、贫困和绝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在工业革命早期，机器被普遍地视为工人的天敌，而对失业的恐惧也使工人运动常常以反机器运动的面目出现。 当社会精英和资本家们对机器充满无限崇拜和狂热的时候，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和大量手工业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被迫发起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圣战——向机器宣战。 三 对吊诡的历史来说，人与机器的战争是一场堂吉诃德向风车宣战的现实版。 1769年，愤怒的人群冲进莱姆斯豪斯的机器锯木厂，将所有的锯木机捣毁。几乎与此同时，布莱克本的纺织工人把哈格里夫的多轴纺纱机砸烂，并将他赶到诺丁汉。罗伯特?皮尔在阿尔萨姆开设的印花织品厂遭到了猛攻，机器被打碎并被扔到河里。 随着类似事件的迅速蔓延，英国政府立即出台了禁止破坏机器的法案：不论是个人还是“不法的叛乱的”群体，故意毁坏机器和厂房者均将按重罪惩处。这项法律与其说是承认了工人是危险的，不如说是承认了“机器是危险的”。 事实上，人与机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1779年兰开夏的反机器运动几乎成为一场真正的战争。当时英国最大的工厂——阿克赖特的伯卡克尔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估计损失高达到4400英镑。 持续的骚乱使政府、资本家与艰难求生的劳动大军都陷入一种无法遏制的暴怒之中，技术催生了莫名的暴力情绪，整个社会都被焦虑控制。传统手工业者和崭露头角的工人群体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贫困、失业、破产和沦落归咎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这并不是迁怒，而是真正的愤怒——人类前所未有地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愤怒。 虽然这些机器发明是那么有力和聪明，但它们根本不懂得人类的劳累、厌倦、愤怒。机器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没有任何情感，它们只会干活。动力代替了人力，机器代替了技术，细致的生产分工使工作越来越失去乐趣，工作唯一的动力只剩下金钱。 对工作的厌倦和对身份的焦虑成为机器工业带给人类最大的噩梦。“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生活的活动之后，但它同时也启发了意识的运动”。在传统手工业时代，人们的身份从出生起，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工业颠覆一切。工人们对机器的不满也混杂着对工厂制度的怨恨，这种怨恨所引起的憎恶是易于理解的。 对习惯于家庭劳动的或者习惯于小作坊工作的传统手工业工匠来说，工厂的纪律是不能忍受的。在自己家里工作，虽然工资很微薄，他不得不付出整天的劳动，但他可以随意地工作或休息，甚至高兴的时候可以好几天不工作，没有一定的时间地点限制。与严格的工厂相比，家庭劳动是自由的。从家庭作坊到大工厂，自由快乐的劳动没有了，枯燥乏味刻板的工作开始了。 四 常言说，法不责众。在层出不穷的群体性破坏事件后，大多数人均免于任何惩罚。社会舆论对于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同情，但至少也是宽大的。中产阶级或者由于思想守旧，或者由于害怕工资降低而要以救贫税的相应增加来弥补，所以对于机器几乎和工人阶级表示同样的敌视。 1779 年的骚乱之后，为了平息众怒和社会危机，英国政府一度打算改变对机器的保护，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机器的使用，釜底抽薪，以此来杜绝破坏行为。这其实是有先例可循的。1552 年的一项法律就禁止使用“刺果起绒”；1623 年，查理一世也曾颁布法令，禁止采用造针的机器。1684年，法国政府为了保护手工编织者免于失业，棉织袜机被禁止使用。但在实际效果上，这些禁令如同12世纪教皇对十字弓的禁令一样，在现实中常常没有太大效果。 在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之际，新式打谷机又将反机器的烈火引向传统的乡村。廉价而高效的打谷机使依靠槤耞谋生的农民失业。在肯特郡的哈德累斯，愤怒的人们涌进农场，捣毁打谷机。这场针对打谷机的“温斯暴动”席卷英格兰南部16个郡，军队疲于奔命，无数农民被捕。 1794 年，梳羊毛工人们提出反对使用卡特赖特梳毛机的请愿书。老板们马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工业最高利益与国家利益本身是一致的。 在纺织业逐渐成为英国支柱产业的情况下，禁止机器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反动，因而遭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机器的发明是国家的幸福。在一个郡里消灭机器仅仅是使机器转移到另一个郡里去。如在大不列颠全境内颁布一项反对机器的一般禁令，那就只会有利于加速它在外国被人采用，而大大损害英国的工业。”一些工厂主在议会展开游说：“机器所造成的任何工业进步，刚开始都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麻烦。10年前，多轴纺纱机刚出现，老人、儿童和所有不易学会操纵新机器的人都痛苦了一段时间。印刷机发明后，最初不也是破坏抄写者的职业吗？这些向议会请求取消机器或对机器课税的请愿无疑是请人把我们的手砍掉，把我们的咽喉割断。” 毫无疑问，在这场机器运动中，以广大工人为主的反对派失败了，老板们大获全胜。 如果说政治自由诞生于英国的话，那么社会平等则起源于法国。当英国的反机器运动风起云涌时，法国正酝酿着一场工人革命。据法国学者勒纳尔和乌勒西在《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中记载，1744年，沃康松的机器被引入里昂，在当地激起极大的愤怒，结果他不得不化妆出逃。1789年，卡昂纺织工人反对从英国引进机器：“这些机器只雇佣1/10的工人，剥夺了9/10的工人的生计。穷人仅有的财产是当前的工作，剥夺它们而不保障性地每天给予补偿是野蛮的。” 五 在中国远古的传说时代，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和“愚公移山”的想象。遗憾的是，这些想象都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 在农业时代兴起以后，理性化的反机器思潮成为一种主流力量。“器”在中国为用具或工具之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是崇拜“器”而反对“机”的，“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对人的重视叫做“器重”，玉不琢不成器，人最大的意义在于成为有用的“器”，也就是工具。 在器用文化下，反机器思想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机器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对机器的反对不仅是对效率的拒绝，也是对进步的抗拒。这与中国道家传统的“守雌”、“守拙”等核心思想一脉相承。“抱瓮灌畦”常常被视为中国式智慧。这一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傦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佚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作为一种典型的“器”，瓮是一种最简陋低效的汲水工具。桔槔作为农耕时代的典型机器，虽然功效甚高，“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却在此遭到了严厉批判，“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所以老子崇尚复古，“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在农耕文化非常发达的中国，人口过剩常常构成对效率的挤压效应，勤劳比机智更接近于中国美德。“铁棒磨成针”从来都是一种美谈，甚至从未有人对此提出丝毫质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懒惰是比愚蠢更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对比英国18世纪纺织工人的处境，或许人们更有理由重新看待东方“守拙”的智慧。媒介学先驱麦克卢汉感叹道：“技术即机器在全世界传播的程度，是中国圣贤想也想不到的。” 六 正像那些英国老板们所说，机器的发明确实是国家的福音；但另一方面，机器也成为工人们不幸的源泉。在资本的奴役下，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由于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分工，使工人的劳动成为枯燥的机器操作。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都受到彻底地冲击和改造。人类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动摇一步步走向崩溃，人类根本的生存方式完全被改变了。 机器的采用成为工厂主阻止工人反抗和粉碎工人反抗的杀手锏。几乎每一次机器发明和使用都使大批工人失业，从而遭到工人反抗。反过来，每一次工人反抗都促使工厂主采用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把工人彻底变为资本和机器的奴隶，那些旨在减轻人类劳动重担的机器却日益使劳动者陷入贫困和绝望的境地。 1779年，在莱斯特地方的一个工厂里，工人路德一怒之下用铁锤砸碎了机器。这成为反机器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英国政府从1799年就颁布了《禁止结社法》，直到1825年才废止，但即使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英国工人依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化。 1811年，英国爆发席卷全国的反机器运动，诺定昂、兰开夏和约克等数郡，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反机器浪潮中首当其冲，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特别是诺定昂郡的工人运动引起当局极大震动，导致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次年，英国通过更为严厉的保护机器法令，宣称任何破坏机器的行为都将以死刑论处。拜伦勋爵在英国议会抨击该法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812年1月1日，路德派分子们发表了《台机织工宣言》： 根据查理二世颁布的特许状，台机织工有权打碎和破坏用欺诈和作伪的方法假造各种物品的一切台机与蒸汽机，并有权破坏这样制造的任何台机编织物品。 英国政府对工人的镇压在1813年达到顶峰，17名工人被指控为路德分子而被审讯后处死。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下，工人与机器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堂吉诃德式的悲怆结局。这场持续数十年、蔓延到整个西欧新兴工业国家的反机器运动，不仅没有摧毁机器，反而使机器最终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统治者。 应当说，机器并没有统治人类，统治人类的永远只能是人类。机器是人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与其说工人们被机器奴役，不如说是被资本家奴役，因为机器是物而不是人，它只是资本家的财产。 七 历史常常是一种纠正。 相对于拥有财富和权力的资产阶级，一个勤劳而不富有的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种社会主流力量。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发自良心地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 屡战屡败的反机器运动最终使工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对手不是机器，而是机器的主人。经历理性启蒙的工人群体提出一条走出困境的新途径：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没有普选权，便是死路一条”。 181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普选权的游行遭到政府残酷镇压，史称“彼得卢大屠杀”。1836年6月9日，在细木匠威廉洛维特的领导下，伦敦工人协会发布了《人民宪章》：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 洛维特反对暴力革命，工人们“需要的不是枪炮，而是教育”，他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必须说服全体人民用和平方法来争取宪章。”在风起云涌的宪章运动中，《全国请愿书》在签名活动迅速展开。在1839年5月之前，签名人数已超过129万，签名册重达100公斤，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国家的主人。国会以235票对46票否决了请愿书。1846年，废除《谷物法》成了英国实行变革的信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民权利从来不是廉价的施舍品，它上天送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这件礼物需要每个人自己用血去努力争取。和平请愿失败后，流血起义与恐怖镇压一直持续了12年，劳工阶层最终获得了政治话语权，“我们竭尽自由人之义务，就应当享受自由人之权利”。代表他们利益的工党促使英国社会最终摆脱了暴力轮回的囚徒困境。 对话、和解，一个文明理性的新社会制度，使全体民众共同分享了这一机器革命所带来的丰硕果实，而这却是马克思所没有想到的。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挡。占英国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以不屈不挠的决心积极参与到议会民主政治中，1924年，麦克唐纳成为英国第一个工党执政的政府首相。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去世。一年后，恩格斯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写道：“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 1800年时，英国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选举权本质上是一种拥有财富的资格象征，而且仅限于男性；1867年的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15%，而男子普选权要等到1885年；1929年，女权运动推动了妇女选举权进步。 英国以象征公平正义和文明的选举权摆脱了革命和罪恶的历史诅咒。从某种程度上，普选权已经成为民主的代名词。民主的原则是指全体人民，而不是一个统治者或一个权力集团，去决定他们的命运和公共事务。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欧康纳在1838年说：“全民选举权会立刻改变社会的整个特征，把社会从一种充满警觉和怀疑的状态改变为一种充满友爱、互利和普遍信任的状态。”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在几乎所有文明伟大的民主国家里，男人和女人都获得了选举权。这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显著标志。 八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康德认为，虽然工作是使生活得到快乐的最好方法，但每个人都应该是目标而不是工具。事实上，兴起于康德时代的机械工业正是依靠将工人当作工具来提高生产效率的。 资本家对工人生活和健康的责任仅限于支付当天的工资。工厂体系用细致的分工阉割了人的能力，然后用饥饿威胁来维持这种秩序；工人沦为机器体系的一个齿轮或者螺丝钉，工人一旦离开机器，就变得一无是处。机器的发展越来越先进，工人只是机器的服务员。 反机器运动最后演变为风起云涌的罢工潮；但吊诡的是，罢工对生产的帮助远远大于罢工的损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罢工推动了机器的发展。“除非迫于罢工的压力，制造商一般不会主动采用最具有潜力的、自动化的工具和机器。自动走锭精纺机、梳毛机、龙门刨床、插床、纳思密斯的蒸汽锤等无不如此，概莫能外。” 从更大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反机器反奴役的人文思潮。卢梭宣扬农民的自由智慧与朴素健康的田园生活；勇敢的新教分子从机器时代的欧洲涌向蛮荒时代的美洲，刀耕火种，砍柴牧马读书。 一个世纪之后，机器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土地，一个叫梭罗的青年逃到了瓦尔登湖，他在那里居住了二年零二个月又二天，劳动、思考、晒太阳。“许多人钓了一辈子的鱼，却不知道他们钓鱼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鱼。”梭罗在尝试一种简单的没有机器的新生活方式。他相信自己既不懒惰也不任性，应当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谋生，比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种植、测量，或是其它短期工作，而不必忍受长期枯燥的机器奴役。梭罗认为，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因为他需要的并不多。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劳动，以供养自己的生活，然后留下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读书、思考、旅行、享受自然。 梭罗指出，机器正在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否得了咳喘，并未用它交流人类的思想；我们建成了铁路，却坐着它去城里消磨时光。”梭罗在少年时就曾说，他要将圣经中关于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教义，改为工作一天休息六天。他在瓦尔登湖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仅花了28美元就建起栖身的小木屋；花27美分就足以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只须工作6个星期就足以维持一年这样简朴的生活；一年中他可以用46个星期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梭罗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如同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他以《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提醒人们警惕国家主义的扩张和政府权力的机器化，“当镇压和抢劫成为它的内容时，我说，让我们再也不要这样的机器了”。 在这场人与机器的战争中，革命家付诸于暴力，思想家成为隐士，艺术家则掀起一场艺术复古运动。工业化机器产品的粗制滥造引发了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激烈批判。一大批艺术家和思想家以一种天然的道德力量和想象美学来抗衡当时的机器物质社会。 然而，历史是吊诡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工艺美术运动完全被资本主义“商业暴虐机器”所吞噬，最终衍变为一种庸俗的商业流行文化，从此风靡整个世界，将人类带入一个娱乐至死时代。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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