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抗洪救灾能力比文学水平还高？

　　说起古代的抗洪英雄，首先会想起大名鼎鼎的大禹和西门豹。想当初黄河下游山洪泛滥、暴雨成灾，大禹带领抗洪大军抗击洪水，他由过去以堵为主改为疏导为主，积极疏通山上积水流向平原，既减少洪水之灾又发展农业生产。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战天斗地大公无私的精神感人肺腑有口皆碑，他后来继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和夏朝的开创者，也是众望所归。战国时魏国著名政治家西门豹任邺（今河北临漳）令时，积极治理漳河，严惩“三老”、“廷椽”及“豪长者”，废除河伯娶妻之陋习，开凿水渠、引漳水入农田，功绩显赫流芳百世。
　　古代生存条件远不如今，治理水患乃各级官员面临的大事。古代文人从政者众，抗洪英雄中自然不乏文坛名流了。唐朝大文豪韩愈就是一位抗洪功臣。唐元和十四年(819)，皇帝宪宗迎佛骨入大内，韩愈直言不讳上奏《论佛骨表》力谏，惹宪宗“龙颜大怒”，一纸诏书将韩愈贬到数千里外的广东潮州为刺史。韩愈虽对此耿耿于怀，上任后对当地的抗洪抢险却一马当先亲历亲为。初到潮州，正逢大雨成灾、洪水肆虐，四周农田沦为泽国。韩愈亲自冒雨出城勘察，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顿感如不挡住山洪百姓受灾将更惨重。于是下令全城总动员筑堤防洪根治水患。身为父母官，韩愈骑着马在城北上上下下蹚水做记号，吩咐随在做有记号之处，都插上竹竿，标明堤线，要求大家按竿标筑堤。百姓闻讯前来，但见城北俨然变成一座“竹竿山”，于是群情激昂抢修堤坝，很快堵住了汹涌的洪水。从此潮州再也不患水灾，百姓纷纷传颂，“韩文公走马牵山”的佳话也不胫而走，潮州“竹竿山”之名即由此而来。

　　

白居易

         唐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见美丽的西湖夏天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就亲自察看地形了解民情，下令沿湖修建堤坝水闸、拦洪蓄水，消除杭城水患之忧，还解决数十万亩农田灌溉之需。百姓感恩戴德，誉此为“白公堤”。三年后白居易离杭州赴洛阳履新，写下“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诗句。无独有偶，大文豪苏轼任杭州太守时也在西湖旁完成一项重大水利工程——拦洪长堤——“苏堤”。提起苏东坡，其抗洪功绩又何止“苏堤”一处？他每到一地任职，都将防汛视为重头戏。位于徐州的黄楼，便是他主政徐州留下的抗洪标志。雄伟的黄楼于神宗元年（1078）二月动工，历时半年竣工。黄楼高10丈，阻挡了滚滚而来的泗水（古黄河），使徐州高枕无忧。当年九九重阳节举行黄楼竣工庆典时，全城万人空巷，东坡即兴赋长诗《九日黄楼作》以记，诗云：“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朝来白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千年过去，如今黄楼犹在，楼上那幅“碧水柔波不尽黎民厚意，黄楼明月长留太守清风”的诗联，抒发着徐州人民对苏轼的景仰之情。
　　官至宰相的大文人王安石，抗洪救灾的政绩也很显赫。宋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出任浙江宁波（鄞县）知县，做了许多造福民生的好事、实事，他更亲自率领一支由县吏组成的水利考察队，深入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及育王山、东海滨和桃源、青道、万灵等乡镇，详细了解水患及根治的方法。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王安石调集人力物力“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对宁波的江河湖海进行固塘筑坝，既达到拦洪蓄水、灌溉农田之目的，又使之成为兼备养殖、供水和观赏休闲的优美水域，让宁波居民免受水患之虞、享受水利之福。千百年来，宁波（鄞县）人民对王安石念念不忘，为他修建了“重恩祠”、“经纶阁”、“王荆公祠”等，今天在宁波东钱湖，还保留着王安石庙，现已更名为王安石纪念馆。（文章来源：马承钧）

编辑：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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