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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特别是长期的比较严重的情绪上的冲击与肿瘤发生的关系，中西医学都有共同的认识。虽然至今还不能用动物来模拟人类的沮丧或悲伤等心理状态来证实这种关系，但巴甫洛夫实验室记录了患神经官能症的狗，发生肿瘤的较多。根据调查，大约有70％的肿瘤病人在发病前都有一个长期较严重的情绪冲击状态，其心理特征与自杀者或犯罪者十分相似。当长期比较沉重的精神负担得不到解决时，人的意识管理系统便会产生障碍，而大多数人会在一定部位表现出疾病或病理变化，其中包括出现恶性肿瘤。甚至有人认为，特别类型的心理冲击或情绪可引起一定类型的肿瘤。有人报道，当情绪好转，心理冲击结束，对生活有积极进取乐观的情绪时，癌的生长就会停止，即使患有晚期肿瘤的人亦可以长久存活。 人体免疫系统是机体的护卫军，其功能正常时，能有效的抵抗、消灭入侵的细菌、病毒等，并能消除外来的有毒物质和体内的代谢废物。同时人体的免疫系统对机体的突变细胞有免疫监视功能，据统计，人体共有10～14万亿体细胞，由于各类致癌因素的作用，每天都会有几百万个细胞发生基因突变，有一部分突变细胞将向恶性转化形成肿瘤细胞，而免疫系统就像人体内的“哨兵”，可识别出突变细胞并能将其消灭，从而使恶变的细胞不至于形成恶性肿瘤。正如《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机体的抗肿瘤免疫以细胞免疫为主，参与抗肿瘤免疫的细胞有T淋巴细胞、NK细胞、K细胞和巨噬细胞。机体内免疫监视的功能主要由它们完成。 肿瘤的发生与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有关。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机制非常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免疫系统受到损伤——“哨兵”自身发生了异常，所以无法识别肿瘤细胞，即使能识别，也无力将其杀死；第二，肿瘤细胞非常善于伪装，所以能从“哨兵”眼皮下逃过，“逍遥法外”。 许多先天性或后天性的疾病会造成免疫系统的损伤，人体的胸腺是产生T淋巴细胞的重要器官，在一些患有先天性缺少胸腺疾病的病人中，恶性肿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也有资料表明，原发性免疫缺陷患者的恶性肿瘤发生率为同年龄一般人群的1倍。另外，在一些器官移植的病人中，由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药物，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也非常高。有一个科学家统计了1500名器官移植病人，竟有234人在器官移植后若干年并发恶性肿瘤。艾滋病患者由于细胞免疫功能损伤，所以常常伴发卡波西肉瘤和淋巴瘤。肿瘤病人的化疗和放疗同样也会损伤免疫系统，所以他们的第二原发肿瘤的发生率也很高。 肿瘤细胞的“伪装”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它能改变自身细胞膜上的抗原物质，使免疫细胞无法识别，它还能参与产生一种叫做“封闭因子”的物质，通过与免疫细胞上的免疫部位相结合而将其封闭，就像用烟雾弹蒙住了哨兵的眼睛，从而蒙混过关，另外，有些肿瘤细胞也能分泌一些免疫抑制因子，通过伤害“哨兵”来躲过监视。 健全的免疫系统对于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保证“哨兵”的健康，才能使机体免遭肿瘤细胞的侵害，防止肿瘤的发生。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与众多的环节有关，人类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相信在不久的来，这些疑团将逐渐被揭开，攻克肿瘤这“不治之症”将不再是梦想。 心理活动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可能与以下几个系统有关，即心理因素、社会环境、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以及肿瘤本身，也与这几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任何单独的心理因素的作用都是不确定的。心理损害是影响肿瘤发生与发展有以下几个途径： 能够使个体处于紧张状态，进而产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反应的精神刺激被称为应激性刺激。自从1957年Marsh和Brill发现应激性刺激可提高小鼠对单纯疱疹病毒的易感性以来，大量的动物实验均已证实，应激性刺激对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调节作用，而免疫失调则是肿瘤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 1974年Ader运用传统的条件反射原理做了如下研究：给兔喂糖精水后注射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使之产生恶心，并观察其T淋巴细胞下降的情况。正常情况下，一次注射足以使兔将糖精水和恶心建立起联系后回避糖精水；而在以后的实验中，在只喂糖精水而不注射环磷酰胺的情况下，同样降低了兔体内T淋巴细胞的含量。Ader的实验表明，心理应激活动与机体的淋巴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免疫系统受大脑高级神经系统的调节和调控，同时免疫系统对高级神经系统也存在着反馈机制，它们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 当机体受到外界有害刺激或损伤以后，开始是交感神经兴奋与肾上腺髓质分泌肾上腺素，紧接着就是丘脑下部—腺体下部—肾上腺皮质系统反应，机体内部的代谢与功能，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取得平衡与适应。这是机体应答各种危害的非特异性反应。应激反应是指开始的警觉与以后的抵抗状态。如果这种应激状态持续过久，就进入衰竭期，在机体的内部引起内环境的失衡，使各系统或脏器功能发生混乱，产生相应的病症。强烈的情绪刺激或社会心理损伤与机体的损伤一样都是有害刺激，只要达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引起应激反应。 应激反应主要是肾上腺皮质固醇类激素的分泌，醛固酮促进肾脏钠的重吸收，其他都促进糖原异生。肿瘤细胞能量来源主要依靠糖酵解，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是很有利的，肾上腺皮质功能长期亢进可引起胸腺与淋巴组织萎缩及外周血中淋巴细胞减少，使免疫功能减退，有利于癌细胞的生长扩散。应激衰竭期还会引起胃肠道溃疡及全身退行性变，这正是癌前期常见的组织病理变化。因此，长期社会心理损伤引起的应激衰竭状态为肿瘤细胞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与环境。 紧张能增加人体对癌症的易感性。虽然很多人在生活中体验过紧张。但是，患病与否，主要取决于对紧张的认识和反应方式。当紧张事件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时，患者控制紧张的能力受到限制，结果可能情绪抑郁、绝望、无助。这就是癌症确诊的全部感受。 大脑皮层边缘系统是机体自我保持活动系统的中枢整个部位。边缘系统记载着紧张事件与效应，以及所有情绪与躯体的感觉。边缘系统的下行传导主要是通过下丘脑。下丘脑将边缘系统输入的信息传凝（删除这个字）递给两个区域：一是下丘脑中情绪紧张的敏感区域，它参与控制免疫系统。二是下丘脑垂体活动的控制区域．通过对激素的调节作用．控制整个机体的活动。 研究证实，人受到紧张刺激后，这个信息马上传给大脑层，最高“司令部”——大脑马上通过神经递质发挥作用。例如，中枢儿茶酚胺浓度升高，皮质下中枢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5一羟色胺、乙酰胆碱等浓度改变，随之内分泌功能改变，引起体内激素水平波动，对心理状态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两种因素的持久作用，严重破坏了内环境的平衡，使机体更难抵御外环境的各种不良刺激。假如各种刺激反复持续作用于机体，机体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而缺乏必要的松弛，各种递质、代谢产物在体内积聚，得不到排泄，这些代谢产物作为新的内在刺激物，对正常组织细胞的突变和癌的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免疫系统是人体自然防御机制，破坏和吞噬各种癌细胞是它的任务。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任何人体内都常常会出现癌细胞，所以在免疫系统受到破坏时．癌细胞就生长繁殖了，这是较为复杂的过程。事实证明，在对紧张做出反应的同时，下丘脑激发了垂体，以同样的方式，垂体又激发身体的内分泌系统，改变体内激素分泌的平衡状态，这个变化极为重要。大量研究资料证明：肾上腺素的分泌紊乱会导致身体对致癌物质产生极大易感性。激素分泌失调的结果，使变异细胞产生加快．同时使免疫系统吞噬变异能力减弱。 由于情绪应激状态可致糖皮质激素的升高，糖皮质激素的升高可以抑制骨髓T细胞的发育及变化，从而抑制抗体的合成，影响B淋巴细胞的功能，并对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乃至整个巨噬细胞功能及消化处理肿瘤功能造成损害。对特异性免疫系统，如胸腺功能也有抑制作用，影响T淋巴细胞的再循环，促进退行性改变，从而影响细胞免疫功能。由于情绪紧张或不良刺激，可以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如果特异性免疫、非特异性免疫、免疫监视等功能发生障碍，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并消灭发生突变的细胞株而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瓦纳姆·赖利(Vernom Riley)等以小鼠实验观察忧虑、紧张对肿瘤生长的促进作用，轻度的紧张首先引起血浆内皮质甾酮的增多，继之T细胞减少，胸腺退化，其他参与免疫效应的淋巴器官的重量减轻，紧张的小鼠皮下接种6C3HEP淋巴肉瘤，紧张对接种的成功率及肿瘤的生长速度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Anderson等对116名乳腺癌术后的患者在辅助化疗前进行应激状态问卷评估，并测定血中NK 细胞和T 细胞之水平，结果发现，应激水平与NK细胞数量成反比，应激还降低了NK产生INF—r的能力，并且使外周淋巴因子刺激产生的凝血素和结合T细胞受体的单克隆抗体水平均降低。还有人发现，应激能降低脾（删除）淋巴细胞转变为抗肿瘤细胞毒T 淋巴细胞(CTI ) 的能力。VanderE对轻度应激对乳腺癌患者的影响作了研究，他们以腋窝淋巴结活检确诊，并且将服他莫昔芬的23名乳腺癌患者作为实验组，对照组为年龄相匹配的15名健康妇女，两组同时接受轻度的急性应激反应，结果发现，两组均有CD 56 (NK 细胞)、CDl9 (B 细胞)、CD3、CD4、CD8的变化，且CD8和NK细胞变化显著，CD4和CD19(B细胞)次之，两组的免疫成分没有本质区别，但是癌症组的变化比正常组迟缓，NK细胞活性延迟。Kanno等对不同年龄的肺部转移性B1 黑色素瘤细胞的老鼠受应激(整夜限制活动)后发现，脾脏中T细胞数目和增生活性在老年鼠中明显降低，在青年鼠中则暂时降低，并且很快恢复。应激前青、老年鼠脾脏中的NK细胞没有数量差别，在应激后的老年鼠脾内数量显著降低，NK活性在整个实验中比青年鼠低。说明同样的应激对老年鼠会带来更严重的细胞免疫损伤。 应激失调与DNA修复关系的最新研究显示，在面对x线情况下，情绪失调者修复被损坏细胞DNA的能力比健康人低，而抑郁程度重的患者比抑郁程度轻者更低。应激通过改变DNA的修复，对肿瘤基因有直接的作用，同时由于不能及时清除结构较差或发生变异的细胞，对肿瘤基因又起间接的作用。 持续的心理紧张，是癌症产生的温床。由于机体抵抗力降到最低程度，变异细胞得以迅速发展，而细胞的DNA修复能力下降，不能及时修复变异的DNA基因，癌症便产生了。传统理论认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是应激引起免疫抑制作用的机制，而应激引起的血液中糖皮质激素的升高则是其免疫抑制作用的重要调节介质 。但是近来人们发现，应激的免疫作用机制极其复杂，除了HPA轴外，还涉及交感神经系统以及各种肽类物质和细胞因子的活性。Keller等证实，应激能引起双侧肾上腺切除动物的体外淋巴细胞有丝分裂原反应降低 。Lvsle等也发现，用电击装置诱发的心理应激可降低动物的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的活性及有丝分裂原反应 。这些都说明了应激的免疫作用机制并不是单纯的HPA理论。 大脑通过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来调节内脏的运动、分泌功能，以及细胞代谢。我们可以见到，当一个人焦虑、压抑、愤怒时，心率加快、面部潮红，或面色苍白、呼吸加快、血压增高，严重抑郁时心悸、胃肠蠕动变慢、腺体分泌减少，以致便秘、消化不良，四肢末端血管收缩。如果这些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过于强烈、持久，便可造成多种躯体器官器质性的损伤，引起脏器功能紊乱。有人在神经功能紊乱的动物身上发现，实验性肿瘤不但发生早和多，而且生长得快。对人来说，情绪的反应导致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与切断狗或大鼠的迷走神经有类似之处，抑制了胃液分泌与延长了胃排空时间，促进N—甲基硝基亚硝呱或甲基胆蒽等诱发胃腺癌。与肿瘤发生有关的社会心理损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1．有一定的强度：情绪上的冲击，如悲伤，孤独，无助感，绝望，抑郁，焦虑，恐惧，愤怒，道德折磨等都必须达到强烈的程度，以致扰乱了原有的个性与性格。 2．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心理上的冲击即使很强烈，如果很快消失和得到平衡，～般不至于引起肿瘤的发生，至少要持续15天以上，或数月甚至数年。 3．有迷缠性：在生活中一直受到某种问题的迷缠，整天广泛地、压倒一切地将其凌驾于其他问题之上，以致常为此噩梦不断，惊醒数次。 应指出，社会心理损伤不是引起肿瘤的直接原因，这只是对易感性的影响。有社会心理损伤不一定都会发生肿瘤，而且肿瘤的发生还要经过一定的潜伏期。在同样的致癌物质作用下，心理状态不良者，比较容易出现肿瘤。当病人知道自己患肿瘤后，会出现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又成为新的心理冲击，从惊恐，怀疑，拼搏到消沉，又反过来促进肿瘤的发展，影响治疗的整体效果。所以，对肿瘤病人的关怀，医护人员的言行十分重要。 三、内分泌体液系统对肿瘤发生的影响 机体除了通过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还能通过内分泌系统的促进性与反馈抑制性调节，来保证与外界环境的平衡，这种平衡为人类提供了最佳的生理状态，使生命获得正常运行。这与中医理论中的阴阳法则是一致的。阴阳法则指出，阴阳之间除了分离、排斥和斗争的一面，还有相互联系和结合统一的一面。阴阳偏盛和偏衰既是病症的病源，也是疾病的表现，从内分泌系统与肿瘤发生的关系中，我们对此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内分泌系统在保证机体与外界环境的适应、调整机体内部各器官组织之间的协调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机体的内分泌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在神经系统的调节下按下丘脑—垂体—靶器官的关系，精确地相互制约，而且受到营养、饮食等因素的影响。下丘脑作为一级分泌腺体，可以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TRH)、生长抑素(Growth Hormone Release-Inhibiting Hormone，GHRIH)、生长素释放激素(Growth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GHRH)、催乳素释放抑制因子(Prolactin Release—Inhibiting Factor，P1F)、催乳素释放因子(Prolactin—Releasing Factor，PRF)等激素。促卵胞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释放激素、生长抑素、促肾上腺激素释放激素等通过垂体门脉系统到达腺垂体，以及内分泌腺体可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甲状腺素、卵胞刺激素、黄体生成素等作用到三级分泌腺体，另外，腺垂体还分泌生长激素及催乳素直接作用到组织，三级分泌腺通过分泌激素作用到相应靶组织而起作用。当然，三级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量对腺垂体有反馈抑制效应，以保证激素分泌稳定在一定的生理水平。但是催乳素与生长激素无反馈作用。内分泌腺对肿瘤发生有多方面的影响，二级分泌腺与三级分泌腺之问存在着促进与反馈抑制的动态平衡关系，如果这种平衡失调，内分泌系统本身就可以发生肿瘤，激素分泌过多，可以使有关的靶组织增生，发育，成熟，使细胞增殖失去抑制而发生肿瘤。激素不仅与肿瘤的发生即癌变过程有关，亦直接影响着癌细胞的增殖。不同的激素对不同的瘤细胞起着促进和抑制作用。有些肿瘤的生长更是需要某些特定的激素的支持。例如，在用化学致癌物质诱发乳癌或肝癌的实验中，如果摘去受试动物的甲状腺或垂体就可以抑制肿瘤生长，反之动物预先用甲状腺素处理，再接种肿瘤细胞，移植瘤的生长与扩散比对照组又快又多。在卵巢摘除及肾上腺摘除以后，降低了雌激素的产生，肿瘤生长就缓慢，同理用药物他莫昔芬来竞争雌激素受体也可抑制乳癌的生长。 1．生活变故：生活变故是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应激源，流行病学研究指出，生活变故引起的精神压力和高度的情绪应激与肿瘤的发病率增高有一定的关系。塞缪普证实，将实验动物置于环境紧张中，其癌症的发展速度较正常环境下的动物快得多。1955年特克维奇也证实，紧张环境可以激发肿瘤的发生和发展，1969年佛里德曼在研究中曾指出，带有心理性质的环境因素可以改变身体对于传染病和肿瘤的抵抗力。浙江医科大学姜乾金等通过临床对照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癌症病人发病中，家庭不幸事件、工作学习紧张过度、人际关系不协调等生活事项有重要意义。华西医科大学许明定等，对1985年4月至1986年4月经肿瘤科医生严格按临床症状和病理确诊的95例乳腺癌患者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患者具有特定的生活事件遭遇，自我调节能力较低。癌症的研究表明，患者发病前0．5～8年内往往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的打击，最有致病性的生活变故事件是一级亲属的失去，如配偶、父母或子女死亡。寡妇的肿瘤发病率最高，说明应激环境能促进肿瘤的生长和扩散。Greer等在对30例乳腺癌妇女的对照研究中发现，癌症发病与刺激性的事件有明显的联系。1893年，Snow报道在伦敦肿瘤医院的250例子宫癌和乳腺癌患者中，有156例病前有失去亲人等巨大创伤性事件发生。国内也有报道，癌症患者病前经历了负性的生活事件的占81．2％，且与对照组差异显著，根据恶性肿瘤细胞增殖的周期，一般认为从原癌细胞恶变到临床诊出需要5年左右，这项调查的是癌症患者确诊癌症的8年前所经受的生活事件，表明癌症患者在确诊癌症至8年前即已遭受生活事件的应激。著名心理学家Laiarus等认为，对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良的生活事件使个体产生消极的心理评价并处于应激，继而产生抑郁、悲伤、焦虑、愤怒等负性的情绪，过度或者持久的应激会导致机体内环境的失衡，影响免疫功能，特别是对在肿瘤监视和杀伤中起关键作用的NK细胞功能的影响较大。 2．个性及行为：1976年美国一些学者把182名被试者按个性特征分为A、B、c三类，随访观察16年，结果发现具有c类个性特征者(内向性格，性格怪僻，表面上小心翼翼，时而冲动，虽多愁善感但才华横溢，有时要求目标很高，有时要求很低)患病率较高，且肿瘤患者多。肿瘤病人多沉默寡言，有的在长期孤独、矛盾、失望、压抑的情景下，表现焦虑、抑郁。学者基森指出，肺癌病人多数克制情绪的发泄。学者福克斯指出，由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测出的否认、压抑、绝望、疏远、早年失去母爱等与肿瘤的发生有关。我国学者的研究证明，①多疑善感，情绪抑郁者；②易躁易怒、忍耐力差者；③沉默寡言、对事物态度冷漠者；④性格孤僻、脾气古怪者，易患癌症。经过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努力，可以潜移默化的使性格改变，减少癌症的发生。 3．情绪：公元2世纪时，物理学家董仑就发现情绪愉快的妇女患癌症的几率要比情绪抑郁的妇女少得多。奈恩在《乳癌》专著中指出，情绪因素影响肿瘤生长。他举了一个患者为例，患者发病时恰好由于丈夫的死亡而受到刺激，此后肿瘤越长越大，不久患者便去世了。佩吉特的著作《外科病理学》中指出，生性抑郁在癌症的发病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深深的忧虑，久久未能实现的愿望，以及失望产生的精神压抑是有利肿瘤生长的重要因素。蔡森于20世纪50年代综述1902～1957年的75篇有关文献后认为，抑郁失望和难以解脱的悲哀是促发肿瘤的因素之一。据统计，山西省肿瘤患者中56．5％有忧虑、急躁等消极情绪因素；河北省性格急躁者占69％；山东省统计个性暴躁者占64．7％；发病前半年有重大精神刺激占52％。动物实验也证实紧张和焦虑等不良情绪是促使动物发生肿瘤的重要因素。 现代研究发现，大脑的额叶、海马、中缝核、蓝斑核控制着人的能动性、认知性、记忆力、注意力、情绪等，同时也影响着人体器官细胞的新陈代谢和各自的特殊功能。 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具有不同的认知方法，不同的性格，从而产生出对待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不同的情绪、意志和处理方法，产生各异的后果。 一个健康的人体“司令部”——大脑。能够统帅全身以积极活跃的方式抵御自然界中有毒有害物质(如致病菌、病毒、物理、化学污染)对人体的损害，或将这种损害造成的人体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产生新的抗体，锻炼细胞和体液的免疫力，延缓人的自然衰老；并以积极的认知态度正确的对待社会，乐观的应对各种困难、挫折、失败，充分享受人生，永不言败。 为了战胜癌症，在全国许多地方，如上海、北京成立了抗癌俱乐部，许多癌症患者除了药物治疗，还组织在一起唱歌、跳舞，练太极拳、太极剑，欢乐人生，他们不但没有被癌症吓倒，还充分享受人生快乐，因而他们的生命延长5年、10年，甚至完全康复。我们还遇到一位老体育教授，他患了早期肺癌，且经气管镜取活检证实为癌变组织细胞，他没有悲观害怕，每天继续练太极拳、太极剑，积极有规律的生活，锻炼身体，合理饮食，一年后不但没有出现生命危机，拍片显示癌块消失了。人体有细胞免疫系统，如巨噬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有体液免疫系统如各种抗体、免疫球蛋白等，这两类免疫系统在大脑的统一指挥控制下，发挥免疫功能，抵御和消灭了癌细胞和各种细菌、病毒的侵害。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指出：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只要我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并配合外来的药物合理治疗，许多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因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而长寿的例子太多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后在台湾被关押数十年，但他以豁然的宽阔胸怀泰然处之，长寿达100多岁高龄。著名的社会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他坚持真理，心怀坦荡也长寿达100多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始人邓小平虽在文革中遭受“三起、三落”不改初衷，胸怀大志，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严峻考验，得以长寿。纵观历史，因种种原因心理承受能力差、意志薄弱而早亡者也不计其数，“三国演义”中蜀国丞相诸葛亮3次就把年轻气盛、心胸狭窄的吴国大都督周瑜给气死了，演义了“三气周瑜”的典故，“岳飞传”中记载的金国元帅金兀术也是因战败而气死。平民百姓之问、夫妻之间因矛盾到医院就诊所谓“梅核气”者笔者曾统计过300多例，有的花费数千元，数万元诊断不出器质性病变，他们因生气吵架而胸闷憋气，吞咽困难，用各种办法如食管钡餐透视，喉镜，甚至CT也查不到病因，但其中有一部分数月、数年之后按照由“量变到质变，由精神到物质，由虚到实”的规律发生了癌变，最终患上了食管癌或喉癌。 基础医学研究证实，因发怒、生气，一次所产生的自由基、5—HT、组胺、乳酸等有毒有害物质，5～10天内难以完全排出体外，因而大大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损害了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使许多疾病甚至癌症乘虚而人，正像我国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外患无穷，铸成中华百年屈辱史。有人把体内因生气，激动，不愉快而产生的有害物质，比成一台超载的汽车上坡时加大马力所产生的滚滚浓烟，污染和伤害着我们的机体。因此，我们主张与癌魔、与疾病作斗争中应笑口常开，革命者曾说，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我的笑声中动摇，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曾说：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战胜癌魔，也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有部分患者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首先是精神崩溃，本来能正常生活，也躺倒起不来了，不吃不喝，结果是被癌魔吓死，饿死。 我们说抗癌的司令部就在你自己的大脑中，抗癌的战斗力和主战场就在你自己的体内，面对癌魔就像对待自然界和社会上人们遭遇的一切困难和挫折一样，要正确认识，决不畏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癌魔空间中一切有利的力量集中起来，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癌围而歼之，同时求助于医学中最佳的治癌方案，最终战而胜之。
摘自于保法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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