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上海书展现场，文学类书籍苏童的《黄雀记》颇受读者喜爱，图片源自网络。）
《黄雀记》依旧是苏童及其读者熟悉的香椿街上的残酷故事，只是相比苏童过往的那些中短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黄雀记》显得有点过于舒张和粗陋，少了作家一贯擅长的那种精雕细琢和韵味。
以三个青年人为主人公，为了凑成极端的故事，而不得不令三人都有一点执拗和传奇色彩，他们的形象不同于其他配角的平常脸，而是三人都有着一副可被塑造、可被端详的复杂纹皱。“保润”像木头一样，一根筋，精通绳子的捆绑技术，对父母略显叛逆，对周围人缺乏基本交际能力，因遭陷害而蹲了监狱，“保润”既是故事的主宰者、受害者，也是对变化时代最无能的一种代表，不是他懦弱，而是时代的挤压使其成为了一个被抛弃的人；另一个男主人公“柳生”，外表英俊，精确计算商机和人际，小伎俩既帮过他，也害过他，某种意义上，“柳生”才是这个时代如鱼得水的人，混得开、放得开，人人都是需要一个“柳生”来让自己的生活高速运转，最后死于“保润”的刀下，三刀令其毙命，甚至作家没有对其死亡给予交代，也足够悲惨和离奇了；最后一个主人公是个“仙女”，“仙女”蜕变成“白小姐”之后，便代表着社会最底层的智慧，用玲珑的身体成就自己的欲望，她被强奸，但又同时作恶陷害他人，此后从歌女、小姐一路杀向台湾的二奶，因孕回归人间，她既是残酷的见证者，也是一场场悲剧的当事人。
三个鲜明人物的组合，也构成了经典叙事的必要元素，即呆、灵、轻，变成了一种对社会环境的认同。呆，是一种迟钝，但却不是完全的退让，呆带来的慢也许是一种酝酿的过程；灵，是我们这个混淆视听时代里混得开的一种人，他们精通和擅长的是与人打交道，在混乱中稳准狠地找到活路和利益，但终究只是一种底层的小聪明，大灾大难来临之时，受创最重的也许正是这些平时头脑灵活的人；轻，则是一种轻贱和怠慢，对于物质的欲望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满足欲念，但又不全是依仗其优势，还有对方看中的正是他们身上的轻浮和廉价感，用一种花得起的价钱换回了自己/主人想要的东西。
这一切并非对与错可以涵盖的，他们都是存在的，甚至于时代来说，恰又是必须以此面貌存在的。换句话说，在作家眼里，这三种人意味着全社会，他们既是支撑起这个日趋败坏的社会的栋梁，也是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沦为底层的分母和蚍蜉蝼蚁。
“柳生”代表的灵，在最后的结局里被“保润”代表的呆，三刀结束了性命，这看似荒诞和偶然的一幕，其实蕴含了小说整体所一直包裹的那段强奸和栽赃的旧事。“保润”的酒意，掺杂了无可抵消的恨意，用一种“民用暴力”的方式完成了别人不可能给予他的救赎。
而“民用暴力”的崛起恰好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不久前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剧本奖的贾樟柯新片《天注定》，就是一个与“民用暴力”的产生和使用有关的作品，在一个底层没有疏解和散发不安、不公的环境里，暴力这种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手段，就会被提上日程。倘若我们再将之看成是“最后”的手段，一股悲哀又难免油然而生。所谓暴力手段来解决身外不可动摇的困境，这甚至是人类的一种与吞咽、吸允等天性一样的动作，它既非正确，也不是理性下的产物，甚至不会是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最佳方案，但却有可能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也就是说，苟活和自毁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多么宏大的沟壑。
只是作家苏童选择了这样一种“民用暴力”的方式来结束小说，但却未能给出这种方式的思考和更深层次的探讨。这又不得不成为阅读《黄雀记》后的一大失望，产生一种糟蹋了好选题的遗憾感，对于读者来说失望也就在所难免。
故事的结尾处，一个小标题为“突围”，“仙女”在死者“柳生”家属的悲愤和围观群众的亢奋中奋力突围，她看似要完成一次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自我救赎和逃亡，也似在与一种恩怨情仇做一个阶段性的了断。这是一幕称得上是小镇叙事里的经典场景，电影《西西里美丽传说》中的玛莲娜，在勾走了镇上无数男人的魂魄之后，自然遭来的是镇上妇女的群情激奋，当大局变成纳粹溃败后的撤退，群众终于找到了惩罚“婊子”的借口，既然她与纳粹军官睡过，出卖过肉体给敌人，那么广场上的群殴就变成了令美丽玛莲娜精神升华的一次行为。而“仙女”要逃亡的还不仅仅是一次危险和侮辱，还有她自身的罪与罚，比如那个体内的婴儿，比如她对“保润”的愧疚，比如她此时此刻的包括人财两空的自身处境。
苏童的《黄雀记》虽显露出一副要“突围”的姿态，但事实上效果可能仍不理想，甚至可以直接判定为一次以失败为代价的积极尝试了。作为描写当下社会的长篇小说，在一味体验式介入现实的同时，又摆脱不掉多年前形成的小清新文艺口味。而最为考量作家力道的——对现实是否形成了有效的介入、是否贡献了有震撼感的揭露和发现、是否有打动人心的文学性描写——诸如此类的标准下，显然这部《黄雀记》还无法承载，最多也就是提出了一个方向，但究其成色质量还难以称之为赏心悦目。
（责任编辑：代金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