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而弃深度成当今阅读趋势？ 图书市场上，纵向“文集”不敌横向“文库” □陈嫣婧 曾几何时，收录某一位作家几乎所有文字的文集，其编辑出版总能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大事件。可惜，如今即便是热门作家的文集也只能摆在特价书店的架子上蒙尘。与此相对的是，将相似图书加以归类编辑而成的“文库”在图书市场上受到追捧。 横向“文库”本应与纵向“文集”形成经纬交错的形势，使读者既能横向地与其他同类读物进行比较阅读，也能纵向地了解某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相辅相成。不过，当图书市场上“文集”远不敌“文库”，长此以往，读者或将形成一种潜在的弊病：只一味求广而弃深度，用知识量取代更深刻的阅读体验。这怕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赶在今年上海书展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他们的“老品牌”：勃朗特三姐妹文集。其实每年书展，除了各种外文小说单行本，几个重量级的出版社总会不约而同地拿出自己精心编选或重版的作家文集，将其视为重头戏。样书寄到我手里，密实丰厚几大本精装，封面设计也十分古朴典雅。除了众所周知的《简·爱》和《呼啸山庄》外，还有夏洛特的《维莱特》、《谢利》以及安妮的《女房客》、《艾格尼丝·格雷》，除历版的文集里有收录外，这些作品的单行本并不多见。爱不释手之际不禁替那些编辑朋友们担心起来，这样好的用纸装帧，收录的作品又十分齐整全面，卖不卖得出去？据我所知，作家作品集或文集，特别是外国文学这块的，近几年来出得越发少了，只有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几个大社还在努力。就这几年，译文的艾略特作品集，菲茨杰拉德文集，谷崎润一郎作品，三岛由纪夫文集，译林的德里罗作品选集，林文月翻译作品集等，虽都是各种精品，但总是叫好不叫座。早些年的海明威，昆德拉等人的集子如今更是只能摆在特价书店的架子上蒙尘，即便村上春树这样热门的作家，译文那个收录很全的版本也大多只能散落在各处低价销售了。 “文集”的最终去向也就是有限的图书馆和更有限的藏书或读书者？ 曾几何时，文集的编撰出版总能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大事件，因其所耗时间之久，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巨大，出版本身便能在无形中树立起文集作者的地位，成为文化市场上的风向标，潜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其中，容量最大的全集往往收录作者几乎所有的文字，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那套18卷的鲁迅全集，销售时还特地做了一个旅行包模样的书袋装书。其次的文集、作品集，虽不如全集那样面面俱到，但大多依照作者的创作年表将大部分作品一一收入，也都是大部头。更精省些的则是就作者写作成就最高或产量最丰的文学体裁来挑选划分，编撰成小说集，散文集等。针对性最强。虽然编撰的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是以作家为本位，这便是文集所以迷人之处。作者与文本的复杂关系，历来文学理论都有研究，总结起来一句话：作者既想在文本中隐藏自己，又更渴望在文本中宣泄自己，剖析自己，表白自己。这种出与入、隐与露的矛盾心态造就了作家与文本之间奇妙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作家文集中更容易显现。很多人，之所以在偶遇了某一部作品后能够执着地寻遍该作家的其他文本，无非是想要窥尽其魅力的全貌，唯恐了漏失了什么留下遗憾，这是光读一个单行本所不能做到的。而此类吸引力越强的作家，往往成就亦越高，所以文集才有如此高的地位，它展现的是最完整最高质量的文学成果，是穿越时代更深地抵达作者灵魂的唯一途径。 但是，因为文集本身收录的作品极多，覆盖的创作年代又很长，也就自然会收入一些并不是那么精彩的作品，有些可能是少作，文笔不够老到，有些可能题材或结构上重复了，这也无可避免。即便作品的水平相当，读者兴趣不同，也各有所爱，往往做不到“博爱”，所以挑三选四是常理。挑拣得多了，慢慢形成规律，那些不够好的也就逐渐被淘汰，最终不再成套，反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倒显得更合时宜。加之如今的生活节奏飞快，在读书上亦如此，能看尽表皮已经不错，要连皮带骨摸得一清二楚，反倒有了浪费时间的嫌疑。所以那些有意识阅读的读者，多少要以博览群书为目标。这“群书”指的自然是不同作家，不同体裁，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作品，涉猎越广，知识量越大，所获谈资越丰富越好。对他们来说，独独盯着一个人的看实在效率不高。这种心态固然可被认为是过于功利了，但即便只是重在感受，纯粹依兴趣随性而读，也大多是管中窥豹的心态，浅尝辄止足够回味即可。能一头钻进去读遍某一作者绝大多数作品的，这种痴爱与执着的程度实在是非常难得，十之一二已足够让人欣喜。而文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人数毕竟少，要读那些深冷古奥的偏僻作品，也大多可在图书馆里找到，没有必要自备一套，所以文集的去向最终也就是有限的图书馆和更有限的藏书或读书者，销量是得不到保障的。 将相似图书进行归类编成的“文库”或者“系列书”，正在图书市场上崛起 针对此类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市场上另一类书正在迅速崛起，且卖得红火。编辑们渐渐找准了读者的心理，将相似的图书进行归类，编成“文库”或者“系列书”。如几个老牌出版社争相推出的文学名著系列，或以平易近人的简装版本低价出售，或赋予华丽的包装供人请进书房。另像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九九读书人的“短经典”，铁葫芦的“中间代”，也都是较成功的例子。系列书的好处是面铺得开，信息量大，善于归类加上打包出售，高效便利，很符合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其实这样的出版方式并非今而有之，早些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主编有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小开本薄薄一册，收录了古今中外名家作品不计其数，价格也十分低廉。但这类“文库”本应与“文集”形成经纬交错的形势，使读者既能横向地与其他同类读物进行比较阅读，也能纵向地读到哪怕了解到某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两种方式相辅相成。读者与书籍的关系，本就如偶遇邂逅一般没有什么定数的，你看上了一本书或一个作家，你可以找同类的读，也可以找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读，这本是读者的自由，依据个人的性格喜好或历来读书的习惯而定。可如今“文库本”，“系列书”这样的出版物形式上更自由，时间上也更从容，既可作为单行本，又可成为套系，且为以后同类作品的出版留下了足够空间，优势十分明显，所以近年来逐渐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表面上，用这种更一目了然，更便捷快速的办法引导读者，是既帮助大家省了选书时间，又扩大了知识面，即便读不完整个系列的书，多了解几个书名、作者名也总能掌握个大概。却不知长此以往将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弊病：只一味求广而弃深度，用知识量取代更深刻的阅读体验。这不但与文学作品本身的“脾性”不符，也限制了读者阅读习惯的多样化。说得好听些，是搞出版的勤快，将书都是先归了细类，唯恐不够细致周到，实际上却是暗中设限诱导，妨碍读者阅读思路的发散。 书虽有定价，但并不只是商品，不能单就买不买来评定它的价值 当然，这绝非任何一家具体出版社的错。编书无论怎样都是辛苦，编辑绞尽脑汁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书选书。只是如今的图书出版业基本都商业化了，经济干预造就过于精细的成本核算。据说现在编辑报选题有的都被要求填写预计的销售量和针对的群体，纯文学作品哪怕单行本都很难在未经成本核算和市场预期的情况下顺利出版，更别说大部头的文集了。如果是外国文学作者，还要加入译者这一成本支出，书译出后却只能进图书馆积灰，光是心理上的落差就很难使人坚持。即便如上海译文这样有历史的大社，手上握有一些版权，但旧版还未销完，新版又要重印，销售问题仍旧是头等大事，权衡之下只能如单行本那样一册一册出，边出边观望算计，走一步算一步的来，实在可悲。我十分赞同作家北村的一句话：“在任何时代，高雅的文学艺术都不会覆盖至所有大众，但这并不意味大众不受她的影响。”文集的出版，在经济上得不到收益本就是正常的，但出版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它长远的影响力却并不能与经济利益等同起来看。出版社对作家文集的编撰出版，应该得到资金上的专门支持，让介译编撰者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才能定下神来悉心打磨。后期的社会宣传，也应区别于普通的单行本，不要着眼于是否卖得出去，而是要使之获得与其自身质量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让民众对它存有敬畏之心。书虽有定价，但并不只是商品，所以也不能单就买不买来评定它的价值。文集的价格昂贵，问津者寡，甚至被束之高阁，这都是自然现象，但这也不能证明它就无法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它本身的厚重，早已使它产生威信，辐射于人心，让人肃然起敬，或顿生仰慕之情，这未尝不是一种更长远的意义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