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也是一部在我的青年时代，曾经给过我震撼的电影。
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很多电影，被很多电影激动过，但要说有震撼的，《死亡诗社》是很少的几部之一。
（资料图：电影《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剧照。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震撼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电影内容渲染的价值观，甚至影片名字。一是观赏的时间段。
本质上，我的出身和读书的经历，与电影里威尔顿预备学校单调凝重固定的风格及其相似。
我出身普通农家，长期受严厉家教，循规蹈矩，做什么都不敢轻举妄动。
上中学上大学乃至毕业选择，虽然偶有溢出父母期待的行动，却均在可控范围之内。最大的轻举妄动，也不过是违背父母老师期待，没上南京大学，而是报考了人民大学。
所以，总体上，我也缺乏更多自我选择的勇气，要么认真学习，要么埋头下田干活，甚至，连颓废的机会都没有，不，我过去生活的词典里没有“颓废”这个词……我的生活中没有遇到基廷老师，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朋友，没有人告诉我青春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青春一旦不再多么遗憾也没有用，而自我阅读中读到的那些，更多的还是偏理性教化的东西……
所以，尽管我看到《死亡诗社》这部影片时，已经大学毕业，但电影里的那些桥段场景，给我这个循规蹈矩者的冲击自然可想而知：比如，死亡诗社的片名，比如让孩子撕掉课本前言站在课桌上即兴讲课的基廷老师，比如黑茫茫的山林里那群年轻而不安的诗人们……
那是青春的骚动的呼应，那是生命和人性中潜藏的力量在呼应，是《死亡诗社》打开了这封闭的幽暗深处的冲动。
更何况，基廷和死亡诗社的孩子们朗朗于口的惠特曼的《草叶集》，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从图书馆借阅过抄录过许多！
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社会的人质。威尔顿学校那些死亡诗社的孩子们曾经也是。
但是，当他们在死亡诗社，在黑暗中吟唱惠特曼的诗歌时，他们的个性开始挣脱历史和社会的绳索锁链，开始从庸众变成一个个鲜活的个人，成为了自己。
即如惠特曼诗歌里所写：
“当我活着时，我要作生命的主宰，而不作它的奴隶。”
大概是在1989年冬天或者1990年春天，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去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的图书阅览室翻东西。在我们边上办公的基础部电教中心的一位老师，张老师（我也差点忘了他的名字，还是学校的旧同事提醒了我）过来找我，很神秘的样子。
“朱学东，过来，我让你看部片子。”
这神秘的架势，就像看禁片一样。
张老师过去的历史我不太了解，但很好艺术电影，家庭条件应该不错。1989年毕业后，我来到印刷学院工作，他的办公室正好在我们附近，知我毕业于人大，经常拉我聊天，倾诉中对许多事情很是愤愤不平，许多与我有同感，按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愤青”一族。
我跟着他去了电教中心的机房，我不是第一次到这里看片了。房间里四周拉上了窗帘，黑乎乎地，屋里已经坐了两三个我相识的同事了。
“新片子啊，国内没有的。”张老师郑重告诉我。
我们看的，是张老师找来的录像带，有些模糊，甚至没有中午字幕！
好在当年大学刚毕业，英语还没有完全扔掉，勉强能知道大概情节。
不过，已经足够震撼了。
我后来在印刷学院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乖张，比如在学校养兔子，出租图书，趿拉着拖鞋在不大的校园里到处溜达，以致传出我上课都穿拖鞋的谣言，让学校领导很头疼，不知道是不是与《死亡诗社》的影响有关。起码，也是在补年轻时没经历过的课吧。
我后来又看过《死亡诗社》，很平静，全没当年般激烈的反应了。
因为，我的青春小鸟早已飞走了。
至于当年的张老师，他比我更早离开了印刷学院，好像听说是去什么艺术类学院了，那时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我再无见过，不知相遇人海中，还能否认出……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