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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岁时听见隔壁书房底老先生交给学生们念诗，我非常地喜欢，现在还记得他所念底“东壁图书府”那一句底音调，谱出来是“东壁图书府”属前四个音符，“书”字音延长两拍，“府”字属于后两个音符，那首五言律诗，并不算高明，调子也不见得优雅，那位老冬烘先生也并不懂诗，只是这种方法，藉着音调帮助学生背诵底方法，确实很可取底。倘若叫一位懂诗而又知音底先生教给学生念诗，或唱诗，我想，学生对于诗底领会更要深刻些了。在西方人所组织的文学会中，诵读及背诵都被看作很好总要底事，并不是没有缘故底。 ——采真《文学底诵读与赏鉴》（载：采真译：《怎样认识西方文学及其他》，朴社1927）
我国文学书籍至为繁杂。有宜于浏览而不必熟读者，如劄记、通考、典志之类。有宜于熟读，决非默诵一过，所能完全领会者，如经、子、四史、专集等是。即以可读之书而论，种类甚多，结构不同，性质亦各有差异；近复有文言、语体之别。是习朗诵法者，于风格之辨别、体裁之区分，皆不能不三致意焉。以组织、格调、节奏、声韵之异，读法亦当分为吟、诵、咏、讲数类。 且吾国文字为单节语，其音读以地域及时代之影响，致使南北有别，古今不同。而历代音韵学家言反切者，标新立异;各不相谋，用字既不画一，而系统亦颇紊乱。四声五声之论，双声叠韵之议，亦纷乱难辨。至于文法之说明、句读之解释、声韵之研究，皆有助于朗诵法之练习，实为吾人所不可忽略者也。 诗词歌曲，声韵和谐，格律严整；而散文之于修辞练句，亦备极精密。吾人读书，于发声出音当力求其准确，行腔使调亦必竭尽圆润之能事，方能尽量体会，传神入妙也。 ……………………………… 尔来一般讲授国文之教师大都偏重于解释、分析，而不注意于吟、诵、咏、讽；但求说明所选诗文中字句之精练、格律之严整、造言若何、创意若何，便自谓研究之能事已尽矣。实则，篇中之抑扬、含蓄、幽默、渊雅处，皆未曾提及；而学者亦无从领悟。盖因诗词文赋莫不有声有色。色可得而讲授；声则非吟、诵、咏、讽，不能领悟。其风度之隽雅、情致之美妙、与夫旨趣之深远，皆非诵之于口，得之于耳，不能传授于心也。 ——黄仲苏：朗诵法（载《华年》，1932年第26期） 在教室内通读，该用宣读法，前面已经说过。讨究完毕以后，学生对于文章的细微曲折之处都弄清楚了，就不妨指名吟诵。或者先由教师吟诵，再令学生仿读。自修的时候，尤其应该吟诵；只要声音低一点，不妨碍他人的自修。原来国文和英文一样，是语文学科，不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须在心与眼之外，加用口与耳才好。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从前人读书，多数不注重内容与理法的讨究，单在吟诵上用工夫，这自然不是好办法。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上比从前注重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工夫太少，多数只是看看而已。这又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 一般的见解，往往以为文言可以吟诵，白话就没有吟诵的必要。这是不对的。只要看戏剧学校与认真演习的话剧团体，他们练习一句台词，不惜反覆订正，再四念诵，就可以知道白话的吟诵也大有讲究。多数学生写的白话为什么看起来还过得去，读起来就少有生气呢？原因就在他们对于白话仅用了心与眼，而没有在口与耳方面多用工夫。多数学生登台演说，为什么有时意思还不错，可是语句往往杂乱无次，语调往往不合要求呢了？原因就在平时对于语言既没有训练，国文课内对于白话又没有好好儿吟诵。所以这里要特别提出，白话是与文言一样需要吟诵的。白话与文言都是语文，要亲切地体会白话与文言的种种方面，都必须花一番工夫去吟诵。 ——叶圣陶：《〈精读指导举隅〉前言》（载叶绍钧，朱自清著《精读指导举隅》. 商务印书馆，1942） 还有一种诵腔，值得提一下。最早提倡读诗会的是已故的朱湘先生，那是民国十五年。他的读诗会只开过一回或者没有开成，作者已经记不起，但作者曾听过他朗读他的《采莲曲》。那是诵，用的是旧戏里的一种“韵白”。他自己说是试验。《采莲曲》本近于歌，似乎是词和小调的混合物，腔调是很轻快的。“韵白”虽然也轻快，可是渗透一种滑稽味，明明和《采莲曲》不能打成一片，所以听起来总不顺耳似的。这种近歌的诗在白话诗里极少，几乎可以算是例外。应该怎样朗读，很不容易定；也许可用吟腔试试。不过象“韵白”这类腔调，如果做滑稽诗或无意义的诗，也可以利用。这类诗其实也是需要的。 ………………………………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有一回清华大学举行诵读会，有吟古文的节目，会后一个高才生表示这节目无意义，他不感觉兴趣。那时是民国二十几年了，距离五四已经十几年了。学校里废了吟这么多年，即使是大学高才生，有了这样成见，也不足怪的。但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古文和旧诗、词等都不是自然的语言，非看不能知道它们的意义，非吟不能体会它们的口气——不象白话诗文有时只听人家读或说就能了解欣赏，用不着看。吟好象电影里的“慢镜头”，将那些不自然的语言的口气慢慢显示出来，让人们好捉摸着。桐城派的因声求气说该就是这个意思。钱基博先生给《朗诵法》作序，论因声求气法最详尽，值得参考。他引姚鼐的话：“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见《尺犊与陈硕士》）。又引曾国藩的话：“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见《家训·字谕纪泽》）。这都是很精当的。现在多数学生不能欣赏古文旧诗、词等，又不能写作文言，不会吟也不屑吟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作者虽不主张学生写作文言，但按课程标准说，多数学生的这两种现象似乎不能不算是教学上的大损失。近年渐渐有人见到这个道理，重新强调吟的重要；如夏丏尊、叶圣陶二先生的《文心》里便有很好的意见——他们提议的一些吟古文的符号也简明切实。作者主张学校里恢复从前范读的办法，吟、读、说并用。 ——朱自清《论朗读》（载叶绍钧、朱自清著：《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 其次我们要问到诵读时要用哪一种节奏好呢？在诗歌方面，我从前在英国尝听英国诗人诵读他自己的作品，音调都极平稳，很少极高极低或极快极慢的变化，其特别着重处，只在协韵的地方。过后，在法国听诗人诵诗也是这样。不过我以为诵读诗歌通常可以用这两种方式：即戏剧式与歌唱式，都是在形式的节奏之中流露语言节奏的读法。至于在散文方面，我以为诵读古文的法子原则上应该与念诗相同，才可抓住原作的气势神韵，无形中得到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文章的空架子。等自己下笔为文时，也就不期而然的有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的气势神韵了。所以从学习和模仿的观点来说，我是主张诵读文言文应注重形式化的节奏。至于语体散文，诵读要依语言的节奏为主。何时参互并用两种节奏，则诵读人应当看文意而定。 ——朱光潜在“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纪录》，载《国文月刊》1947年第53期 从前的文人诵读诗文，实际上是有个腔调的，不过因地、因人、因文互有差异而已。我小时生长在北平，初念国文并没特殊的腔调，如《三字经》《百家姓》以至《论语》都只以语音本调一字一字规规矩矩地念。不过读到《孟子》，如“梁惠王”章，就渐需要腔调，然而字音仍不离语音。入中学后，国文先生是桐城马氏，他念古文很讲究，听起来令人神往。到北大后，才晓得黄季刚先生吟书有自创的特别腔调，当时名之曰“黄调”，至今罗膺中先生和陆颖民先生都仍善效“黄调”；由此也可以知道各人自有其念书的腔调。黄晦闻先生讲诗并不诵读，不能知道他的腔调。碰见佳妙的句子，他只反复念之而已。沈尹默先生亦大致如此。 ——郑天挺在“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纪录》，载《国文月刊》1947年第53期 诵读问题，我个人没有学理可说，只是一点点经验：小时先祖父教念韵文，凡律诗无论五言或七言，遇平声字皆须稍停而延其尾音；古诗在平仄方面都有很白然的节奏，惟碰见意义有停顿处，声音亦不妨稍作停顿。后来学习古文，先祖父亦谓诵读时应当特别注意虚字的神韵。 ——游国恩在“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纪录》，载《国文月刊》1947年第53期 关于“吟诵”，可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广义的吟诵包括“朗吟”（“朗吟”即接近于唱，但似唱而非唱的“半念半吟”）。“朗吟”，要注意节奏和字的声调，但旋律性较差，而是“朗诵”的一个“变种”吧。狭义的吟诵则专指“吟唱”，它不但应严格遵守声调的调值规律，还要切实地注意节奏性与旋律性：除了腔调（音乐主题）应力求优美且具特点外，对声调（字调）、节奏（包括顿歇）、音的连接与联系（过渡）等方面，也应细致处理，并尽可能做到语言与音乐的密切结合。因此，一首比较好的吟诵曲，也是一首带“吟诵”独特风格的优秀声乐作品。 “吟诵”（吟唱），应属于“歌咏”范畴。——“歌咏”派生出“吟咏”（“吟诵”）及（其他的）“歌唱”。——“吟诵”这种独特的声音表现方式，是从民族肥沃的音乐土壤上滋生，而为历史上无数诗人的心血与脑汁培育成的。这些巨匠写出诗作时，几乎同时“放”进了天籁般的音乐性的成份，使得这些诗歌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泯没，却更加显示出不朽的光辉，足以使后人受用无穷。古代的诗人曾多少遍地低回吟咏或高亢吟唱过动人的诗篇哪！可惜那些音响无不随人而灭，没有留传下来。如今除了从老一辈人的吟诵腔调中领略些吉光片羽，并从作为“吟诵”之“旁系血亲”的某些地方戏曲（如昆曲）或说唱音乐（如评弹）中窥见“吟诵”的一些精华之外，只能用我们的创造去发扬光大它了。 总之，“吟诵”本身就是一种很可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然而长期以来它是被疏远了。如何对这种已有的民族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研究，使它能融合新机，别开生面，也能在艺术的百花园里作为一枝“异卉”而开放，与其他“曲种”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也是件有意义的事吧。 ——陈炳铮《谈古典诗歌的吟诵》（载《中国音乐》1981年第3期） ……唐代诗人就有长吟与朗诵之法，二者是写作的基础，只有会诵诗，才能会作诗。杜甫曾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因为曼声长吟，更足以品题诗味。杜甫还有一首《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诵，就是朗诵，朗诵与长吟所表现的音节顿挫，基本相通。经过吟咏或朗诵，会使读者对原诗的体会更加深透。可惜今人多不传了。 不过，正确的读法总会有人爱护，不在中国流传，却在外国流传。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去洛阳接待以吉川幸次郎为首的日本文化访华团（实际是杜诗研究访华团），吉川和他的学生黑川洋一教授都是杜诗专家，各有很多著述。吉川在二十年代就曾在我国北京大学旁听。他曾有诗句说：“读杜五十年，寸心深感铭。平生治文籍，谨守汉典型。”我曾与吉川在龙门大道同车进行中，问他最喜欢杜诗哪一首，他说：“《登高》。”于是我们不谋而合地共同吟咏起来，自首至尾，抑扬顿挫，一个音节也不差，于是“相视而笑”。若说“礼失而求诸野”，看来是有证验的。去年十二月，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组织了一个“诗歌吟唱队”，还曾到湖南岳阳参观访问，他们说：“日本有一千万人喜读唐诗，有三万人会吟咏唐诗。”（见《洞庭湖》第三期文家驹《不薄今人爱古人》）这说明外国人士，珍重我国文学遗产，达到相当高度。我们自己更应如何呢？ 若经深入调查，在我国广大社会中，精于古典诗歌的人，虽说不多，确有人在。据我所知，这些诗人曾写出蕴蓄深沉，古雅绵密的诗篇，也能雕镂文字，玩索典实，务求迂曲其词，隐讳其意，抱着崇高艺术，自吟自咏。如能经过详细解说，改弦更张，还是可以承担古典诗歌指导工作的。我国既有这样“能诗”的老成人存在，就有条件培养出新一代接班人，只有后继有人，古典诗歌的危机自然就消除了。 我们建议，各大学文科古典文学专业课应在讲授文学作品的同时，认真地把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和写作方法，传授给学生，并不要求学生习作，如果有些学生主动写作，教师就应具体指导。教师如有不懂之处，还可以边教边学嘛。至于研究唐宋阶段的研究生，则必须作为一门主课，要求过好写作诗词这一关。要深入指导，加强锻炼。钻研既久，自然胸有成竹。一朝感于客观事物，必将有动于中，内外交会，情思激荡，有如“江河下水”，诗歌即由是而产生。初学写作，一定要经过指点瑕疵、分辨利病、质疑答问的过程，这就有待于良师益友与专家学者的指导了。学问之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在“困学”的基础上，得到启发，才能一日千里，触类旁通，升堂入室。 ——华钟彦《发扬古典诗歌传统 拯救古典诗歌危机》（载《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 我以为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而且重视吟诵的这种古老的传统，并非如一般人观念中所认为的保守和落伍，而是即使就今日西方最新的文学理论来看，也仍是有其重要性的。下面我们就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之传统，及其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关系和在理论方面的重要性，分别略加讨论。 ……………………………… 至于真正想要重振中国诗歌的吟诵之传统，则私意以为最好的方法就是付之实践，也就是从童幼年开始就以吟唱的方式诱导孩子们养成吟诵的爱好和习惯。因为吟诵乃是一种实践的艺术，而不是可以从理性去学习的一种知识。即以我个人为例而言，我虽然在前文中举引了不少有关吟诵时所当掌握的韵律方面的重要法则，但事实上我在幼年学习吟诵的过程中，对于这些法则却原来一无所知。我只是因为常听到我伯父和父亲的吟诵，因此在全然无意于学习的自然熏习中，学会了吟诵。而且事实上他们二人吟诵的声调并不相同，我自己吟诵的声调与他们二人也并不相同，不过我却确实从声音的直感中掌握了韵律的重点，毫不费力地学会了吟诗，而完全未曾假借于任何有关韵律的智性的知识。可见如果从童幼年开始吟诵的训练。乃是全然不会今孩子们感到任何困难的，而经由吟诵所培养出来的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联想与直感之能力，则将使他们无论以后学文或学理，为学与做人各方面都将受用不尽。（据今日“知识生态学”之研究，以为音乐性知识之学习，对儿童身心之成长有密切之关系，不过我对这方面所知不多，不敢妄加征引。）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如何培养孩子们吟诵的师资之问题。如我在前文所言，吟诵既是要由口耳相传的一种艺术，因此最好的学习方式应该就是聆听别人的吟诵。这在今日录音与录像之科技设备已极为普及的现代社会中，应该也并非难事。因为吟诵之传统虽然已经日渐消亡，但是会吟诵的人则毕竟犹有存者，所以如何将他们的吟诵录为音像来加以推广。实在应是想要振兴吟诵之传统的一个十分可行的办法。而且据我所知，大陆及台湾近年来也都已曾录制过一些吟诗的音带，不过这些吟诵的音带，却并未能对重振吟诵之传统一事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那便因为广大的社会人士对于如我们前文所言的吟诵之价值与意义并没有丝毫的认知，因此即使有吟诗的音带出版，也不过是仅在少数对吟诵感兴趣的人之间流传而已，所以私意以为此事还有待于社会上有心人士的加以推广。最近我在8月11日（《世界日报》）的“文化集锦”栏目中，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中华诗词吟诵会在闽南安举行”，报道说这次汇集了大陆各地吟调的人士，将以流动的方式依次在南安、泉州和厦门三市县进行。并且说“中华诗词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瑰宝，而诗词的吟诵艺术又是表现诗词韵致的重要方式”。我衷心希望这一类活动能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心和重视，尤其希望中小学的教师们，或者目前正在师范学校肄业以后将从事中小学教育的青年们，能够首先学会吟诵，如此则自然可以在教学中以口耳相传的吟唱方式，使吟诵的传统能在下一代学童中扎下根来。如果更能像日本的“百人一首”一样，为学童们举办吟诵的竟赛游戏，则吟诵一事便自然能在学童间引起普遍的兴趣。而这种兴趣的养成，我以为无论是对学文或学理的人而言，在以后的学习中都会有相当的助益。以上所言，在今日竞相追逐物欲享受的现代人看来，自不免有不合时宜之讥。不过眼见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之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与意义的人，总不免有一种难言之痛。 ——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台北：《中外文学》21卷11期，1993年4月（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72），又载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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