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火》和《需要时，就给我电话》两本书，加上之前出版的传记《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读后，让我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位作家，或者说我得我为自己的喜欢加上点定语了。我们对作家一贯充满了选择性的阅读和理解，就拿介绍卡佛生平介绍中的一句“妻离子散”来说，为了突出其悲苦，这是一个不错的形容其境遇的词，但与此同时，卡佛也拥有了第二任妻子苔丝，就是卡佛后来每本书都要题献的那个名字——如此,还有你想象的那么凄苦吗？
作品集《火》包括卡佛最重要的随笔《火》、《关于写作》，以及一些诗和几篇恢复原貌的小说。《人都去哪儿了？》1979年发表时没那么“卡佛”，当时的名字叫“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据说这是卡佛不满文学编辑戈登·利世删改的著名一篇。恢复原貌也就是篇幅更长，但就阅读感受来说，不但少了以往我们习惯的卡佛式极简，也缺少了一种冷峻带来的韵味和力量感，拖沓感、冗忙感，而这些又都是背离“极简主义”的。据说“极简主义”给成名后的卡佛带来困扰，他和后来的图书编辑将小说“恢复原貌”，为的就是摆脱这个著名的标签。可我实在搞不懂，这几个字反复怎么看都是卡佛身上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哪里招人烦了呢？
（图注：雷蒙德·卡佛，图片来自网络。）
对比卡佛的几篇经编辑删改和他最后自己恢复的小说，你能看出卡佛从不自信到最终逼近自信的过程。可自信是个什么玩意呢，自信并不代表着你自信的那些东西就是好的啊。所以，阅读这些作品是让我这种卡佛迷充满一种挫败感的阅读。
作品集《需要时，就给我电话》包括卡佛的遗作，即生前未发表的已完成作品，和早期小说及随笔作品。虽然同名小说很好看，保持了卡佛巅峰期的特点和功力，但其他很多作品对于喜欢卡佛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不堪卒读的心情。
似乎可以说卡佛未曾删改的那些小说就如同未经校对处理的草稿，意思可能是对的，但缺少了精致的意味。所以我觉得卡佛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他全部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出版《火》和《需要时，就给我电话》是过于自大和盲目以及失去智慧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基于文学史或者研究者的“材料”，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文学阅读。
如果可以，作为简单的读者我更愿意守着《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和《大教堂》以及卡佛的一些诗，就足够了，不要去看卡佛其他作品，更不用去看其他版本，尽管那是作者觉得更能代表自己的样子，可文学作品的韵味就是在这一点点的恢复中丧失的。你去看看《人都去哪儿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卡佛的随笔里有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自我怜爱和抱怨，包括《火》和《关于写作》这些令卡佛粉丝和批评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无不都流露着过分的矫情。幸好他成功了，否则我们不会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苦逼但却像富二代一般对成功如此迷恋和挥霍的人。读者更愿意跟随卡佛进入他所营造的那种底层生活和被动艰辛的描述中，比如破碎的家庭，繁琐的家务，捉襟见肘的维持生计……但这些其实永远只是真实的一面，只是他只愿意呈现给你看这一面罢了。如今你通过更多的文字，让真实的另外几个面纷纷显露出来。总之，一个作家喜欢念念碎一些自己的办法和经历这没什么错，但作为读者你最好别那么容易就相信这是全部了。
读卡佛晚年（即他生命最后十来年）里的作品，虽不至于不可一世，但也难再见到他此前的那种可爱和仿佛土地里长出来的幽默感了。这让我想起布考斯基晚年在大学里朗诵时的情形。他们相同的是，都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那份成功（甚至那些所谓的荣誉离他们为人类贡献出来的作品还远远不够），不同的是布考斯基无论怎么装模作样都还是个酒鬼、底层的粗鄙之人，他的语气和表情都是基于酒精浸泡后的结果，而卡佛晚年已经是看上去混得不赖的中产阶级。
卡佛那些谨小慎微装出来的态度，真让他的读者难堪，此前喜欢卡佛不就是他从不懂隐藏自己的笨拙和粗糙吗，卡佛在随笔里到处流溢出的精致的繁琐，与他小说中被誉为“极简主义”的风格太相悖了。不过我知道，气味性的东西当然不是我不再无条件喜欢作为作家的卡佛的全部理由，还有他的部分观点，他视自己独特和必须要表达的观点，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种露怯。
卡佛早期那些平庸的小说，以及他在关于文学和写作的随笔中随处流露出的不满和抱怨，当然还有卡佛传记中大量引用他和他家人说过的那些关于创作和家庭生活之矛盾的话，我这次站在了蛋的一边。如果文学活动（不管是伏案创作，还是奔跑在一个又一个文学讲座的会场之间）与家庭生活真的是鸡与蛋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应该选择后者。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卡佛首先应该是一个丈夫和父亲，谈后他才是小说家。为什么先把日子过稳当了再坐到书桌前就让他那么多怨念呢？做一名诚实的父亲并不比成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浅薄。卡佛抱怨过早的家庭生活以及父亲角色，影响了他的创作，甚至这也是他没能写出长篇小说的官方说法，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说他因为创作而大大影响了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付出的那些爱呢？在这两个也是他自己选择的角色上，他亏欠的不少。就历史文本来说，卡佛的那些经典小说和在文学史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如果没有家庭束缚、儿女制约，真不知道那上面还有没有卡佛这个名字。
卡佛的局限也显而易见，比如他对技术有着一种越抵达不了越迷恋的情结，这就像你追不到女孩，越跟你保持距离你就越觉得对方美不胜收。对比卡佛的“写作观”，他的很多尝试都可以称得上是失败的，尤其那些所谓恢复原貌的作品。
小人之心的猜测，当卡佛缺乏自信时，也是出于想让事业摆脱困境，他听信了文学编辑戈登·利什的很多建议，这也是卡佛创作上的巅峰期，但是后来卡佛逐渐成功了，他也就在理念上摆脱了利什的束缚，开始按照自己的路子大胆而自信地走了，这种时候的代表作是《大教堂》和一些将利什删改过恢复原貌的再版小说。
还有对读者来说亲近卡佛的最大噱头：贫穷和朴实，其实也有很大的疑问。但我觉得这些并非写作者的问题，而是作为他的拥趸——我们，以及广大自称爱上卡佛或者随手写出卡佛式句子的记者或者写手们，一再一厢情愿地理解和糟蹋卡佛。如今卡佛的那些诸如“贫穷”、“破产”、“妻离子散”的标签不都是我们理解下的产物吗？
大规模地、形成气候地、起哄跟风地去追捧和热爱卡佛，结局只能是最后恶心到自己和未来可能的那些读者，进而再遭到你们的唾弃。卡佛的本身质量和质地不应该属于那种被广泛热爱的那种作家，卡佛最好的那些小说如果成为广大群众的热议产品，不得不说那也是一种悲哀。
重新审视曾经的这股卡佛热潮，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觉得像卡佛这类作家本来就应该属于小众，而得到的待遇，最妥当的应该是被冷落。作为读者，我只想看看作家是怎么戳穿生活本质的，而不是他成功后的志得意满。我的意思是，像卡佛这种好成这样的作家成为大众家庭生活主流是件很可笑的事。视郭敬明的物欲与卡佛的悲怆为同一种廉价情感，不正是对作家的一种玷污吗？尽管可能作家本人不反对这种玷污。人类社会中的寄居者，热爱卡佛的小说没有问题，但我不觉得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卡佛热潮”这件事是多么值得高兴的，甚至也不幽默和有趣，它只是暴露了人类自身的缺陷。
《火》的原版里曾有一篇《巴黎评论》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卡佛说过——“我终于明白艺术是一个有闲暇和闲钱才能追求的东西，就这么简单。艺术是一种奢侈，它不会改变我和我的生活。我想我终于痛苦地认识到艺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这句话被我曾划上道子，意思是它非常正确，几乎接近真理。但此时看过《火》和《需要时，就给我电话》，我觉得这句话放在卡佛自己身上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穷途末路与功成名就两个人生阶段，创作出来的作品质量差距非常之大，所以，看来艺术有了闲钱也不一定就可以追求并追求得到，有时，她是从相反方向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