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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学说及对日本的影响

 baileej 2013-09-12
宋明两代理学发达,宋代可谓派别林立,而明代则以王阳明的学说独树一帜,完完全全地影响整个明代的学术思想界,甚至日本近代思想界。

    王阳明指出良知即是天理,并提出要「致良知」,充分地突出了个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与价值,确立了道德自觉主体的理论。他认為一个只要能够致良知、尽善行,就算没有高深的学识,财富和地位,也有高尚的价值。这对于儒学平民化產生重大的影响,无论一般读书人或是贩夫走卒都可以研究心学,讨论人性及做人的道理。

    王阳明主张天理及一切道德标准皆存于人心,不用向外求取,只要致良知、凭良知判断社会礼教的对错,若是错的礼教,则不用盲从,而应反对它。这打破了程朱学说的僵化、烦琐,并较易实行,故深受士人欢迎。晚明李贄(卓吾)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类平等,反对传统礼教,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等,都受到王学的影响。清初黄宗羲(梨洲)对君主政体作出深刻的批评(见其《明夷待访录》),他的理论基础源于王学,而非朱学。

    东林党及復社亦皆源于王学。由于理学重视气节,王学又特重知行合一的实践。面对晚明腐败的政局,顾宪成等人组成了东林党,与弄权误国的阉党对抗,引致东林党争。后来又有继东林党而起的復社,仍然继承东林党论政干政的传统,成為明末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

    由于王学重视「致良知」,学习自我反省和顿悟,轻视经典,其末流发展至极端,士子皆以「心即理」為口实,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加上王学末流,只重视个人修养,不顾事功,置国家安危、民生休戚于不顾,无做任何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故国家有危难之时亦一筹莫展!清初大儒便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以挽救王学末流之颓风。

    清初学者黄宗羲评王阳明的学说时,点出王阳明之学的基本精神是:「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建立了一个源自内心良心普照的道德世界,将道德的发源和标准全置于个人的心灵之中,突出个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和价值,成為我国近代个人主义思想的先驱。

    明中叶以降,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大盛,弟子虽不及南宋朱熹之多,然以地域分佈之言,则较朱子更广。阳明讲学于南京、京师、江西与越等地,然弟子来自各方,故其学说流佈于江苏、江西、浙江,以至于中国之南北,极一时之盛。而王门弟子之派别歷来说法不同,主要有以下各派:

王学六派:

    依黄梨洲《明儒学案》,即从地域上分之為六派:
   (一)浙中派,以王畿(龙溪)及钱德洪為代表。
   (二)江右派,江西一带以邹守益(东廓)、罗洪先(念菴)、聂豹(双江)為代表。
   (三)泰州派,以王艮(心斋)為代表。泰州学派日后有顏山农、何心隐之流,随利欲之念而横行无忌。
   (四)楚中派,以耿天臺為代表,自泰州流入。        
   (五)北方派,以王道(字纯甫)為代表。
     (六) 粤闽派,以薛侃為代表。   

 阳明学与日本的联繫,最早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相传,日本禪僧了庵桂悟于正德四年(1510年)奉国王足利义证之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此文载师蛮的《本朝高僧传》、齐藤拙堂的《文话》,在日本学者中影响很大。井上哲次郎说:「桂悟亲与阳明接触,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川田铁弥说:「桂悟惮师,兼传程朱子学、餘姚之学,论知行合一之义,為日本王学倡导之嚆矢」(《日本程朱学的源流》)肯定桂悟為王学在日本之始祖并不确切,因為他回日本时己是87岁高龄。


    一般认為,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他早年学习朱子学,1644年37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后又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藤树先生遗稿》第一册153页)读了阳明全书,他「心似回春」,于是在近江设令其徒皆攻读《阳明全书》,被奉為「近江圣人」。他力求像王龙溪那样把阳明学普及到庶人中去,断言:「心学為由凡夫至圣人之道」(《翁问答》);「行儒道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也。此五等人能明明德,交五伦者谓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择贵贱、贫富。」(《藤村先生精言》)他被称為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祖。


    1650年明儒朱舜水东渡日本讲学,将王学传授给日本人,日本人注重身体力行,成為推动明治维新的力量。

    发展阳明学的是被奉為「泰山北斗」的佐藤一斋(1772-1859年),他在日本朱子学独尊的形势下,他从事教育70年,任儒官19年,听其讲学者常满堂盈庭,开创了幕末王学的先河。他在《言志四录》等著作中大力宣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如说:「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他主张天下财利公有,指出:「财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恶?但自专之,则為取怨之道耳。」这些思想,在广大市民和农民中有广泛的影向,特别是他培养的大批学生中,有很多人成為明治维新的骨干。

    在日本,把阳明学最早付之实践的当推大监中斋(1793-1837年)。他以王阳明「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以為学的。以王阳明為楷模教育生徒,在学堂座右铭以「入吾门学道,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乃纪阳明先生语以揭示」,作為学生守则,要求学生「躬亲学于阳明先生。」(《洗心洞诗文》)1837年,大阪发生大饥饉,他在卖尽藏书以账灾民的同时,又领导了震撼日本近代史的大阪市民和近郊农民的起义。他的言行反映了下层武士、市民和农民的要求,大阪起义成為80年后「米骚动」的先驱。佐藤一斋的高徒,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开学收西方文化之风,為开港倒幕作了准备。他的学生吉田松明(1830-1859年)认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松下学塾,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高杉晋作是倒幕将令,曾作诗盛讚阳明学,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当推伊藤博文。他早年参加尊王壤夷和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时,1868年3月,任政府外国事务局判事;6月,任兵库县知事。1869年,调大藏省工作。1885年12月,任第一任内阁总理,至1888年任枢密院议长。由于其显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对明治维新起了很大作用。总之,明治维新突出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实现出来今天的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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