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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这是不是王阳明的错

 止观观止 2019-04-19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状元出身的魏藻德临危受命,成为内阁首辅,崇祯问他有何对策,一向口若悬河的他选择了闭口不言,崇祯再问,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北京陷落,明朝灭亡,崇祯无可奈何煤山自缢。但是崇祯死不瞑目,恨恨地说,“文臣个个可杀”,又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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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怨言不是没有理由,他换了五十个宰相到底有几个能堪大任。崇祯最敬重的“朕以天下听先生”的周延儒,面对内忧外患却无一字之谋,就知道虚报战功忽悠崇祯。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朝末年,学风空疏,“束书不观,游学无根”,士大夫们醉心于八股时文,一生以刊刻文集,欺世盗名为主。明亡以后,很多大臣士大夫自杀殉国,称之为“甲申殉难”。“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平时不干实事,只能在大难临头用以死报国的方式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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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明朝覆亡的原因进行沉痛的理性反思。他们认为,明中叶以来“阳明学说之风行天下,而蠹坏世道人心, 甚至人人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 空谈心性而不致当世实务, 故导致士林无耻, 以至于社稷丘墟。”

张履祥直接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

陆陇其就认为晚明社会的混乱是由于王阳明的心学邪说。王阳明及他的门徒都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败坏了公德。

刘宗周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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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强烈反对王阳明,认为王学使人任性而废学,对导致明朝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陆子静出而宋亡”,王守仁为“祸烈 于蛇龙猛兽”。

顾炎武则痛斥王阳明学派“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东林学派领袖之一的顾允成就说:'吾叹夫今人之讲学?','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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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朝的第一哲学家,在反对僵化的程朱理学,重视主观能动性,重视个人自主性,提出知行合一,重视教育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确使人们'一时心目俱醒, 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 。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王阳明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带来了不切实际的清谈之风。王阳明死后,王后心学迅速传播,嘉、隆以后,参禅之风弥漫整个学界,'万历世士大夫讲学多类此'。“顿悟”、“渐悟”,要'从心悟入',便可'一了百当';只要'大彻大悟',便可'破千古之疑' 。净心自悟、面壁禅坐成了当时士大夫最流行的生活。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只知谈 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这是不是王阳明的错

空谈性命,不务实学,圣人可以悟出来,国家可不是谈出来的。顾炎武痛心疾首道:'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 谈老庄,今之清淡谈孔孟','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

明朝灭亡有多种原因,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财政困难,后金威胁,党争不断,不能让都王阳明一个人来被这个锅,不能简单说王阳明的心学是亡国之学。但是王阳明的学说思想的确有弊端,晚明的清谈之风很是厉害。王阳明心学传人在后来发展到“束书不观”的地步,也就是拒绝一切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和王阳明内圣外王的统帅之才差之万里。

现在王阳明很热,有人认为阳明心学是“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治疗当今社会癌症的一剂良药”,“21世纪一定是王阳明世纪”。

总有人喜欢把日本证明王阳明心学厉害的证据,说什么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整个近代的崛起是“以阳明心学为奠基的”,“关键只在实行了‘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心学“在别的国度的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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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第一个否认了“明治维新是由阳明学精神主导”这一观点。

1917年开始发表的《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中,孙中山先生这样写道:

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异趣也。

​孙中山说得很明白,日本明治维新和王阳明风马牛不相及,至于那个“一生低首拜阳明”东乡平八郎不过是个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阳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既不是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并非学术思想流派,更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说穿了是几个日本人利用了“阳明”这个名号为自己发动的社会运动取的名字,把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当作了运动的口号使用而已。章太炎和梁启超初到日本被“日本阳明学”给迷惑了,所以才大加赞叹。

蒋介石原名蒋志清,是王阳明的忠实粉丝,他以王阳明的名言“大中至正”,改名为蒋中正。蒋介石讲了一辈子王阳明心学,既没有救中国,也没有救自己,他从来也没有做到过知行合一。对蒋介石而言,王阳明的心学真成了亡国之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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