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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王阳明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因为明清300多年间，全社会知识分子都痴迷于王阳明心学，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却愈加衰落，终至亡国边缘。孙中山认为王阳明心学的流弊是其中一大原因。 他认为整个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振作，其中一个原因是王阳明心学的消极作用，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良知”是人人先天具备，不学而知的本能，自然，不存在“知难”问题。这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注意力转而“致良知”，而消极于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改造，反而废了务实笃行。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驳斥所谓“日本之维新成功是因为日本人学习王阳明心学”的流行观点。认为日本维新成功是因为未知而先行，勇于变革。如果王阳明心学真的有功于日本，那为什么中国人尊崇王阳明300多年，效果却截然相反？ “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阳明之说，殊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孙中山 “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说果有功于日本之维新，则亦必能救中国之积弱，何以中国学者同是尊重阳明，而效果易趣也？”——孙中山 小火锅点评：王阳明确实是少有的人杰，心学思想的理论本身境界极高，在当时是划时代的学说。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观点是真知灼见，并非虚妄。在程朱理学后期变得越来越繁复和陷于穷经皓首而脱离现实的时刻，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击破了这种流弊，让人们得以关注“行”而“知”。 然而孙中山的话也是肺腑真言，因为明清300多年里，心学占据主流思想，但人们并未取王阳明之精华，反堕于糟粕。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但大部分人忙于自认为的“致良知”，这种致良知不在实践活动中来，而在玄谈和静坐中求，以至于沦为清谈和玄学，这样得来的“知”是假知，“行”是妄行，越发脱离现实。明清也有非常多的学者对此加以抨击，所以后期王阳明心学的继承者们也在改变和修正这个体系。 不仅是孙中山，后来伟人也撰写了《实践论》，算是对近300多年的心学历史的一个回应。伟人采纳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以实践为绝对第一性，将认识定义为依赖和从属于实践，并且摒弃了“致良知”，而强调不断地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循序渐进的提高认识的高度，和实践的深度，可见伟人在知行问题上的选择，是对王阳明心学的重大的修正。 其实这也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在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山河残破，百废待兴，需要的恰恰不是心性道德之学，而是笃实建设之学。因此，为什么伟人一生研究传统文化，却在后来提出了反对夫子的口号。也是因为看清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圣贤之学也需要因时而变，即便是正确的学说，用在错误的时代也是错误的结果。伟人的气魄也在此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相信夫子若在世，亦笑然与之共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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