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2009 / 宋代 / 《苏东坡传》书评: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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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书评:一蓑烟雨任平生

2013-09-17  风云际会2...
 
  作者:王根宝
  
  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中国文学史的璀璨星河里,有一颗极其耀眼的星星——他,就是苏东坡。
  
  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载:“二苏(苏轼、苏辙兄弟)赴试,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公偶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于是不试而去者十八九。”
  
  此是稗史,虽不足为信,但也并不为过。苏东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有事实为证,那是时人和后人都钦敬有加的。据载,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在汴京应试,他的光彩夺目的才华深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激赏。欧公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他还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未来的文坛将属于苏轼。
  
  他没有辜负欧老前辈的瞩望,后来,他果然成为继欧公之后的文坛巨擘。苏东坡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里,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超群拔伦的“通才”——
  
  散文,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文章四大家”之一;
  
  诗歌,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
  
  长短句,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派的创始人;
  
  书法,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
  
  绘画,他是以文同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
  
  钟情于姜白石、苏东坡长短句的陈廷焯在他的《白雨斋词话》中曾经说过:“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从他的眼光来看,白石是“仙”,而苏东坡则亦“神”亦“仙”,可见他对苏东坡是青睐有加的。
  
  是的,上天有眼,它于战国时期造就了在长江上游举头“问天”的三闾大夫之后,到了大唐年间又造就了在长江下游“举杯邀明月”的青莲居士;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北宋时期,它心犹未甘,又在长江中游造就了“把酒问青天”的苏东坡,并赠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卓绝的才华。难怪我们的东坡先生也曾经不无自负地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气自华,苏东坡年少时,就写过这样的诗句:“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世心。”“齐物”和“济世”,成了他后来在浮沉的宦海生涯中坚持勤政爱民的主旋律。他秉性刚正不阿,从不趋炎媚俗,坚持着自己“知民有难,不忍不言”的追求,始终以忠心劝谏,为民请命,发展生产,解除疾困,富国安民为己任。
  
  据《西湖人物》载:元祐四年七月,苏东坡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杭州,可是刚遇上是年亢旱,饥疫蔓延,东坡看在眼里,不禁忧心如焚,立即采取各种赈济措施。他不顾个人安危,上表朝廷,请求豁免杭州向朝廷上缴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度僧牒百”,换成米粮以赈灾济民。孰料入秋之后,又逢连日大雨,钱塘江、西湖水涨,郊区一片汪洋,舟楫行于市井。东坡再次上表,请求朝廷豁免上缴供米的一半,并打开义仓,先后粜出食米四十万石。他又组织人员多方募捐,设立医疗机构,深入村镇街巷分片治病。由于措施得力,杭州百姓度过了两次大灾荒。为了变西湖水害为水利,在杭州治事时,他每天都去工地参加挖葑除泥筑堤劳动,与劳苦大众同甘共苦,激发起筑堤者的热情,很快就建成了苏堤。
  
  又据《西湖游览志》载,东坡在杭州做了两年知州,只带回几块石头。他在诗中说道:“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他因为关心民瘼,为官清廉,深受人民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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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笑平生为口忙
  
  上天在赋予苏东坡卓绝才华的同时,也把无尽的坎坷、挫折、打击,作为一笔特殊的“礼物”抛给了他。可以说,才华横溢造就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但也造就了饱经磨难的苏东坡。
  
  毋庸讳言,才华横溢的人,由于口快笔锐,刚介不随,往往就与世俗格格不入——苏东坡就是这样的人。宋朝的费衮《梁溪漫志》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为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有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东坡小妾)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笑。”
  
  “腹有诗书气自华”。因为“腹有诗书”,难免恃才傲物;因为恃才傲物,所以心无旁碍;因为心无旁碍,自然口无遮拦。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持不同政见,力言其弊,认为“求治太急,所言太广,进人太锐”,投了反对票;司马光尽废旧法,“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又认为应该“较量利害,权衡轻重”,政策的多变易于引起“吏缘为奸而贼民”的不良后果,为此唱起了反调。新旧两党中的小人忌恨他对朝野之事太过关心了,而且从不讳言,明确表态,因此忿忿,便投井下石,让苏东坡陷入了党争的漩涡。
  
  其实,苏东坡的“不合时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皇上的忠诚,对黎民的热爱。上无愧于朝廷,下无怍于百姓,基于这样的思想理念,所以他口快笔锐,刚介不随。
  
  他曾多次自诩为“狂士”,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中他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颍州初别子由》中他又说:“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他还写诗咏志说:“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0?2这,也许正是他时时处处自觉或不自觉地张扬自己个性的最好诠释。
  
  他的性格,在某些人看来,忒过张扬,忒过显露;这样,就使他的为官生涯充满了变数,也为他的人生旅途种下了荆棘。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不合时宜”的本性,注定了苏东坡永远被悲愤骚扰的宿命。
  
  他做过官,而且为官生涯并不短暂,但他面对官场,绝对不如他在笔墨纸砚面前那样灵动活脱,得心应手,舒卷自如。他为文汪洋恣肆,他吟诗触处得趣,他填词翻空出奇……他因文字而驭风骑气,名满天下,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达官显贵们是容不得这样的人的;君不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你想上到山巅,我就非得把你按到谷底不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臣李定等人就先后四次上书弹劾苏轼。他们摘出苏轼的一些诗文,说这些诗文是“讥讽文字”、“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代称)”,“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
  
  根据“三人成虎”的定律,宋神宗果然龙颜大怒,立马下令御史台(乌台)审理。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的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心急火燎地赶到湖州衙门,当场把时在湖州知州任上的苏东坡给抓起来了。据目击者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在这次“乌台诗案”中,苏东坡被无辜关押了整整一百三十天。好在退了职的王安石不计在任时与苏东坡的龃龉,“宰相肚里能撑船”,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东坡才得以从轻发落,被贬往黄州了事。
  
  这只是苏东坡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而已。他的一生中遭受了太多的挫折——他由谷底攀上山巅,又从山巅跌入谷底,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尝尽了人间的甜酸苦辣。可以说,自他登上官场以后,其生命始终处于“流放”之中。在他的“生命曲线图”上,苏东坡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被掷入谷底,陷入了大起大落,迭遭磨难的怪圈。
  
  苏东坡遭受的最沉重的“连锁打击”可以从绍圣元年(1094)算起——
  
  这年四月,东坡落两职(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追一官(取消定州知州之任),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名义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孰料诰命甫下,又降为“充左承议郎”(正六品下)。
  
  六月,东坡赴贬所当涂时,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属官)、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安置。
  
  东坡无奈,携幼子苏过等南下,途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又被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地位比“司马”低的属官),仍然是惠州安置。是年十月,苏东坡才风尘仆仆地到达惠州。
  
  流年不顺,厄运牢牢地罩住了身心疲惫的东坡居士。到了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东坡再次被贬,贬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这一年,他正好迈入“知命”的门槛。
  
  从绍圣元年四月起,苏东坡的政治境遇每况愈下,呈现了“大滑坡”的趋势,并且一落千丈,滑到谷底,再也没有“回升”的机会。
  
  屡屡碰壁的苏东坡,曾不止一次地自嘲说,“人生识字忧患始”?0?2,“平生文字为吾累”,“自笑平生为口忙”;他还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依然是大笔振迅,寄慨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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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心安处是吾乡
  
  古人评诗论文,常常喜欢一言以蔽之。《沧浪诗话》评苏、辛两位大词人,说稼轩词贵在一个“豪”字,而东坡词则贵在一个“旷”字,实在是鞭辟入里的。一个“旷”字,就不仅把东坡的词风揭示得淋漓尽致,也把他为人处世的个性剖析得入木三分。
  
  “旷”者,开朗也,空阔也;今人谓之“旷达”也,“豁达”也,亦即放任达观。
  
  旷达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东坡的心胸,就像浩瀚的大海,无垠的宇宙,既能包容丽日蓝天,又能包容狂风骤雨。至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在不可回避的大难浩劫面前,都能够很好地调适自己的心灵,让自己始终处于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自乐其乐的超然境界。
  
  他是儒家传统古训下训导出来的士子,因此他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又精通佛老哲学,所以他一向以哲学的思辩看待人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使他常常能适时调整心态,换一种活法。自谪居黄州后,他便躬耕郡城东边的旧营地,并取名“东坡”,同时自号为“?0?2东坡先生”。这个自号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的背后,他始终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和追求。
  
  当他万里投荒,来到岭南的惠州以后,他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还说:“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中,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他作《纵笔》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宰相章惇闻之,勃然大怒,说他还这样“安稳”,就再贬儋州。
  
  为什么章惇要把苏东坡贬往儋州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章惇曾协助王安石编过《字说》,其中违反“六书”规律的所谓创新之论不乏穿凿附会之处,被苏轼嘲笑过。苏东坡字“子瞻”,他落难以后,为人刻薄的章惇便玩起了文字游戏,戏取“瞻”的偏旁,把他流放到了“儋州”。东坡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他的流放地就是“雷州”;而刘莘呢,自然就被贬往了“新州”。“龙游沟壑遭虾戏,风入牢笼被鸟欺。”才华横溢的苏大学士,就这样被章惇玩弄于股掌之上,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凌辱。
  
  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流放地是当时孤悬海外的“天涯海角”——海南岛。苏东坡在《与元老侄孙》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在大多人眼里,这里绝对是蛮荒之地,生活之困窘,环境之艰苦,从苏东坡在给侄孙的信中可见大略。然而,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在饱受折磨、历尽沧桑以后,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心态,这是一般人所万难企及的。他在岭南的时候,曾写过一首《渔家傲》,说:“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贫病交加的时候把眼泪吞入愁肠,是身陷绝境的时候把笑容朝向人间。安处困厄,寄情山水以自娱;咳唾成章,托志幽物以自喻。是的,没有睿哲的思辩,没有对患难的藐视,没有超拔忧恐的气度,没有对人生、对美好的事物始终不渝的执著和追求,是不可能有此旷达的胸襟的。这种“旷”的胸襟,使他能保证能够自己的精神独立,藉此战胜了多舛的命运。
  
  无论何时何地,苏东坡都能用一颗永远天真烂漫的童心来看待人间。他极善于“找乐”,也极善于“造乐”,他为人处世一直保持着他特有的诙谐、幽默、机智和达观,有关他的许多轶事佳话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譬如,他在黄冈的时候,曾戏作《食猪肉》诗,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0?2自此,肥而不腻的“东坡肉”,成了许多人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在海南岛,他把“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看作是“谪居三适”;尽管病老衰微,但他仍然豁达乐观,每日饮酒食芋,著述赋诗,从痛苦中超脱出来。
  
  在他的眼里,贬谪之地就是故乡,天涯海角也是胜地。在天气卑湿、地气蒸溽的海南岛,他在《在儋耳书》中做了至为旷达的想象,文中写道:“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是的,有了这样的胸襟,章惇等人又奈我何呢!
  
  浪迹天涯,万里为客,形影相吊,本是让人深感“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事,但是,清雅出尘的襟怀,飘然脱俗的气度,使我们的东坡先生始终能自得其乐、自乐其乐。他在《定风波》一词中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就是他宠辱不惊、随缘自适的生活哲学。
  
  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苏东坡那样,“一蓑风雨任平生”,以旷达的胸襟来对待人间所有的“乘除”——“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倘能如斯,还有什么能够打败你呢!
  
  (作者系上海吴淞中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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