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宪章》的起草说明

《中國文化宪章》的起草说明
　　
　　
　　 《中國文化宪章》是由王功权先生最初动议，由王功权先生资助，由段振坤先生负责学术研究完成的。段振坤先生放弃常规学业和工作，闭门研究炎黄文化近20年，在王功权先生建议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深入挖掘和整理，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达500个命题之巨的《权利之道》一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段振坤先生与王功权先生以《权利之道》一书为基础，又通过多次讨论与研究，最终浓缩《权利之道》的研究成果，完成了《中國文化宪章》的起草。
　　 顾名思义，中國文化宪章就是中國文化精神。在先秦黄帝書与诸子百家的学说中，中國文化精神就是一个字“道”，或两个字“大道”。因此起草《中國文化宪章》，就是以“大道”为中心，张扬和申张大道精神。与“道”无关者，不入《中國文化宪章》，是为宪章标准。
　　 何为“道”？对“道”概念的厘清，只能诉诸文字本身，以造字者造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作为“道”概念分析的基础，这样才能没有争议。道（象形文字，略），金文作 （象形文字，略）（曾伯簋），楚简作（象形文字，略） （郭店楚简《道惪经》甲本简6），从人从行，造字本义指人的道路，人的道路即人道，人道的本质属性是权利，故由人道引申指权利；由权利引申指权利法则；由权利法则引申指纯粹权利。所谓“大道”，就是伟大的权利法则。
　　 在先秦文献中，三皇五帝之黄帝書与诸子百家有着重要的分野，能够从其内容本身推理出产生其思想的社会性质。我们通过大量考古发掘报告所展示的地层与墓葬资料，能够复原史前万年以内各个时期基本的社会性质。从而，我们能够根据文献内容所展示的社会性质，与地层资料所展示的社会性质，将产生文献内容的时代与地层对应起来。
　　 黄帝書文献展示了三个重要的社会性质，一是其执雌持下与尊母归阴的思想，说明其社会性质处于母权本位鼎盛时期；二是其十分张扬的自治、自主、自由与平等的思想，说明其社会性质属于高度自治的平等社会；三是其相当巩固的原始民主精神，说明其社会性质属于原始民主盛行的母系氏族社会。
　　 《中國文化总纲》根据各考古发掘报告的一手地层资料，认为距今8000年至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其社会性质才有条件孕育和产生黄帝書文献所承载的思想。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國史前社会是一个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以母权为本位的高度自治的平等社会。
　　距今6000年以后，史前社会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在距今6000至距今5500年之间，等级性中心聚落开始出现；距今5500年至距今5000年，整个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开始由母权本位社会走上父权本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等级制度开始建立，人牲与殉人开始出现，权利法则开始沦丧。
　　 从以上的变化可以看出，黄帝書的主要思想观念，其思想土壤扎根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于黄帝書有着浓重的对权利法则走上沦丧的忧虑，这个思想特征与距今6000年至距今5500年之间这个特殊时代极相吻合。这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前段，尽管母权本位意识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开始走上衰落，父权本位意识正在孕育之中。黄帝書所展示出来的内心深处的忧虑，恰恰烙上了距今6000年至距今5500年这个时代的烙印。
　　 距今5500年至距今5000年，母权本位已经趋于崩溃，父权本位已经确立，黄帝書所表达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这种特殊时代的忧虑不会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段和晚段产生。也就是说，黄帝書思想观念的形成，不会迟于距今5500年，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有什么的土壤，才能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任何思想都是一段漫长岁月实践经验的总结与遗存。
　　 在文献上，虞舜是进行思想断代的关键人物。《虞书?大禹谟》述虞舜对大禹所说的话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心已经不正，权利法则的精神已经隐没。只有虔诚于权利法则，只有坚持永恒权利，永远坚持内在权利。这说明权利法则的精神也就是大道精神在舜的时代已经彻底沦丧了，从考古地层资料上来看，虞舜时代的权利精神早就荡然无存数百年。虞舜之所以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与他试图挽救大道密切相关。
　　 清华楚简《保训》云：“昔舜舊作小人=，新（亲）耕於鬲丘。恐救中，自詣厥志，不諱于庶。萬生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遠邇，迺易位邇詣。則陰陽之物，咸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惟允，翼=（翼翼）不解（懈），用作三降之惪。帝堯嘉之，用受厥緒。”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从前舜做了很久的普通百姓，亲自耕种于鬲丘。担心和挽救内在的权利法则，他决心自己前往，不忌讳在平民百姓之中。氏族有上万之多，他想要获得推行，于是上下远近，改变所在的地方，然后到接近的地方去。因此从阴阳到社会，都依从权利法则而不背离。舜已经实现了内在的权利法则，说不能改变其实体、更改其属性。自己更加小心在意思考其长久，一点不敢疏忽与懈怠，用来作为天地人赋予的正义。帝尧嘉奖他，任用和授予自己未竞的功业。
　　 虞舜身体力行地申张权利法则的精神，他可能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从虞舜时代的地层资料来看，虞舜的努力是失败的，社会在继续恶化。虞舜死后不久，王权就开始正式建立起来。
　　 从虞舜的事实可以看出，虞舜之前的数百年和虞舜之后的三代，完全不再有产生黄帝書那种原始民主精神相当巩固、自治与自主意识十分强烈、母权本位非常鼎盛的社会条件，其社会性质完全不能产生黄帝書的观念与思想。
　　孔安國《尚書序》：“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書，谓之《五典》，言常道也。”黄帝書正是《三坟》的影子，它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遗留。
　　 春秋末年的老子、孔子、墨子都对大道的沦丧溢于言表，我们从诸子百家中基本上看不到那种深厚的大道精神，因为诸子百家的思想不是“大道之行也”的时代所孕育的，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大道沦丧时代的烙印。因为起草《中國文化宪章》的唯一标准是大道，因此宪章信条主要来源于为先秦诸子所崇奉的黄帝書或黄帝言论，另外析取老子、孔子、文子对大道加以申述的部分言论。
　　
　　段振坤 王功权
　　
　　2011-6-3